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名湖到新开湖:郑克晟师友杂忆/郑克晟著

三十年风风雨雨 ——郑天挺与北京大学 郑天挺（1899—1981），字毅生，福建长乐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1920年毕业。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进修研究生。1924年留校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兼北大秘书长等职。在西南联大期间，任历史系教授兼西南联大总务长、北大秘书长、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1946年后，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秘书长等职。郑天挺自1933年至1950年任北大秘书长，历时十八年，是三四十年代北大的重要负责人之一。1952年院系调整调至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授、系主任、副校长、顾问、全国人大代表等职。 郑天挺青年时代进入北大，步入老年走出北大，先后三十多年的北大生活，风风雨雨，岁月沧桑，留下一些雪泥鸿爪。我们根据郑先生遗留的日记、信件、回忆资料等，选取部分历史片断，写出《郑天挺与北京大学》，含北大轶事，以纪念这段岁月，并深切地缅怀郑先生。 一、考入北大国文系 1917年夏，郑天挺考入北大国文系。他在回忆这段学校生活时曾说： 北大录取后，很快就入学。同班三十二人，年龄参差不齐，有的三十多岁，和我同样年龄的约占一半，*小的只有十七岁（罗庸）。这些同学各有所长，大多有“不可一世”之慨。我自知根底差，只有加倍努力，迎头赶上去。所以这时我除学习本系课程外，还要旁听其它方面知识，并须每天读史书。每天除上课外，天天跑图书馆，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连报纸都很少看了。即或偶尔一看，也是把它当成历史故事看。 一九一八年，我十九岁，这时北大的同学很活跃，有三种不同方面的刊物出版：《新潮》、《国民》、《国故》。但我们班的同学却仍然各自埋头读书，很少参加活动。记得有一人给《国故》送了一篇稿子，受到同学揶揄。大家都自命清高，认为投稿是自己炫耀才识，颇不以为然。我很受这种思想影响，后来不敢、也不愿以自己文章就正于人，因而亦就很少写文章。班上的其他同学，也大多如此。 在北大同学中，这时较熟的有郑奠、罗庸、张煦、罗常培（长我一班）等人，他们都是异常用功的，给我鼓励很大。此外还有邓康（中夏）、许宝驹、杨亮功、萧禀原、王友颙、许本裕（惇士）、彭仲铎等。 从这年开始，我又在贵州老学者姚华先生家听他讲文章，讲金石文字。同听讲的有俞士镇、王翼如、罗承侨（惠伯）、汪谦（受益）、周一鹤等十几人，每周末晚间一次。[ 郑天挺：《自传》，见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4月版，第374-375页。] 二、在学时积极参加五四运动 1919年，郑天挺仍在北大学习。这年5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这次运动中，他也走出了书斋，参加了学生会的工作。他曾代表北大到天津南开中学联系了一次，并走向街头，作了一些宣传活动。到了11月，日本帝国主义在福州残杀中国人民，并派海军陆战队登陆威胁。当时福州的学生曾愤怒地举行示威游行，北京福建籍学生也起来响应，组织旅京福建学生联合会，抗议日本的暴行。他也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到街头讲演，宣传不买日货，并为学生联合会募捐筹款，举办游艺会等。当时会中还出版《闽潮周刊》，他曾用“攫日”笔名写文章，宣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会中还曾向北洋政府外交部多次请过愿。 五四运动及福建学生运动（即“闽案”）时，和他常在一起的有郭梦良（弼藩）、徐其湘（六几）、朱谦之、郑振锋、黄英（庐隐）、许地山、龚启鋈（礼贤）、张忠稼（哲农）、刘庆平、高兴伟等人。大家都是福建人，其中郑振铎还是他的本家侄子，以后过从亦多。 1920年春天，福建学生运动仍在进行。