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新闻传播观念研究:一场思想与实践的对话

绪论 在今天，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没有比“读懂中国”更为重要的使命了，同时，也没有比“阐释中国”更为复杂、更具挑战性的课题了。今天的媒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地牵连和参与到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中，“读懂传媒”与“阐释传媒”正是“读懂中国”和“阐释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方面，对当下中国*突出急迫的问题的回答，若离开传媒这一维度的思考，将是残缺的；另一方面，对当下中国传媒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解读，如不置于更复杂的社会、文化、技术情境中拷问、纠论，也是缺乏生命力的。当代中国的转型是在艰难的探寻、想象、认同、变革中实现的。 本书研究当代中国的新闻传播观念，意义不仅在于辨析思想，考镜源流，使研究者获得方向感，从而达到对本学科知识与思想补偏救弊、返本开新的目的，而且更希望通过解读传媒中的观念来理解“媒介化社会”和时代变迁中的中国。 本书*早的设计分为两部分。**部分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中的新闻传播观念。主导的力量是社会结构与生态的变化，助推剂是互联网。对思潮和观念的研究分析，有利于在“读懂中国”的前提下正本清源，树立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第二部分，研究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中的新闻传播观念。显在的影响因素主线是技术（互联网），副线是社会结构及生态的变化，当然还有意识形态和商业逻辑。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也在新闻论争中呈现不同面向，“问题”的分歧背后，有着“主义”的分野。比如“新闻专业主义”这个“舶来”概念，一种观点将它奉为职业圣杯和*高律令，另一种声音则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职业权力的意识形态”。又如“反转新闻”这个概念，有人视之为假新闻，有人视之为新的新闻理念。再如关于新闻记者是“影响者”还是“记录者”之争论，其背后正是两种新闻观念和两种传者角色的撞击。对新闻传播观念的研究，意在梳理当下中国传媒发展的内在理路和精神线索。 但是，在研究进行的过程中，大数据、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了媒介形态的巨变，进而拉开传媒业变革的序幕，并且搅动了整个社会生态和人的生活方式。在此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也不得不经历范式变革，过去的小修小补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传媒发展现状和学科、人才培养状况。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关于如何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弓丨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 2016年，牛津词典评出的“年度英文词汇”为“后真相”（Post-truth)，意指“相对于情感及个人信念，客观事实对形成民意只有相对小的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2016年英国的“脱欧”公投以及出乎大多主流媒体预料的美国大选结果，都是“后真相”的体现。如果说，传统新闻观念中，事实和理性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在今天，情感和公众情绪已经成为左右事件发展的更为重要的因素。 “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因此，在互联网带来的“新传播革命”中，需要重思传统的新闻传播观念，进而重构新闻传播学科的话语体系。 由于本学科原有的概念体系主要建立在现代性背景之下，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搭建而成，今天，这一套概念体系已经很难对后现代的互联网有充分的解释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整个新闻传播学科都面临着话语的重建、观念的重构。