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理论前沿研究:发展趋势与中国路径

我们在学习和引进这一新范式中，不能盲目和迷信，也不能拿来主义和照搬照套，而要充分认识现有全球城市理论的缺陷与不足，以及在中国运用的“水土不服”。具体讲，（1）通常以发达国家的城市为研究蓝本，对发展中国家崛起中全球城市，研究甚少，严重缺失。发达国家的全球城市是“先行者”，发展中国家崛起中的全球城市则是“后起者”。尽管具有共同的动力源和充分必要条件，但两者的发展起点、发展进程、发展模式、发展路径等，显然有很大不同（周振华，2008）。现有全球城市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崛起中全球城市研究的缺失，是有较大理论局限性的，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对崛起中全球城市的指导性。（2）以成熟的全球城市为主要研究对象，基本上是一种静态分析或比较静态分析，缺乏对全球城市演化的动态分析。也就是说，现有全球城市理论没能很好地回答：一个城市要具备什么样内外部条件或在什么主要变量的作用下，才能演化为全球城市。同时，也没能完整描述这一动态演化过程（周振华，2017）。（3）过于关注全球城市的共性，而忽视不同城市的文化、地理和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性（Shatkin，2007）；更多关注全球化的组织，而非城市本身，导致全球城市理论分析框架变成了一种宏大的叙事，而对全球城市发育和重构过程中发生的基础条件、优势和限制性因素的理解存在局限性（Ancien，2011）。事实上，全球城市发展并没有固定的统一模式，每个全球城市都有独特的发展路径，不同的类型，以及具有个性特色。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城市崛起，更有不同的发展路径、类别差异和多样化。（4）过于关注全球城市本身，缺乏与其他进入全球化的一般城市（我将其界定为全球化城市）的关系说明。一般意义上的全球城市网络不仅仅是“全球城市”的网络，而是全球性的网络或者在全球层面上跨国城市网络。在该网络中，除了世界/全球城市以外，也包括一般性城市，它们通过其特殊的或者不可或缺的生产、服务甚至生态等功能与全球城市发生功能上的互补与关联（周振华，2006）。因此，这种关系说明的缺失会削弱全球城市理论的有效性。（5）主要围绕跨国公司总部、商务服务、国际金融、电子通讯和信息处理等经济全球化展开（Smith，1998），过多分析和强调全球城市的经济功能。在20世纪80-90年代全球城市1.0版的情况下，这也许是合理的。然而，全球城市处在迭代升级过程中，不断增加文化功能、科技功能，乃至今后的生态功能等。全球城市理论对全球城市迭代升级的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对这些战略性功能之间的关系缺乏系统阐述。（6）对近十年来全球城市发展的新情况、新变化，如科技创新、新城市联盟、韧性与安全等研究分析与理论归纳相对滞后。对全球城市发展的新趋势，如数字化转型、生态环境保护等，缺乏强有力的理论前瞻。 因此，我们不能固守于原有全球城市理论，而要进一步深化研究，力图有新的突破和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知识传承的基础上，站到全球城市理论前沿。什么是理论前沿？我的肤浅理解是：（1）针对原有理论的缺陷与不足，提出新的假说，并予以验证。（2）跟踪发展新趋势，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相对确定的规律性，提出前瞻性的理论预见。（3）立足本土实践，借鉴国际经验，抽象出发展的趋同性，又探索不同的发展路径。基于这样的考虑，我系统梳理了全球城市理论的若干前沿议题，并构建了本书的内容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