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日月长

初到长沙 1937年9月22日，朱自清冒着危险出京赴长沙，历经数十天的奔波，一路中转了六七次，终于于10月4日中午到达，随即住进了位于长沙小吴门外韭菜园1号的圣经书院（也有称“圣经学校”的，“书院”是沿袭古称）——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即设于此处，朱自清相当于正式报到了。 刚到长沙，朱自清就开始紧张地忙碌。 当天下午，朱自清丢下简单的行李，还没有消除旅途的疲劳，就拜访了校长梅贻琦、教务长潘光旦和秘书长沈履。三位校领导在简单地问询了途中的情况之后，就开始了解中文系的情况。朱自清亦把掌握的教师信息报告了他们。也是在这一天，长沙临时大学第五次党委会任命朱自清为长沙临大中文系教授会主席，相当于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在清华的时候，有几次要辞去中文系主任一职，专心问学、著述。这一次的教授会主席之职，他却丝毫没有犹豫就受命了——谁都知道，国难当头，教育是抗战的一部分，唯有全力以赴，才能分解学校的负担，也是尽心尽职，为抗战做贡献。 1937年10月4日中午，朱自清在曲园设宴，招待叶公超和邵循正。邵循正是清华大学青年教师，1909年出生，1930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历史，所著硕士学位论文《中法越南关系始末》二十余万字，引起不小的反响。1934年赴欧洲留学，在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东方语言学院从汉学家伯希和攻读蒙古史，学习古波斯文；次年转入德国柏林大学继续攻读蒙古史，1936年回国后，被聘为清华大学历史系讲师。这次也随校南迁，来到长沙临时大学历史系任专任讲师。叶公超是朱自清的老同事，高中和大学都是在美国读的，获美国麻省赫斯特大学学士学位，号称其英语比汉语的水平高，1924年获英国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少年成名，浪漫潇酒，曾在上海参与创建《新月》杂志，1929年任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和朱自清关系很好，北平沦陷时，朱自清还把长子朱迈先托请他带到扬州，然后去南京。梁实秋在叶公超去世的悼词中说：“抗战军兴，公超与我相偕由平赴津，颇为狼狈，旋至南京，我又与公超、杨金甫几位奉命同登‘岳阳丸’直开长沙待命。我与公超先是住青年会，后与樊逵羽等会合迁居韭菜园办事处，无所事事，苦闷非常。”从这段话中得知，朱自清此时和叶公超同住在韭菜园宿舍里。朱自清这时候请客，应该是感谢不久前托请他把朱迈先带到扬州，毕竟那是冒风险和担责任的事，另外也有工作上的交集。10月6日，汪一彪邀请朱自清去青年会吃锅贴、汤包和面条。朱自清在日记中用“美味”二字来赞美，看来是好久没吃好东西了。接下来几天的日记所记都和吃有关，10月7日日记日：“宴公超、心恒于曲园，菜不佳。”8日日记日：“啖涝糟蛋。”9日日记曰：“梅校长下午四时于麻园岭举行茶会，参加者六十余人，宣布文学院迁至南岳。” 同年10月11日，又访冯友兰，谈临大文学院迁址衡山事宜。由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湖南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教育部代表杨振声六人为筹备委员，指定三校校长为常务委员，杨振声为秘书主任，校址设长沙韭菜园1号原圣经书院旧址里。共有教师148人，职员108人，学生1452人（包括借读生218人，招收新生114人），合并为文、理、工、法商4个学院17个系。因韭菜园1号校舍不够，又将文学院迁到南岳圣经书院，对外称为长沙临时大学南岳分校。其中清华学生631人，教师73人，把文学院迁出圣经书院而到地处南岳山中的南岳圣经书院，是个不小的工程，这些都是要他这个中文系教授会主席操心的。 10月13日，朱自清访许杰和王力。许杰是浙江天台人，1921年入浙江省立第五师范读书，发起组织微光文学社，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不少新诗、小说和散文，在《小说月报》1924年第15卷第8号上发表中篇小说《惨雾》而引起文坛关注。1924年至1926年曾在宁波、上海任教，恰好朱自清这时候也在宁波白马湖畔春晖中学任教，二人可能就是在这时认识的。许杰在《朱佩弦先生的路》里，记述了这次见面：“抗战初起那年，我从上海到了长沙，正巧佩弦先生也随着清华南迁，到了那里。那时，我多次到小吴门外的圣经学院去看他，接连碰面了好几次。”碰面好几次都谈些什么呢？许杰又在《坎坷道路上的足迹（十三）》里说：“我同朱自清协商，问是否可以到这个临时大学教书，朱自清告诉我，目前只能以清华、北大、燕京（应为南开）三校原有的教职员为主，不聘请校外人员。其时，中央戏剧学院的院长余上沅也到了长沙，准备在长沙复校，朱自清便介绍我去同余上沅联系。所以，由于朱自清的介绍，我同余上沅有过一面之交。”王力是朱自清的同事，早在1926年朱自清任教于清华大学时，王力就考人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赵元任；192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1931年，以论文《博白方音实验录》获法国文学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1936年写了《中国文法学初探》，倡导从汉语的现实中寻求语言规律。这次王力来长沙，一路上更为艰险，历经两个月才到达。 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