今天，我们对新闻传播学话语体系的反思与重构，更多来自互联网带来的“新传播革命”的倒逼。当互联网这张“人类之网”让所有人都身处其中无法逃脱的时候，当我们认识到互联网“是一种重新构造世界的结构性力量”的时候，重新思考人的生存处境、学科的生存处境，就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库恩说：“科学革命就是科学家据以观察世界的概念网络的变更。”今天的“新传播革命”同样呼唤新的概念网络的重构，就像库恩所说，新的概念网络的游戏规则“与以前的传统不仅在逻辑上不相容，而且实际上是不可通约的”。法国学者德布雷也在他的媒介学的“十一个论题”中指出，“不同的媒介域建构记忆的方式不同”，“不同的媒介塑造不同的意识形态；每个媒介域有一个相应的意识形态”。 这件事情是如此急迫，所以本课题组调整了研究框架。新媒介时代已经正在模糊所谓专业和非专业，也正在重塑新闻教育，所以本书摈弃了原有的社会思潮中新闻观念的内容，不再分成专业场域和社会场域两大块，而是把研究重心放在新闻传播核心话语的范式重构上，重点研究传统的新闻学科核心概念，比如媒介、新闻、舆论、文本、传者、受众等。在新传播时代经历的“范式转变”和“观念折变”，这些转变都是颇具颠覆性的“哥白尼革命”。本书希望通过对这些核心概念的再度探讨，回应当下非常急迫的学科话语体系重构问题，将理论之网的网结做一个新的梳理和锚定，未来更深入的研究留待本学科的更多学术大杰共同完成。或许可以重新描绘一张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地图，织就一张新的学科之网。 本书中所用到的概念，无论媒介、新闻、传者、受众等，都是结构功能主义和现代性视野中的概念，实际上在后现代视野中，这些概念已经远远不能涵盖其原有的意义，有些还面临着悄悄被替换的命运，比如“用户”之于“受众”。但是，由于我们处身其中的这个话语环境整体未发生大的改变，或者说，大家明知要变，但对于如何变、变化的方向等还未能达成相对一致的共识，所以，我们不能生造出一个个新的概念来替代原有的这些词。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曾表达过这种痛苦，所以他创造出“座架”来隐喻现代技术。这种命名的痛苦，往往发生在范式转换的过程中。旧范式解释或涵盖不了变化了的新事物。本书中，我们一方面想用“与以前不一样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另一方面，为了避免文本的艰深晦涩，为了能让读者和学术共同体接受，我们仍然使用老概念，希望用旧瓶装新酒，当然，这新酒和旧瓶难免可能不搭调。这也是一种“变化着的生产手段针对过了时的生产条件的反叛”①。海德格尔说过，所有阐释都很危险，像落在钟上的雪花，使钟声走调，因此，作为研究者，我们只能冒着走调的危险去言说难以言说的话语。 在研究伊始，需要厘清研究对象的基本内涵和逻辑前提。 **，何为“当代”？本书所指的“当代”主要限定于21世纪以来，尤指新媒体兴盛的当下。此处的“当代”除了时间概念之外，还隐含着空间指向，即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情境和传媒景观。 第二，何为“新闻观念”？本书所指的“新闻观念”与“新闻思想”略有不同。葛兆光先生认为，思想史与观念史在比较细的方面是有区别的：思想史倾向于整体地描述时代、环境和思潮，观念史则主要围绕一个或一组观念的历史过程进行研究。②金观涛、刘青峰认为，观念在两个方面与思想不同：其一，观念是用固定的关键词表达的思想，它比思想更确定，可以具有更明确的价值方向，因此，人们可以凭借若干观念建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其二，因观念比思想具有更明确的价值（行动）方向，它和社会行动的关系往往比思想更直接。在社会行动中，观念是可以事先被行动者想象（在心里预演或计划）或事后被理解的，因此，有不少观念可以视为社会行动的组成部分。③研究当代中国的新闻观念，实质上是通过对打碎后的万花筒碎片的研究，了解具有整体结构的新闻传播思想，读懂中国传媒，阐释传媒现实。 第三，如何选择新闻观念？当代中国，可称为新闻观念的关键词层出不穷，与学者们已经做过的关键词研究相比，本书根据何种逻辑选择和串联这些新闻观念呢？我们认为，概念是理论之网的“网结”，以关键词形态呈现的新闻观念是新闻传播研究之网的“节点”，所以，进入我们研究视野的新闻观念不仅要具有连接的意义，而且要有前沿性和当代意义。我们的选择强调“上下左右”和“纵横交错”。 首先，我们所寻找的观念之“经”是传统新闻观念中已经存在，并且形成相对完整的话语体系，但在当下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范式转换，在当下中国新闻实践中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观念。