这时有十几个福建学生在北京组织了一个S.R（Social Reformation）学会，意即社会改革。除了朱谦之、许地山外，前面说的那些人都参加了。另外还有女高师几个人，北大有郭梦良、徐其湘和他，师大（当时称高师）有张哲农、龚礼贤、刘庆平，女高师有黄庐隐、王世瑛、高奇如、何彤，清华有王世圻，师大附中有高仕圻，铁路学校学有郑振铎，汇文中学有林昶，共14人。这个会并没有公开。大家原想共同学习些社会改革的新思潮和新东西，但因为很快即到暑假，大多数人都毕业四散了，无形中就瓦解了。这个会没有组织形式，没有负责人，仅是各人按姓名笔画用英文字母排列个次序。朱谦之也是北大的福建同学，颇有才气，看书也多，他当时是无政府主义者，不谈社会改革问题，所以没有加入。郭梦良后来与黄庐隐结婚[ 郭与黄于1924年1月13日在上海结婚，当时郑先生曾撰联向他们祝贺。联曰：“积三载同心宿愿始偿，趁吉日良辰一罄衷素；结百年好合旧盟重沥，正新梅艳雪交映园庭。”盖他们两人三年前以文字订交，久欲婚而未果，此联全系纪实。]，在上海法政大学任过教务长，1925年即病死。 三、在北大时的几位学长 郑天挺同班同学中对他帮助*大的是郑奠（1895—1968），他字石君，浙江诸暨人，人极忠厚，事母至孝，因年龄较大，同学尊称他为“老大哥”。 1923年左右，经他介绍，郑天挺到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后改为“女师大”）讲授人文地理，1926年“三·一八修案”中牺牲的刘和珍即是他们的学生。刘家境贫寒，上有母，下有弟，急待救济。3月25日女师大师生为刘等人举行追悼会后，郑天挺即与郑奠共同发动为死难家属募捐等事。 郑奠在学业上对郑天挺帮助亦大，1926年，某一次他向郑天挺出示日记，内中分养生、进德、治学、事务、见闻、杂识诸栏。后来郑天挺所记日记内容大多依他的规范。 郑奠在30年代北大国文系的地位已极高。1934年国文系改组，由胡适任系主任，而主持系务的就是他。 抗战开始时，郑奠适逢回到家乡，因照顾老母，乃在家乡办抗日中学，未随北大其他教授去西南联大。当时家乡条件艰苦，他一无所畏，为抗战办学竭尽全力。抗战后在浙大教书，北大曾多次约他回校，终因故未成。1952年，浙大文科取消，他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由于他抗战八年与北大脱离关系，又多年未能安心从事研究，加之又僻居家乡，故声名随被湮没。 郑天挺同班*小的是罗庸（1900—1950），他字膺中，北京人。1922年，郑天挺与他及张煦（怡荪）三人同入北大研究院国文门为研究生。他亦是30年代北大国文系教授，后任西南联大及北大中文系主任。罗庸有才华，学习亦刻苦。早在20年代末，他即在中山大学任教，声名甚著。但晚年笃信佛学，著文较少，且不愿发表。1946年，三校复员，他独自留在昆明师范学院任教，1949年又应梁漱溟先生之聘到了重庆勉仁学院教书，1950年即因脑溢血病逝。 张煦也是郑天挺同班的，后来又与郑先生同为研究生。他一辈子专治藏学字典，抗战后一直在四川工作，晚年时字典终于出版。他对郑天挺也诸多鼓励。抗战前郑天挺在《国学季刊》发表《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一文，影响极大。张语郑曰：“这篇文章是以*习见的材料，得出*公允的结论。”抗战爆发后，他听说北大要南迁昆明，力劝郑天挺注意南诏史的研究。 郑天挺班上还有一位同学朱谦之。他与郑天挺同岁，因为都是福建人，所以熟识。朱读书多。当时李大钊先生任图书馆长，说：“图书馆的书，都让朱读光了。”1924年，福建同学张哲农任福州一中校长，郑天挺与郭梦良、朱谦之一起去那里教书。朱当时的妻子杨没累是学音乐的，一心爱着他。杨有严重的肺病，对朱备多关怀，一心扑在他的身上，结婚不久就去世了。朱当时号情牵，不知与其夫人有无关系。 郑天挺同班的还有一位是邓康，即邓中夏。大学临毕业前，邓康曾给郑天挺来信，鼓励他一起研究社会主义，他曾复信表示同意。但当时研究社会主义的人五花八门，他的认识也很模糊。因而在复信中批评一些假社会主义者，如罗家伦等人，说：“罗还动手打拉洋车夫，这算什么社会主义！”郑天挺当时只看见了贫富的悬殊，同情贫者，但并没有研究社会主义。 此外，比郑天挺高一班而关系又*为密切的是罗常培先生。他们两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1899年8月9日），交往甚深，感情甚笃。两人毕业后同在北京一中教书。1927年在杭州浙江民政厅，1928年在广州，长期一起共事，尤其自1934年暑假后，罗由南京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回北大，更是朝夕相处，彼此非常了解。