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新解

　　捧读《老子》一书，读者们想知晓：老子是谁？《老子》一书是怎样写成的，这本书究竟在讲些什么？《老子》所讲对今日的我们有什么用途？探究深者，还想知晓《老子》对中国历史（或中国思想史）进程起过哪些作用，《老子》一书究竟是“国之德”，抑或是“国之贼”也？　　将上述问题像剥洋葱一般剥开给大家看，以为导读。　　一、老子其人，其犹龙邪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篇《老子韩非列传》，叙述了老子其人其事迹：“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遂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所终。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司马迁认为老子的真名是李耳，曾经作过“周守藏室之史”。又认为老子可能是楚人老莱子，活了160岁或者200多岁。司马迁又说老子应该是与秦献公同时的太史儋，或是不知名姓的一位隐君子，他的子孙有名有姓仍然活在当代。概言之，老子有四个化身，其中一个还不知姓名。　　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司马迁对孔子向老子问礼一事也有记叙：“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益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晋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已，有人臣者毋以有已。’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有学者认为：司马迁对孔子师事老子是深信不疑的，否则，他不会两次记述同一件事。但又有学者考证，《史记》中关于孔子向老子问礼之事，乃是司马迁抄自《庄子》一书。在《庄子·天运篇》中有这样的记载：“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合，予又何规老聃哉？’”庄子笔下的孔子,是一个比老子差了许多的普通俗人，已经51岁了，还未“闻道”。老子则近乎于神龙。　　有学者考证，沛在当时为宋地，与“孔子适周”的地点不同（周在河南洛阳）。《孔子世家》记载此事发生在孔子十七岁至三十岁之间，而不是“五十有一”。孔子问礼中的老子形象是一个拘谨守“礼”的儒生，与《道德经》一书中那个把“礼”看做下流伎俩的老子根本不是一回事。因此，《庄子》中的老子原本是一个寓言人物，所述之事也为寓言，根本不能当真。《史记》因之成说，只是为了增加故事性和可读性，否则，司马迁不会另行举出老莱子、太史儋和隐君子。　　也有人指出：司马迁列举《老子》一书的作者，用的是否定法，即先提出一种假设，然后将其否定掉。司马迁心中认定的老子是*后那个无姓无名无字无籍贯无事迹的隐君子。　　又有人问道，既然是一个隐君子，司马迁又何以知晓“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　　司马迁生当汉初，离孔子、老子的时代并不是太远，何以将老子描绘得神龙见首不见尾？研究《老子》的学者们，大多数认为老子的身世在当时已是“世莫知其然否”。司马迁只是本着“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宗旨撰写了老子的列传，至于老子的身世为什么“世莫知其然否”，司马迁没有正面回答。　　二、胡梁交锋，宗教信仰乎 1919年，28岁的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在这本书中，胡适认为，“老子事迹，已不可考”，只能以《史记》所录为本：“老子是楚国人，名耳，字聃，姓李氏。他曾做周室守藏室之史。”胡适依据先生一定比学生年龄大，推断出“老子比孔子至多不过大二十岁”。老子应当生于“周灵王初年，当西历前750年左右”，“老子即享高寿，至多不过活了九十多岁”。对孔子问礼于老子，胡适确信有此事，只是“这事已不知在何年”。　　胡适1910年赴美留学，当时年仅19岁。他先就读于康乃尔大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大家杜威，深受其实验主义理论的影响。胡适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并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平心而论，时年28岁，在国外生活多年的胡适，训诂和考据之学并非其所长，对于哲学也很难说已经完全搞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胡适将老子打造成中国哲学始祖，排在孔子之前。与其说他的目的是在解读老子思想，不如说是在张扬自己学到手的实用主义哲学或实验主义方法。这是一起典型的“六经注我”的案例。胡适笔下的老子“比孔子大二十岁，至多活了九十多岁”等，只是凭“想当然”拼凑出来的。　　1958年，时年67岁的胡适重版此书时，在《台北版自记》中讲道：“有一天，我忽然大觉大悟了！我忽然明白，这个老子年代的问题，原来不是一个考证方法的问题，原来只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像冯友兰先生一类的学者，他们诚心相信，中国哲学史当然要认孔子是开山老祖……在这个诚心的信仰里，当然不能承认有一个跟着老聃学礼助 的孔子。”　　追寻老子的年代身世，从而探讨中国哲学史的发端，在胡适眼中竟然成了“信仰”问题。这种立论自然从一开始便要遭到多数学者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