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松江创作研究院文库:松江诗歌史(精装)

绪论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传统诗歌的发展源远流长。 早在春秋时期，就形成了以四言诗为主的中国**部诗歌总集《诗经》，展示出中国早期诗歌的面貌。至汉魏时期，先后兴起五言诗、 七言诗，至唐代形成了以律诗、绝句为主要体裁的近体诗，并趋于定型。从《诗经》时代至今的两三千年以来，从古典诗歌到现代新诗，中国诗歌不因近体兴而古体绝，也不因白话诗兴而格律诗绝， 每一代均有每一代的诗歌，生生不息、绵绵不绝，形成了在世界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中华诗歌文化。 松江地区的诗歌艺术，有着悠久的传统和深厚的底蕴，可以说是中国古典诗歌花园中一朵引人瞩目的奇葩，并在某些特定时期， 对整个中国诗歌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从发展脉络上讲，松江地区的诗歌与整个中国诗歌既有很大的一致性，又有一定程度的错位。这与松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从政治上说，松江地区地处海域边陲，在《诗经》时代一直远离政治中心，长期没有设立县级以上的行政建置。所以，当时此地人民的生活状况，几乎没有官方史料记载。松江旧名华亭，关于此名的由来，明清旧志认为是始于春秋时吴王寿梦建“华亭”于此，为停留宿会之所，但是现代史家多否定这一说法。至东汉末年，陆逊因军功获封华亭侯，“华亭”之名始见于史册。按秦汉时制度，以郡统县，县下设乡，乡下设亭，亭下置里。因此，汉末三国时多有获封亭侯、乡侯者。由此可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华亭的行政级别尚在乡、亭一级，隶属于吴县。唐天宝十载（７５１年），置华亭县，华亭始有独立的行政建置。元至元十四年（１２７７年），升华亭县为华亭府，领华亭一县，次年改名为松江府。至元二十九年，华亭县析出上海县。明嘉靖二十一年（１５４２年），析华亭、上海两县部分土地，建青浦县。清顺治十三年（１６５６年），分华亭县西北部建娄县。 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又建奉贤县、金山县。至嘉庆十年（１８０５年）， 演变为一府（松江府）、七县（华亭、上海、青浦、娄、奉贤、金山、南汇）和一厅（川沙抚民厅）的行政格局。１９１２年，松江废府，华亭、 娄县合并为华亭县，后改为松江县，１９９８年撤县建区，松江县改为上海市松江区。本书所选诗人、诗作，绝大多数以今松江区范围为限，兼顾历史沿革中的华亭县、娄县所辖范围。 松江的经济、文化发展与政治地位的变迁几乎是同步的。华亭建县以前，松江地区的经济比较落后，被称为“海域蛮荒”。建县以后，经过唐、宋两代的发展，至宋代，华亭城中已有街巷数十条。 元初升府时，城内有一府一县行政机构，因城垣较小，城市建筑沿市河向西延展，至元末已形成“十里长街”。明代松江城被列为全国３３个都市之一。清代松江府城有一府两县的行政机构，官绅宅第众多，商店作坊鳞次栉比，人烟辐辏，车马骈阗，形成了繁荣的市面。松江地区的文化也相应地呈现与政治、经济发展并驾齐驱的态势。如华亭首见于史志后不久，二陆兄弟名噪一时。唐、宋两代，华亭建县后，不少名家流寓或途经华亭。元末松江府商业繁荣，出现了杨维桢、陶宗仪等文化大家齐聚此地的盛况。至明代， 松江经济发展达到鼎盛，而文化发展也迎来了开宗立派的高度繁荣时期，如书派、画派、诗派、词派、曲派等诸多冠名“松江”或“云间”的文学艺术流派，都产生于这一时期。近代以来，上海都市崛起，松江城的政治、经济地位逐渐被上海所取代，文化地位自然也随之被超越。 松江诗歌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 总体上说，松江诗歌既跟随了全国诗歌艺术发展的整体步伐，又在繁盛的时段上与全国诗坛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错位；既保留了地方文化的特点，又与全国诗坛密不可分；有时深受全国诗坛的影响，有时又反过来影响全国诗坛。 在西晋时期，松江地区由于陆氏家族，尤其是二陆兄弟的存在，掀起了一个诗歌创作的高峰。之后，在长达千年的漫长时间中，松江诗歌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特别是在唐、宋两代，全国诗坛在诗词创作上达到了鼎盛，松江地区却因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还处于积淀阶段，还没有产生如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辛弃疾、陆游那般妇孺皆知的名家。因此，松江诗歌的发展，与全国诗坛相比，在时间上存在相当程度的错位。如果说，唐诗、宋词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松江诗歌却有三次引领了全国诗歌艺术的风尚。