郑天挺不喜写文章，或写后不愿发表，每次都是在罗常培鼓励及催促下方才发表的，“七??七事变”后，他们一起苦撑危局，直到*后保护全部教授安全离开北平顺利到达长沙为止。在昆明，他们同居一楼，同食一厅，1941年夏又同赴四川，饱尝了“蜀道难”的苦楚。1942年冬，郑天挺患伤寒症，他每天都来问候；每逢警报，他则必来郑天挺室中相伴，不忍弃去。这种情谊，颇令郑天挺感动。正如郑天挺在他所著《恬痷语文论著甲集》序中所说： 余与莘田生同日，长同师，壮岁各以所学游四方又多与共，知其穷年兀兀殚竭之所极；每深夜纵论古今上下，亦颇得其甘苦。……病中三逢警报，余固莫能走避，而莘田亦留以相伴，古人交情复见今日，序成归之，有余愧焉。 罗常培勤奋好学，对人诚恳，为人很正直，因此大家称他为“罗文直公”。但他有时又过于直爽，常厉声责人，因此一些学生和年轻教师背后送其雅号为“罗长官”。 郑、罗二人的情谊，是北大人所共知的。 四、读研究生整理明清档案 1922年秋天，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后改文科研究所）成立，郑天挺和张煦、罗庸都入所读研究生。他的研究题目是“中国文字音义起源考”，由钱玄同先生指导。当时研究所很自由，不必常来，也可以在外工作，在校也只是看书而已。每隔一段时间，研究生和导师集会一次，大家见见面，谈谈。当时陈垣先生也是导师之一。一次在龙树院（一座名刹，在宣外南大洼，介于窑台和陶然亭之间）集会上，陈先生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这几句话当时对郑天挺影响*深。陈老大郑十九岁，郑每称他先生时，他总是逊谢，表现现出一位受人尊敬而又谦虚的学者的风度。 郑天挺在读研究生期间，在研究所加入了“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参加了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这无论对国家、对他个人都是一件大事情，奠定了他以后从事明清史研究的基础。 明清档案原存故宫内阁大库，清末因大库失修渗漏，屡经迁移。民国初年，教育部设立历史博物馆于国子监，将大库迁出而未送还的档案交其保藏。1916年历史博物馆移至午门，这批档案也移于此处。1921年，教育部与历史物馆因经费困难，将这批档案之完整者保存一部，其余约八千麻袋全部卖给西单大街同懋增纸店，代价四千元。纸店打算将这些档案送到定兴县纸坊重造粗纸。此事为罗振玉所知，于1922年2月，用一万二千元将之买回。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知道历史博物馆还保留一部分，于是年5月呈请当时的政府，命历史博物馆将这些没有卖掉的档案拨给北京大学，交研究所国学门同史学系组织委员会代为整理。5月下旬得到允许，几经交涉，7月这批档案才由历史博物馆陆续移运到校，共计六十二箱又一千五百零二麻袋。郑天挺在这年7月下旬参加了这一有意义的工作。当时他曾把这件事特别记录下来，现抄录如下： 1922年7月26日（壬戌年六月初三）星期三 上午至北京大学整理档案也。 民国成立，前清内阁档案移至教育部历史博物馆，近复移至大学整理。大学因设专员司之，余与其列。今日余整者雍正题本，即奏折也。有可记者数事： 一、题本皆白折无格。前汉文（多小楷或宋体字）后满文。本至内阁，摘由粘于后，而后进呈。皇上则朱批或蓝墨批于首。 二、朱批诸字字体整齐，近赵孟频，亦有甚劣者。 三、满洲诸臣题本皆称臣（如刑部尚书德明等），与旧闻概称奴才者不同。 四、京中各部均方印，总兵亦方印，而巡抚反长方印。 更有一事*有趣者：今日见一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云南提督蔡成贵，奏贺雍正即位表中云：“近奉到即位恩诏”云云。按雍正在位止十三年，此表到日恐帝崩久矣。但不知贺表何竟迟至是时方发，而即位诏何至是而至也。 他参加这项工作历时不长，就为别的事情所代替。 ... 解放前后 1949年1月，傅作义将军托邓宝珊将军出面，通过《大公报》记者徐盈代邀请北大汤用彤、周炳琳、郑天挺及杨振声在邓家吃午饭，探询教育界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必须保全北平，以民意为依归（意即和平解放）。邓亦表示了相同的意见。过了几天，傅作义又约了更大范围的人在中南海座谈，郑亦参加，大家亦多如此表示。