郭象《庄子注》与魏晋美学思潮

中国文化发展到魏晋，围绕着《老子》《周易》《庄子》三书而展开的各种义理阐释之学深入人心。由此，玄学渐趋取代统治两汉数百年之久的经学传统而成为时代主流思潮。以玄学为主要依托，魏晋士人构建了一套表征自身独特地位的精神文化体系并铸造了在中国美学史上影响深远的熔生命美学、自然美学、生活美学、文艺美学为一炉的士人美学体系。其中，个体感性生命的觉醒、山水自然之美的发现、魏晋名士的生命风流以及士人文化艺术体系的建构和趣味等都属于与魏晋玄学紧密关联的美学新思潮。然而，对魏晋美学思潮的理解，除了去勾连其与玄学的密切关系外，还应看到魏晋思想世界所具有的多元复杂性特征。除了儒家经学、汉代元气论哲学、老庄哲学的传统影响，道教、佛教等宗教哲学也深入地浸染了人心，再加上新兴的主流玄学也存在着“本无”“崇有”“独化”“玄佛合流”等不同旨趣，这使得魏晋思想世界呈现为多元文化的冲突与交融。这种多元文化、不同思想旨趣的碰撞、交织、融通也深刻地影响了魏晋美学，从而造就了魏晋美学复杂多维的理论面相与实践方式。从魏晋名士的生命形态来看，多元思想的渗透影响着魏晋士人内在深层的精神世界，从而造就了他们矛盾冲突的生命世界：时而遗弃世事，时而利欲熏心（如山涛）；时而疾恶如仇，时而又诫子寡言慎备（如嵇康）；时而简要清通，时而贪财鄙吝（如王戎）；时而坦荡旷达，时而夜起彷徨（如阮籍）；时而操节守义，时而放荡淫逸（如周）；时而任诞风流，时而高德雅量（如谢安）；时而才情高远，时而诞纵秽行（如孙绰）；时而畅叙幽情俯仰自得，时而兴怀感叹痛悼死生（如王羲之）；时而兄弟情深不能顺命，时而无情适性随遇而安（如王徽之）；时而攀条执枝泫然泪下，时而废主立威杀人逞欲（如桓温）……此正如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所写：“而平叔以党曹爽见诛，触死权之网也；辅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胜之阱也；山巨源以蓄积取讥，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侯玄以才望被戮，无支离臃肿之鉴也；荀奉倩丧妻，神伤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胜，异东门之达也；嵇叔夜排俗取祸，岂和光同尘之流也；郭子玄以倾动专势，宁后身外己之风也；阮嗣宗沉酒荒迷，乖畏途相诫之譬也；谢幼舆赃贿黜削，违弃其余鱼之旨也：彼诸人者，并其领袖，玄宗所归。其余桎梏尘滓之中，颠仆名利之下者，岂可备言乎！”檀作文译注：《颜氏家训》，中华书局，2007，第116117页。这些看似矛盾的生命表现都真实地发生在魏晋名士身上，构成了魏晋风流的多重纠结面相。这里，生命形态展示出来的不再是完美之道德人格的高尚或超然之精神境界的高迈，而只是具体生命偏执却又真实的独特个性。不但生命形态如此，魏晋的其他美学思潮内部也蕴含着多元的气质走向。魏晋个体感性生命的觉醒实际上既源于汉魏以来的元气论与才性论传统，又源于玄学本性论哲学的推动。魏晋对山水自然的审美经验就有着感物缘情、以玄对山水、以佛对山水、情景交融等形态流变。在魏晋士人文化艺术的审美追求上，也有着雕缋满眼的重形之美与清水芙蓉的重神之美的不同偏好。对于魏晋美学的这种多元气质，研究者不能囫囵吞枣式地统而论之，需要将之置于汉学、玄学、佛学等多元思潮的交替与辨析中方能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具体把握。以玄学为核心，并保持与汉学、佛学的内在张力，更为细腻、立体地阐释魏晋美学新思潮得以出现的思想语境是本书研究的一个缘起。对于魏晋兴起的美学思潮，学界多有人从经济、政治、哲学、宗教、艺术等角度来进行阐释，很好地推动了对魏晋美学的理解。可以说，魏晋美学与艺术的新变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塑造的。其中，以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等为主要反思内容的哲学当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哲学层面上来说，学界亦在经学、老庄、佛学、玄学等方面多有论述。在诸多哲学理论研究成果基础上，如果要对魏晋美学研究有进一步突破的话，尚需要引入更为细致的理论辨析意识在研究过程中，笔者既感受到了细致的理论辨析意识对于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同时又产生了颇多困惑。由于中国哲学、中国美学概念的模糊性与交叉性，要彻底明确地辨析一些概念与思想之间的差别往往是很难做到的。本书中所涉及的诸如“气化”与“玄化”、“物感”与“物色”、“本性”与“心性”、“内在超越式精神境界”与“客观本然的生命境界（客观实存的生命精神）”等概念有时也会有难以截然分别之处。即便如此，本书仍尽可能以边缘可以模糊但中心必须清晰的原则来运用这些概念并指出其间的思想差异。。这种更为细致的“辩名析理”意识要求不能简单、笼统地去谈何种哲学如何影响了魏晋美学，而应该对哲学内部差异以及魏晋美学的内在细节差异进行具体呈现，建立起具体哲学理论与具体美学理论之间的勾连机制、中介环节，并继而去看看其间是否存在着一些可以把握的演进规律。