从时间先后上说，分别是西晋、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三个时期，这也是松江诗歌史上的三个高峰。 西晋时，陆机、陆云兄弟以文才倾动当世，时有“二陆入洛，三张减价”之说，陆机更是赢得“太康之英”的美誉，对当时的诗风影响极大，此为**个高峰。元末，杨维桢等人移居松江，东南才俊之士登门求教不绝，当代学者杨镰称其为“元末江南诗坛泰斗”，堪称当时全国诗坛的盟主。几乎与杨维桢同时的袁凯，亦因“白燕体”享誉后世，被称为明朝“国初诗人之冠”，此为第二个高峰。明末清初，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文学厚积薄发，涌现出了大量杰出的诗家、词家、散曲家，引领了全国诗歌文学创作审美的风尚，此为第三个高峰。 具体来说，春秋至魏晋，松江地区属于吴越地域。翻检史志， 三国以前，这一地域的社会风习、人文状况，相关史料记载极其缺乏。松江真正意义上的地域人文传统，要追溯到魏晋时期。历代的松江府志、县志，在记述本地邦彦，特别是比较有影响力的文士时，多从陆逊、陆抗、陆机、陆云、陆景等开始说起。其中，陆机、陆云文才出众，名动当时，可称得上是松江地域人文之初祖。 陆机、陆云不但从小居住在这一地域，而且多有诗文作品描述云间地域的自然风光、人文情怀。如陆机的《吴趋行》：“山泽多藏育，土风清且嘉。”而陆云更是与“云间”之名的由来，有着直接的联系。据《晋书·陆云传》记载：“云与荀隐素未相识，尝会（张）华坐，华曰：‘今日相遇，可勿为常谈。’云因抗手曰：‘云间陆士龙。’隐曰：‘日下荀鸣鹤。’”从此，“云间”成了松江的别称。历代活跃于松江 一带的文学艺术流派，也得以用“云间”这个美丽而又浪漫的别称冠名。 陆机、陆云在当时文坛上的名誉极大、地位极高，并为西晋著名文学家、诗人。尤其是陆机被誉为“太康之英”，引领了“太康诗风”的形成，与潘岳并称“陆海潘江”，实际上陆胜于潘。陆机等诗家为了加强诗歌铺陈排比的描写功能，将辞赋的句式用于诗歌，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陆机的诗中增加了大量山水的描写，为之后谢灵运、谢朓等人的山水诗起到了先导作用。云间古称“诗国”， 其源流自陆机始，可谓起点极高，甫一亮相就登上了当时诗坛的高峰，备受世人瞩目。 唐、宋两朝，尤其是北方战乱时，北方士人大量南迁，荟萃于九峰三泖的云间地区，诗书礼乐，浸淫熏陶，云间人文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至南宋末年，云间崇文之风已盛，据清嘉庆《松江府志》引宋人许克昌语，当时松江地区“虽佃家中人衣食才足，喜教子弟以读书，秀民才士往往起家为达官，由是竞劝于学，弦歌之声相闻”。入元以后，王逢、陶宗仪、杨维桢、钱惟善、黄公望等一大批名士寓居于松江九峰三泖之间，而本地也涌现出任仁发、管道昇、袁凯、陆居仁等一大批文化名家，开启了有明一代松江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时代。 尤其是杨维桢的到来及其创作，对松江地区诗歌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杨维桢独创“铁崖体”，为历代文人所推崇，被誉为“标新领异”的“一代诗宗”“元末江南诗坛泰斗”，作品一 出群起影从，堪称元末诗坛盟主。《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以横绝一 世之才，乘其弊而力矫之……故文采照映一时，而弹射者亦复四起”，元末明初大文豪宋濂所撰《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称：“元之中世，有文章巨公起于浙河之间，曰铁崖君， 声光殷殷，摩戛霄汉，吴越诸生多归之，殆犹山之宗岱，河之走海， 如是者四十余年乃终。”可以这样说，以杨维桢为首的元末松江诗坛，对全国尤其是江浙诗坛影响极大，距二陆兄弟千年之后，松江再一次引领了全国诗歌的风尚。 除杨维桢之外，与之几乎同时的袁凯，独创“白燕诗”盛传一时，博得了“袁白燕”的雅号，被誉为入明以后**位有影响力的诗人。从诗学精神上来看，袁凯师法汉魏唐人，为明代前后七子及云间派的先声。袁凯的古体诗学魏晋，近体则师杜甫，又有所发展， 可谓“流出肺腑，卓尔自立”，“前七子”之一的何景明推袁凯为“国初诗人之冠”。元末明初的松江诗歌可谓登上了又一个高峰。 到了明代晚期，经过长时间的充分积蓄，松江文艺终于迎来了 “开宗立派”的新时代，书画、诗词等各种文学艺术“全面开花”。在书画方面，以董其昌、陈继儒等人为首的“云间书派”“云间画派”声誉日隆，陈子龙、李雯、夏允彝等文学名家也受到了董其昌、陈继儒等人的鼓舞、熏陶和指点。可以说，云间派文学是建立在云间派书画的基础之上的。云间派诗词在诗歌史上的成就，确实有赖于云间深厚、开放的地域人文环境，并与云间派书画共同构成了云间传统文化的两座高峰。 放眼当时全国文坛，云间派也是明清之际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流派，在诗、词、曲、文等的创作和理论上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云间派领袖人物陈子龙，诗风沉雄瑰丽，被公认为明代*后一个大诗人、“明诗殿军”，以才华、气节广受崇敬，以至于“天下之大，人才之众，莫不祖大樽（陈子龙的号———引者按）而宗云间”，“群奉黄门诗派（陈子龙曾任兵科给事中，以给事中别称“黄门侍郎”而有 “陈黄门”之称，其诗派因此亦被称为“黄门诗派”———引者按），历数十年流风未坠”，对后世影响深远。