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局,诗学和意识形态的碰撞-《富国策》译介与传播的社会翻译学研究

摘要
第2章《富国策》翻译研究现状

《富国策》研究在近十年来逐渐得到学界的重视，尤其是在经济史学界，出现了不少有见地的研究成果。但相对来说，对于近一个半世纪以前的那场大规模西学的翻译活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富国策》，翻译界的相关研究还是比较薄弱。本章对史学界、经济学界和翻译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和行梳理和评述，主要分为以下三部分。

2.1经济学思想（史）为主题的研究

初对《富国策》的研究集中在对其经济思想的笼统上，因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如梁启超（1896）说“《富国策》精义甚多，其中所言商情商理，盖非专门名家者，不能通其窔奥也。中国欲振兴商务，非有商学会聚众讲求大明此等理法不可”(《读西学书法》，见王扬宗，09：646）。徐维则、顾燮光认为“《富国策》其论商理、商情专主均输、平准，以几何公法酌剂而消息之，……欲振兴商务，非急读此种专门书讲明义理不可。是书第十章言税法，尤多要义。”[《增版东西学书目》（1902），见王扬宗，09：751]关于《富国策》在经济思想的地位，大家都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如戴金珊（1984：154）强调了《富国策》是本译成中文的西方经济学书。戴金珊（1985：33-35）还指出《富国策》鼓吹“自由贸易主义”的原因是中国在前自己的传播力量未有形成、大权为传教士执掌，而且，在1纪下半叶，西方列强通过经济侵略严重威胁、挤压着中国的民族经济，清醒的国人呼吁限口、奖励出口以“塞危漏”的呼声愈加高涨。在此重要时刻，传教士舍弃传播那些与所谓的自由贸易相矛盾的其他经济学说或经济思想，转而大谈“中西自由通商有益论”。因此可以说，这些传教士有选择的传播行为，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弱小国家推行经济扩张的行为是相配合的。据此，戴金珊认为《富国策》的译介是西方通过传教士对清朝中国实行的经济侵略前奏。胡寄窗（1995：695）认为，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中译本《富国策》在名称和内容上均不足取，但不应该抹杀其创始意义。王立新（1997：372）认为，该书把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次系统介绍到中国，流传甚广，对维新派影响较大，曾被梁启超作为商政之书列入《西学书目表》。王立新把《富国策》归为经济学著作，对原作和译作内容及凡例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结该书对打破传统的“重义轻利”观有一定的作用。如为之作序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崇礼，把“富有”“丰财”作为“圣人之大业”，颇有与传统的圣人之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相对抗的味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意识的滋长。因而，王立新肯定了《富国策》译介对中国经济思想界具有革故鼎新的启蒙作用。李竞能（1979：69）认为《富国策》是次译介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成果，指出《富国策》宣扬了庸俗的生产三要素，鼓吹了米勒(即穆勒）的“生财之道天定之，用财之道人定之”的观点，反对欧文等人的“均富之说”，还宣传“合”的资产阶级调和论。因而他认为《富国策》是一本既庸俗又浅薄的作品，丁韪良是在美化和兜售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目的是迎合当时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口味，标志着西方列强对中国文化侵略的深入。可见，李竞能不是站在历史的高度，而是从阶级立场来分析判断，故其对《富国策》的评述基本是负面的，因而也是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