拿玄学与魏晋美学的关系来说，由于魏晋美学是多元形态的（有时这种多元形态会在一个人身上呈现矛盾与冲突），故在阐释玄学与魏晋美学的关系时应具有如下问题意识：一方面，不能把魏晋美学思潮的出现都笼统地套到玄学影响之上，还要看到汉学、佛学等其他哲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必须在把握玄学特性的基础上对玄学内部差异进行分疏，以建立具体玄学与具体美学之间的勾连环节。汤用彤曾说：“魏晋时代思想界颇为复杂，表面上好像没有什么确切的‘路数’，但是，我们大体上仍然可以看出其中有两个方向，或两种趋势，即一方面是守旧的，另一方面是趋新的。前者以汉代主要学说的中心思想为根据，后者便是魏晋新学。我们以下不妨简称‘旧学’与‘新学’的两派。‘新学’就是通常所谓玄学。”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11页。按汤用彤的看法，“本于阴阳五行的‘间架’”的汉代“旧学”与“用老庄‘虚无之论’做基础”的玄学“新学”在魏晋时代的思想界是并行的，且新学有着取代旧学的总体趋势。所以，对魏晋美学的研究，应特别注意要在对这两派哲学有所区分的意识基础上，自觉地去呈现玄学所带来的美学新貌。目前学界尚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如不加区分地去讲刘劭《人物志》与晋人的人物品藻、不加区分地去讲陆机的物感与刘勰的物色、不加区分地去讲钟情与忘情、不加区分地去讲任诞适性与心性境界、不加区分地去讲形似与传神的对立等，而这正是因为缺乏细致的理论辨析意识。对这些问题的阐释与厘清，要求研究者具有细致的理论辨析能力与具体的审美经验感受能力。本书聚焦郭象哲学，试图建构一种细致而具体的哲学理论与美学思潮之间的勾连机制。王晓毅说：“郭象《庄子注》是一部杰作，是魏晋玄学的集大成之作，放眼整个魏晋南北朝思想史，没有哪部著作能与其比肩。但，它不能视为郭象个人的作品，而是凝集了汉晋之际中国思想家的智慧，将黄老、老庄、儒家哲学以及前辈玄学家的思想成果融为一体，解决了魏晋时代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课题。”王晓毅：《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中华书局，2003，第276页。叶维廉也说：“郭象注的南华真经不仅使庄子的现象哲理成为中世纪的思维的经纬，而且通过其通透的诠释，给创作者提供了新的起点。”叶维廉：《中国诗学》，三联书店，1992，第91页。正是由于郭象的《庄子注》在魏晋时代具有“思想熔炉”“课题聚焦”“思维经纬”的理论地位，通过一个文本来联动社会思潮的研究方法成为可行。出于这种考量，笔者以对魏晋士人极具影响力、具有理论熔炉性质的向秀、郭象《庄子注》本书所引《庄子》原文与《庄子注》文字，均据曹础基、黄兰发点校《庄子注疏》（中华书局2011年版）。为切入口，意图建构一种郭象玄学与魏晋美学之间的具体勾连机制。经由这种具体勾连机制，笔者发现，除了《庄子》本身哲学的影响，作为魏晋玄学理论高峰的《庄子注》里呈现的玄学观念，更对魏晋玄学美学产生了*为深刻的影响。《庄子注》一书，堪称魏晋诸多美学形态的理论写照、哲学根据。不但如此，郭象哲学还在两汉哲学与隋唐佛学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郭象哲学美学意蕴的研究，实有助于理解元气论美学、玄学美学、佛教美学之间所出现的历史转承。汤一介曾对郭象在中国哲学史的地位画过大小两个圈：其大圈为“两汉哲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其总体小圈可为“王弼―郭象―僧肇”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第101102页。。从汤一介的大小两圈中不难看出，郭象哲学可视为两汉哲学与隋唐佛学转捩的核心节点。郭象哲学的这一转折意味，笔者在研究中也深深地感受到了。经由对郭象哲学与美学的把握，实能较好地勾勒出中古美学的思想史流变。可以说，郭象玄学在中古美学史上起到了“破前启后”之功，是一种极具理论个性与历史价值的思想体系。所谓“破前”，是说郭象玄学不但突破了先秦两汉哲学，同时也与何晏、王弼等人的玄学不同。不论是儒家的道德哲学还是道家的精神境界哲学，先秦哲学都是以心性论为主的，追求的是修养与工夫。两汉以气阴阳五行哲学为主，注重的是事物之间的气感类应关系。而何晏、王弼的“本无论”哲学所持的“反无”“体无”“反本”“性其情”等观念，亦表明他们对精神本体“无”的追求更多倾向于一种精神境界论形态。郭象哲学则与之不同，破除了气阴阳五行构筑的关联感应性宇宙网络，面对普罗大众打开了一幅经由具体个体“自生独化”而组成的现象世界画面。同时，郭象的本性论哲学在剔除心性工夫与精神本体的基础上，高扬了一种无须借助艰涩的修养工夫人人皆可适性而得逍遥的世俗生命存在之形态。这种本性论哲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既是新创的也是前卫的，其对魏晋的自然观、人生观、审美观、艺术观的影响也是新颖的。事实上，魏晋的一些新美学思潮多能在郭象玄学中找到哲学理据的支撑。因此，以郭象玄学为关键节点，当能呈现出魏晋美学思想之于先秦两汉的差异、演化与新质。所谓“启后”，是说《庄子注》作为魏晋名士理解《庄子》的重要窗口，其蕴含的现象之“有”的自足无碍、无心玄应等观念直接成为接引佛教的一个玄学中介，并因此影响到了后来的佛教本土化历程，从而影响到了中国美学后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