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诗歌日

后记《诗，生命的自我表达——答敬文东》节选 敬文东：一般说来，现代主义文学被定义为有罪的成人之诗，诗人和作家更多关注负面的、消极的情绪。您可能是少数几个在诗中关注幸福的诗人。整体看待您的诗歌写作，有心的读者从中发现幸福诗学并不困难。您觉得幸福和诗到底是什么关系？ 臧棣：我的诗歌书写中的确包含了一种对幸福的渴望。这和早年我对希腊思想的阅读有关。希腊的哲学里有很多对幸福和人生之间的关系的思考。而我的理解是，世界观意义上的幸福，不单纯是对人生的可能的一种性质的判断。它更主要的启示，在于“幸福”这个词向我们昭示了一种生命能力，如果生命的智慧是可以被把握的，那么，对幸福的体会展现的是一种体验生命的自我的能力。我当然知道，现代主义文学的主流是阴郁的。并且，在文学观上，这种阴郁的气质被认为是与文学的思想深度联系在一起的。正像在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选项面前，乐观主义先天就被植入了一种浅薄。而悲观主义，很容易就显得深刻。说实话，我很反感这一点。这是一种很严重的文学势利眼。我不是乐观主义者，正如我也绝不可能是悲观主义者。几乎所有的现代主义文学都热衷于揭示所谓的“真相”，其实，这也非常势利。诗不是真相。如果世界是以真相的形式存在的，那么，在我看来，这不仅是邪恶的，也是可怕的。诗是反真相的。就像我前面讲过的，诗是它自己的天堂。我的本意并非要把诗比成天堂，而是试图澄清诗首先是一种存在。一种比个体短暂的存在更持久的存在。没有这种内嵌在诗中的存在性，我们凭什么感受到杜甫的精神呢。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同情海子的直觉。海子其实也反感现代诗歌中过于“阴郁”的那一面。大约从很年轻的时候起，从我读过尼采之后，我便开始有意识地从我自己身上逐步清除现代文学的“阴郁”（你说的“负面的、消极的情绪”）的东西。按尼采关于主人和奴隶的划分，我自己倾向于认为，现代文学中的“阴郁”（甚至包括“巴黎的忧郁”、本雅明的忧郁、卡夫卡的阴郁），自觉不自觉都可能陷入了一种奴隶的逻辑。尼采讲过，人还是要做自己的主人。虽然这很难，但对我而言，自我和诗的关系恰恰提供了一种千载难逢的机遇。我和张枣也曾就诗的积极和诗的消极，有过分歧很大的“辩论”。张枣说，我的诗太积极了。当然，他讲的我的诗的积极，是说我太信任语言的雄辩了。但其实，我的基本诗观是，诗必须体现出一种生命的创造性。我的基本感觉是，在诗的创造性面前，人们习惯谈论的“积极”也好，“消极”也罢，都不重要。华兹华斯讲过“孩子是成年的父亲”。其实，写出成人之诗，相对而言，还是容易做到的。立足于悲观地感受世界，成人之诗这种东西，不难写出。真正难的是，基于生命的创造性，又好奇于生命的可能的诗。或者引入德勒兹的眼光，成人之诗，以人生的悲剧性为底色的诗，已陷入阴郁的泥淖，从而丧失了一种生成性。我还是想天真的诗。诗的天真，或天真的诗，不代表对人生的缺陷或历史之恶缺乏洞察。恰恰相反，诗的天真，正是基于对历史之恶（恩格斯的概念）深具洞察，不甘于生命的可能全然被其吞噬，而进行的一种生命的反抗。 敬文东：在一首名为《抵抗诗学丛书》的诗作中，您这样写道：“这首诗关心如何具体，它抵挡住了十八吨的黑暗。/这黑暗距离你的胸口只剩下/不到一毫米的锋利……”读者可以认为，这首诗触及了现代诗学的一个核心主题：诗的命运和诗人的命运。臧棣先生如何理解这个您自己提出的诗学问题？ 臧棣：抵抗诗学这样的说法，带点概念秀的意味。从我自己的诗歌观念来说，抵抗诗学，依然有点姿态化。大致可以把它看成一种针对流行观念的戏份。对我而言，诗的表达一旦流于抵抗诗学，多少表面诗人自身的思想逻辑就已经被套牢了。说实话，这东西，对诗歌这么高级的想象力而言，依然太浅显了。