在词的方面，陈子龙亦为婉约名家、云间词派盟主，被后世众多著名学者评价为“明代**词人”“清词中兴的开创者”。如著名词学家龙榆生说：“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 云间派是云间诗派和词派的统称。云间诗派与虞山诗派、娄东诗派鼎足而三，被称为明末清初*重要的三大诗派。云间词派作为公认的**个真正的词派，对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以毛先舒等人为首的西陵词派、以曹尔堪为首的柳洲词派影响极大。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诗人、词人在这 一时期毫无疑问地占据了全国诗坛的高地，在整个松江诗歌史上其成就和影响力也达到了顶峰。 松江诗歌从开端到鼎盛，经过漫长时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点。首先，在思想性上，爱国主义思想是松江诗歌的光荣传统。出生在华亭县城的李纲，是宋代抗金名臣、民族英雄，写有诸多爱国篇章。元末明初的袁凯等人也为明朝建国而欢呼。至明末清初，在明朝覆亡、清军南下的危急关头，云间派的骨干成员陈子龙、夏允彝、夏完淳、徐孚远等人积极参加抗清斗争。松江府城陷落后，数千义军壮烈牺牲，夏允彝、陈子龙、夏完淳等先后殉国，徐孚远等突围至福建，继续斗争，后远走台湾，至死不降。他们不但写下了许多爱国诗篇，而且其事迹和精神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如民国时期的南社盟主柳亚子多次作诗追忆夏完淳等，并以其为榜样。南社中的松江籍诗人，如姚鹓雏、闻宥、杨了公、费龙丁等，也多为爱国诗人。 第二，在题材上多关注民生疾苦和地方风物。松江诗歌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自宋元以来就有许多关注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诗篇。如宋代陈舜俞的《牛商行》，元代张之翰的《检荒租》、袁介的《检田吏》《廉访使者实核松江旱禾，见农食有感》，明代陈所蕴的《大水歌》、陈子龙的《小车行》《卖儿行》，清代杨钟宝的《薅草曲》，诸如此类的诗篇不胜枚举。另外，松江诗人极为关注地方风物，如华亭鹤、四鳃鲈、九峰三泖、白龙潭、采花泾、醉白池等，均留下了许多相关诗篇，并产生了《华亭十咏》《华亭百咏》《续华亭百咏》《松江竹枝词》等许多专门描写松江风物的诗歌专集。 第三，松江诗歌在取法上形成了“复古为基，兼采性灵”的艺术特点。在明代，前后七子诗学的复古思想风靡全国，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诗人，基本上仍然继承了前后七子的遗绪，走着“诗必盛唐”的老路。但是，陈子龙等人的诗学主张又有自己的创见，对七子之学进行批判和扬弃，吸纳了性灵派学说的部分观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如他认为七子“摹拟之功多，而天然之资少，意主博大，差减风逸；气极沉雄，未能深永”，十分清醒地指出七子诗歌风格的缺憾。总的来说，陈子龙主张取法盛唐诸名家，以现实主义手法书写时事政治、民生疾苦，使其创作堪称“诗史”。性灵派学说的集大成者、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也对陈子龙的创新精神赞赏有加，称“陈卧子（即陈子龙———引者按）之《黄门集》，俱能原本七子，而自出精神者”，而非以复古诟病。归纳起来说，云间派诗风结合复古与性灵二者之长，故能在明末清初诗坛独领风骚。 云间派文学式微以后，松江诗歌的发展进入学者引领时期，出现了一系列学者型诗人，但是至今对他们的研究很少。如清代姜兆翀编辑的《国朝松江诗钞》，就多达６４卷，收录了清代前期松江府１５００余位诗人的上万首诗。关于清代松江诗人研究少人问津的原因，总体来说，首先，是因为在清代的文学领域中，小说、戏曲方兴未艾，比较容易受到人们的关注。其次，清代中期思想禁锢， 万马齐喑，诗歌的创作多无新意。再次，文学的传统、读者的心理往往贵远而贱近，因此这一时期的诗人受到了冷遇，也罕有名家名作令人耳熟能详。民国时期，白话诗兴起，传统诗词逐渐沦为文学的边缘。松江地区由于政治、经济的相对衰落和文化的惯性使然， 松江籍诗人在新诗创作上，与全国诗坛的热闹景象相比，就显得十分“落寞”。 纵观松江诗歌史，其整体流变大致如此。本书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同时吸收学界已有成果，以流变为经，以诗人和作品为纬，全面、系统地梳理和探讨松江诗歌的发展历程，揭示松江诗歌的发展规律，展现松江诗歌的基本面貌，以期填补松江地区诗歌史研究的空白。鉴于各方面的原因，作者只能尽自己的能力所及，来尝试做这方面的工作，有不足之处，请读者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