1949年年1月底，正式宣告：北平和平解放。当天下午，傅作义召集各大学及其他机关负责人宣布此事，并说第二天早晨有飞机飞往南京，愿走的仍可以走。郑天挺坚决不走，他决定保护学校，迎接解放。此后，他把北大的物资、财产、仪器、图书等完整地移交到人民手中。 2月，解放军入城，文管会召集各校代表开会，北大由汤用彤及郑天挺参加。5月，文管会接管北大，成立校委会，任命郑天挺为校委会委员、秘书长、史学系主任，并指定为常委会书记（郑自1934年刘半农逝世后一直担任北大行政会议书记。这一职务在北大至关重要）。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郑天挺参加了开国大典，内心无比喜悦，他感到自己今后该学的，该作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1950年5月，郑天挺辞去已担任十八年的北大秘书长职务，专任史学系主任及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北大校委会对他十八年的辛勤工作评价甚高，正式给予表彰。 九、坚守教学**线 几十年来，郑天挺在北大虽担任繁忙的行政工作，但自始至终坚持教学与研究，从未间断。他在北大上学时，受黄侃、刘师培的学术影响很大，重视史料，工于考证。1930年代，他在中文系讲授古地理、校勘学等课程，继又在史学系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等课程，不仅讲课且大多编有讲义。1938年后，他即侧重明清史的教学与研究，写出了大量有影响的论文，很为当时学人所称道。如《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等，均刊于1930年代北大《国学季刊》之首篇。抗战期间，他为了针对日本侵略我国东三省而制造的“满洲独立论”等谬说，先后写出了《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满洲入关前几种礼俗之变迁》等重要论文，用大量史实，证明清代皇室包含满、蒙、汉三族的血统，关系密不可分，是中华民族之一员：“近世强以满洲为地名，以统关外三省，更以之国名，于史无据，*为谬妄。满洲……乃中华历史上宗族之一。”这就有力地驳斥了日本侵略者之谬论。这些论文均收集于他的论著《清史探微》中。除明清史外，他还在史学系讲授清史研究、历史研究法、传记研究、中国目录学等课程。解放后，他在北大时间虽短，但仍开设了元明清史及中国近代史等课，并利用北大的明清档案，主编了《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等书，对开展我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郑天挺奉调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一级）、系主任、副校长，1980年代又任校顾问。1980年，当选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执行主席，1981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组长，直至1981年冬病逝。 郑天挺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在学术研究上具有深厚的功力。他博通中国历史，尤精明、清两代。他对历史地理、史料学、校勘学、音韵学等学科，也有深入的研究，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有《清史探微》、《探微集》、《及时学人谈丛》、《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清史简述》等。1960年代，他还主持校勘标点了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之一的《明史》，并在1961年夏，参加教育部文科教材的编选工作，任历史组副组长，主编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与翦伯赞合编）十册及《史学名著选读》五册、《明清史资料》两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