话虽如此，它也还是揭示出了现代生存的严峻性质。说到抵抗，对我而言，首先就是要借助诗的眼光，借助诗歌语言的角度，将世界的丰富性从世界的观念性中解救出来。这一过程，*重要的步骤，就是人们尽可能地借助诗的表达回到具体的生命情境中。现在的生存中，人的具体性几乎已被掏空。很多时候，也许我们和事物离得很近，但其实并没有形成具体的感受事物的能力。所以，对我而言，诗的写作首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表达生命的具体性。生命的具体性首先反映在现实存在对个体的生命的剥夺和异化方面。这种被剥夺感，构成了诗人*基本的命运情境。面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剥夺和扭曲，诗除了强力展示语言的创造力，别无更好的出路。诗的命运，依然是成就生命的智慧。这方面，我还是愿意相信弗罗斯特的话：诗始于愉悦，终于智慧。诗人的命运中，如果有特别艰难的东西，我赞成布罗茨基的态度，还是要超然一点。因为这不仅涉及诗的尊严，也涉及生命的尊严。布罗茨基不赞成诗人在诗的表达中过多展示自己的痛苦。那有点像拿生命的痛苦卖艺。有时候，我也会感到自己很矛盾。因为我有点抵制这样的念头：通过在诗歌中表达生命的苦痛，从而获得生命的治愈。真正的苦痛，非常神圣，不可能被任何东西治愈。人们通常说治愈，或期待诗的表达有一种纾解作用，这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诗的治愈，其实是一种情绪的转移。诗的命运是语言的命运：卷入世界的搏斗，并在其中彰显美的可能。 敬文东：读您的诗，读者更容易从文字的移动中，体会到一股神秘的气息。这气息对于您的诗歌写作意味着什么？ 臧棣：诗的神秘，包括诗和神秘的关系，经常被误解。但对我而言，诗的神秘是很真实存在的一种东西。首先，经过语言的组织，诗被创造出来，反映了人们对世界的一种感知。这个过程，对人的生命意识的影响，就很神秘。其次，诗的神秘，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人的生命感觉的活跃程度。一个已经被人生的艰难摧毁的人，生命已经非常疲倦，因而也不可能对世界的丰富性有着旺盛的感知。所以，诗的神秘反映的是宇宙的丰富性。在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中，诗的神秘，意味着一个积极的生命总渴望找到新的角度，在新的层次，发现人和事物之间的新的关系。正是这个关系，活跃了生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诗就是不祛魅”，也是我早年倡导的一个立场。现代文学太依赖“事实”，又在文学主题方面，把文学的事实性理解得太狭隘，总喜欢把诗的表达纳入一种经验的逻辑。这其实是需要警惕的。里尔克讲过“诗是经验”。当然，从诗人自身成长的轨迹而言，作为一种提醒，这句话也还是有益的。但我现在的想法是，“诗是经验”，并非说诗的表达要以回到经验为终极目的。这怎么可能？“诗是经验”，依然是一个比较浅层次的东西。就像再怎么有经验，人们依然会遭遇人生的难题一样。“诗是经验”，从逻辑上深究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尼采意义上的奴隶意识。诗高于经验。所以，我的基本想法是，诗的神秘有助于开启生命对这个世界的更丰富的感受空间。 敬文东：您能对您的读者谈谈您*核心的诗歌观念吗？ 臧棣：诗是生命的自我表达。诗是生命的*高智慧的体现。对我而言，人和世界的关系，人和生命的关系，如果能实现一种价值的话，那么它必然意味着诗和自我的关系。对生命的启示而言，也没有比诗歌更无私更高级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