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

　　《在成都》：　　不久，诗人阿丘也来成都打工，两居室的房子要挤三个人，阿丘只能住在进门那个据称叫客厅，事实上相当于过道的房间。阿丘说他家庭负担重，不能在外面吃饭，又宣称他会做饭。于是，接下来的一些晚上，他那肥胖的身子吃力地钻进阳台改成的厨房一阵忙碌，端上来一大盆面条或是一锅有些夹生的米饭。那段时间，我总是拉肚子。直到有一天我从厨房经过，看见他拿着一块根本看不出本来颜色的抹布认真地擦拭不多的几只碗和几双筷子才恍然大悟。他的理论是：不干不净，吃了不生病。　　阿丘是个胖子。其实我认识他时他还算瘦弱。后来，他所在的单位派他到北京一家餐馆做采购，一大福利就是免费吃喝。这种福利对一个曾经多年吃不饱饭的乡下穷孩子来说，是一种致命诱惑。阿丘说，早上吃油酥花生米，他要直接浇上一大瓢麻油。半年时间里，他以每个月十斤以上的速度增肥，肚子就像吹胀了的气球。胖子鼾声大，他的鼾声一波三折，抑扬顿挫。一门之隔，我无法入睡。有一天实在忍无可忍，把他从睡梦中叫醒：你还是起来写稿吧。五分钟后，我听到厕所里传出淋浴的水声。惊问其故。阿丘满面委屈地说，你不是叫我洗澡吗？另一晚，又被鼾声吵醒，我把采访机放到他的枕边录了一段，第二天放给同事听，请他们猜这是什么声音。他们研究了大半天，*终一致认定：电钻。　　安置房一部分出租给我们这种外来的蓉漂族，一部分房主自住。房主当然都是成都人。要辨认房主和租客很容易：不仅因为房主操着软绵绵的成都话，还因为房主大多会牵一条狗，慢腾腾地走在小区的林荫道上。更多时候，他们挤在小区茶馆里，乐此不疲地打麻将。房主和租客是两个阶级，泾渭分明，老死不相往来。一旦交集，那多半会有不愉快的事发生。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外面喝了酒，回到房间，情不自禁唱起歌。一会儿，有人猛烈踢门，开门时，两道强光电筒的光柱像两根棍子凶狠地戳进屋，棍子后面，是两张模糊的、油汪汪的胖脸。胖脸自称警察，是来查暂住证的。我们自然没有暂住证，胖脸语气越发严厉。我终于想起，除了身份证，我还有一本作家协会的会员证。大概看在我们好歹也算文化人的份上，胖脸说下不为例，明天必须到派出所补办，否则后果自负。　　送走警察，才发现阿丘不见人影，四处一寻，原来他早就躲进了卫生间。在确信警察已经走远后，阿丘红着脸从厕所闪出来。他说在北京时，经常查暂住证，因为没有暂住证，他差点被警察押送到昌平挖河沙。我说，看来成都警察还是要温柔一些。但警察再温柔也是警察，第二天，我们灰溜溜地到派出所办了暂住证。后来，和办证的警察搞得有几分熟了，警察说，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你们办没办暂住证，是你们楼下邻居举报的。我们这才想起，有一天阿丘在阳台上晾衣服，不小心把水溅到了楼下晾的拖布上。当时，一个老头就气势汹汹地踢门，原本软绵绵的成都话，也变得铁一样坚硬。　　告密老头让我想起另一个差点做了我们房东的老头。那个老头在决定把房子租给我们之前，向我们事无巨细地提了二十多条要求，其中*搞笑的是，他认为手机充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因此我们不能在房间里给手机充电。你们在单位上充吧，他说。这也罢了，尤其荒谬的是，他又说，你们既然是编辑，是作家，我这个人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拍成电影也感人得很。我写了一部回忆录，你们得答应帮我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