其不仅在新闻学界流传，而且更影响到新闻业界，乃至社会公众。换言之，可以转化为新闻界“社会行动”组成部分的观念。如前所述，媒介、新闻、舆论、文本、传者、受众等概念都是需要重新审视、认真清理的学科关键词。 其次，我们所研究的观念之“纬”不仅仅局限于新闻传播这样一个学科，而且正如诺夫乔伊所说，那种在“个体或一代人的思想中起作用的或多或少未意识到的思想习惯”，那些可能“更为经常地决定一个时代的理智的倾向”①的观念，它们在当代中国与传媒的纠缠、互动和互相建构，直接影响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面貌，比如实践、连接、流动、网络、技术、个体化等观念，在上述学科话语的范式转换中都或多或少起到了作用，而这些观念，推动的并非只有新闻传播学一个学科的变化，甚至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转型高度相关。 *后，我们聚焦的观念之“场”是有张力的。某个具体观念的周围往往有一个“概念群”存在，像行星与卫星的关系，观念与观念之间具有相互牵引的力量，这样的观念场并非静态的存在，而是和许多其他的观念“共在”。舍此，无法深入理解这些观念。比如“舆论”与“舆情”、“公众”、“社会情绪”、“共同体”、“共识”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就需要深入梳理。 简言之，上挂下联，经纬交织的这张网，就是我们要考察的当代中国新闻传播观念之网；核心的、有张力的关键词，就是织就这张网的重要网结。 在本课题开始之前，笔者已经完成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重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新闻观念研究”，正在出版之中。作为姊妹篇，本书与上一个研究有很多同气相生、相互应和的地方，主要体现在：问题导向的研究路径不变（和现代新闻观念的研究相比，当代新闻观念研究的问题意识更强），在社会现实情境中研究新闻传播观念的研究取向不变，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不变。 但是，“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毕竟处在不同历史时期，因此，在展开研究的时候，还是有更多的“变”。总体上，“思想与实践的对话”是本书的基本逻辑与核心问题，以区别于现代中国新闻观念研究的“思想与历史的对话”。 **，现代中国新闻观念主要围绕现代性这个脉络，当代中国新闻观念则突出后现代性背景下的核心命题。前者的观念谱系是科学、进步、民族、民主、自由、职业等现代性的核心观念，而后现代条件则对现代性观念产生了颠覆和重新建构，更加多元、开放、杂糅。 第二，现代中国新闻观念之变化有一个如何基于传统和本土立场接受现代和外来观念的过程，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其现代性与本土性的纠缠、交错、挣扎，显得尤为复杂。传媒和传媒人往往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他们既是观念的思考者，也是承继者、引领者和行动者。在当下中国，技术和社会结构变迁两大逻辑影响着新闻传播业的变迁，新闻传播学也面临着“范式更迭”的命题。所以，当代中国新闻传播观念的变化更多体现在新媒体环境下观念的“系统性”重构，或者说观念体系在媒介实践中如何裂变、分化，如何冲突，如何协商整合的问题。 第三，现代中国新闻观念依托的主要媒介是报刊，当代中国新闻传播观念的依托则主要是互联网。如果按照德布雷的观点，报刊和互联网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媒介域”。他认为这是一个文明史的分期，“占统治地位的传媒系统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组织的核心”，“每个时代的传媒方式的主旨就是对其时代进行定义或制造信任”，“传媒系统的技术特征是理解每个时代的象征系统的主要线索”。互联网与报刊相比，是更具后现代气质的媒体，而现代性的象征系统体现在报刊的理性化、秩序化和组织化之中，与互联网的情绪化、个体化与多元化形成鲜明对比。所以，“媒介域”与传播观念紧密相连。本书正是从“媒介”这一观念的当代意义破题，后文将展开详述。 第四，现代中国新闻观念的研究对象往往是那个时代的杰出人物，比如思想者、报人、著名记者等，只有他们才在思想史中留下了痕迹。当代中国新闻观念研究既关注这些杰出人物成型的思想，更关注草根在互联网中留下的痕迹，因为互联网让所有人的自我表达成为可能。 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