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史教程 第一卷

经济事实和政治事实在教学法上的意义从解释授课计划的理由中，我要提出一些教学法上的结论。我认为政治过程和经济过程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不过我并不是想说，历史生活仅仅包括这两种过程；历史研究必须局限于办公厅和市场。历史生活不是单靠办公厅和市场来推动的；不过从这两个方面开始研究历史生活比较方便。要是我们从社会生活的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来研究某一个社会，我们就能进入这样一种精神、道德观念和需要的领域，这种观念和需要已经不再是个别人的想法和个人的意识，而是整个社会的所有物，是社会生活的因素了。因此，一定时期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可以认为是该时期的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的标志；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所以能够被认为是这种标志，因为它们里面充满了在该社会的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中占优势的那些观念和需要，因为这些观念和需要是该社会的法律关系和物质关系的主使者。可是在个人的意识和私人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找到另外的思想和意图，这些思想和意图没有获得统治地位，因此没有实际的用处。而且以主导的思想意识为基础，并用自己的强制手段来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那种生活制度（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也可能在个人的意识或社会的一部分中引起与社会基础不相符合的、甚至是直接反对社会基础的思想、感情和意图；它们或者自行消失，或者在等待着自己的时机。例如，在18世纪我国农奴大众本身对不公平的农奴制度的申诉甚至比知识界更早；可是长期以来政府对这些申诉的注意，却比自由知识阶层的代表更少。但后来农奴大众的情绪所引起的恐惧，对解放事业进程所起的作用，比上层的任何设想都要强烈。　　政治事实和经济事实及其相互作用现在我们来查考一下政治事实和经济事实的实质，以便能看出它们对历史研究能提供什么东西。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并不是由某种纯粹的、清一色的东西构成的，并不是仅有我们天性中卑劣的本能而没有人类精神的崇高意志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生活领域。**，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生活中这两个不同的部分，其本质是很少相同的。在它们中间占主导地位的是两个完全对立的原则：政治生活的原则是公共福利；经济生活的原则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一个需要经常的牺牲，另外一个里面含有不餍足的利己主义。第二，这两个原则，都吸引社会现存的精神手段来参加自己的活动。个人利益按其本质是与公共福利对抗的。然而，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建立在这两个经常斗争的原则的相互作用上的。这种相互作用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个人利益的成分里含有某些制约其利己主义倾向的因素。经济生活与以政权和服从为基础的国家制度不同，是个人自由和个人主动的领域，是表示自由意志的领域。但是这些鼓励和支配经济活动的力量，还构成了精神活动的本质。而且个人物质利益的动力也并不是由这个利益本身所引起，而是由保证个人自由——外部的和内心的，精神上的和道德上的自由的意图所引起的，而这种个人自由在其发展的高级阶段，也反映了要创造公共利益和感到一种为公共福利效力的道德义务。随着社会觉悟的发展，阐明了个人利益应服从公共利益，而且要求公共福利也并不压缩个人利益的法定范围，这样，在这种道德基础上这两个经常在斗争的原则就可以相互协调。因此，政治原则和经济原则的相互关系（其中一个原则胜过另一个原则或者两者完全均衡），可以用来衡量社会生活的水平，而政治原则和经济原则之间的这种或那种关系，是由社会觉悟和道德义务意识的发展程度所确定的。但是用什么方法，根据哪些征象才能确定这个水平，才能确定社会生活中精神因素的力量指标呢？**，这个水平是由政治生活中的一些事件本身的过程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现象的关系所表明的；第二，对这些事件和现象的观察可以在法制中，在实际的管理和审判中加以核对。我们举一个不很显著的例子。在古罗斯，教会方面的道德是反对加强发展奴隶占有制的，并且有时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因为政府企图抑制和调整这种加强奴役的倾向来为国家谋利。教会和国家在这方面与个人利益的斗争，由于时代条件的不同，互有胜负。这些变动反映在法制和经济的文献中，能够帮助衡量人道思想的作用的力量，而通过这一点还可以衡量一定时期社会生活的道德水平。这样，我们就能不按照我们的主观印象或臆断，不按照同时代人的同样主观的反映，而是根据社会生活因素的互相关系，根据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的各种利益协调的程度，来确定一个社会的道德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