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千心理.论温尼科特12篇:理论发展和临床革新

第8篇　心理发展中的客体在场与缺席，1964—1966 “我的*新构想” 温尼科特思想中的重要主题，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国际上；无论是在精神分析领域，还是在社会和医学背景下，都是广为人知并备受赞赏的，而这个时期的作品多收录在第7卷中。然而，在他生命中的这个成熟阶段，他没有就此坐享其成，却更自在、更热情地投身于探索那些他认为被误解或轻视的想法，以及加深他对心理生活早期阶段的心智工作的理解。 第7卷的特点是主题丰富多彩，以辩证的、甚至常常是辩论性地来处理各种议题，并将新的研究大胆地扩展到心智更原始的领域：“我的*新构想（My latest brain-child）”——也就是他的*新发现。在大论战时期（1942—1944），温尼科特害怕他会被同化进入冲突中的某个立场，因而失去自己的特异性，他更喜欢聆听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中的辩论，然后写信表达自己的观点。然而，在他的成熟期，他更自由和公开地面对精神分析辩论中的争议，并以清晰和详细的方式构建自己的新思想。 虽然要引导读者进入一种复杂的思维方式并不容易，这种思维方式不断地从个人走向大众，从正常走向病理，从碎片元素的整合走向新的创造性结构，我选择了这三个主要领域来进行评论：理论著作、技术著作，以及体现温尼科特的个性、其才能和局限性的著作。 理论维度：“发展是我的研究重点” 温尼科特一直认为，弗洛伊德之后，精神分析可以继续发展，可以在理解心智功能方面拓展新的领域。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他研究了未整合状态下心灵崩溃的情况，这种崩溃源于环境无法抱持和支持自我意识的连续性；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幼儿或精神病和边缘患者身上。 值得注意的是，温尼科特在他的论文“疯狂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Madness）”（CW 7:2:18）（于1965年提交给英国精神分析协会）的开头写道：“35年的精神分析实践不免留下它的印记。对我来说，我的理论体系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在我的头脑中得到了整合，我一直在努力地阐明这些变化。我发现的东西，往往已经被弗洛伊德本人、其他精神分析学家，抑或诗人和哲学家发现并更好地阐述过了。但这并不妨碍我继续写下我*新的构想（公众需要时即可阅读）。” 他认为自己在那个时期的科学工作与个体的心理出生（psychic birth）这个议题有关：“我正努力接近出生的日子”［“新生儿和他的母亲（The Neonate and His Mother）”（CW 7:1:4）］。他*重要的新兴趣之一就是*原始的痛苦（primitive agonies）。在写给儿科医生的文章“新生儿和他的母亲”一文中，他谈到了未整合的感觉，想象医生在进行莫罗反射/惊跳反射测试时，新生儿垂下头时的想法：“突然发生了两件可怕的事情：我持续存在的连续性（the continuity of my going on being）（这是我目前个人整合的全部）被打破了，而且它的中断是因为我不得不被分成了两部分：感觉身体和头部分离了。”令人惊讶的是，在这篇文章中，温尼科特还提到了一个边缘患者的分析性治疗，这个患者需要长期退行至依赖，他也对这个患者进行了同样的测试。“我让她做个测试——垂下头，看看惊跳反射是否会出现。我当然知道会发生什么。患者随即遭受了非常严重的精神痛苦。她情感发展的延续性中断，陷入了一种未整合的状态。”对温尼科特来说，对这个患者的分析性治疗“给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来观察婴儿状态，出现在成人身上的婴儿状态”。 在“崩溃的恐惧（Fear of Breakdown）”一文中，他从理论上描述了一系列极大的痛苦（他坚持认为那不仅仅是焦虑），当孩子的自我组织过于脆弱而无法面对那些痛苦时，这些痛苦会打断存在的连续性（continuity of being）。这些极大的痛苦被经受过去了，却没有留下情感上的体验或记忆。在他看来，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在分析设置中重新体验疯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分析师这方尝试获取理智或追求逻辑，都会摧毁患者重回疯狂的唯一途径，患者只能通过体验恢复，而无法通过记忆恢复。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师必须能够忍受整节分析，甚至是分析的某一个阶段，无法用逻辑来描述移情”［“疯狂心理学”（CW 7:2:18）］。 接下来，我想引用以下这两篇文章——“新生儿和他的母亲”和“疯狂心理学”，而不是更著名的“崩溃的恐惧”，来举例论述温尼科特在这个阶段的思想。他跟儿科医生讲边缘患者，也和精神分析师探讨新生儿发展的早期阶段，这个阶段要早于他们有能力从心理上体验自己的阶段。这样的阶段对精神分析治疗来说可能是陌生的，精神分析是一种“谈话疗法”，它面对这个问题的方式显然是反直觉的。温尼科特正在寻找一种理论上的、能够阐明的方式，来澄清一些重要的概念，首先，是心-身连续的概念，即心-身实质上是个统一性、连续体，“心理学是生理学的渐进延伸”（“新生儿和他的母亲”）。他对个体发展统一性的深刻信念，促使他使用非技术术语，这些术语足以敏锐地把握他想要处理的心理成长现象的动力和关系属性。每一次思想结晶形成新的术语，他都要竭力避免术语可能会带来的障碍［“我故意使用‘崩溃’这个术语，因为它相当模糊，而且它可能意味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崩溃的恐惧”）］。他的目的既是把自己与将疾病客观化并且不关注整个病人的医学话语区分开来，又是理解那些阻碍心灵朝向自体逐步整合的方向成长的现象的特异性。正是这一点可以在精神分析中找到治疗方法：“发展是我的研究重点”［“这种女性主义（This Feminism）”（CW 7:1:14）］。 在这些作品中，温尼科特强调发展维度是一个结构性元素。在他看来，正常和病态之间的区别不仅在于防御机制的质量，也在于是否有适当的资源支持儿童的自我，以面对压倒性的体验。母亲的心智会为孩子提供这样的资源，母亲需要准备好完全认同她孩子的需要。但温尼科特也指出，母亲完全采择孩子的视角的这种能力是暂时性的，在孩子出生头几个月，母亲的这种能力是必要的，之后孩子开始走向相对依赖，*终走向独立。关于青春期，温尼科特认为，对时间维度的认识是任何治疗干预的基础：“青春期是通过情感发展而成为成年人的阶段……我曾在其他地方提到过青春期的忧郁，在这段时间里，任何问题都无法立即得到解决”［“从一个青少年的心理治疗访谈得出的推论（Deductions Drawn from a Psychotherapeutic Interview with an Adolescent）”（CW 7:1:5）］。 至于精神病，温尼科特认为它是一种对原始痛苦的防御：“一切学习（以及进食）的基础是空虚。但是，如果一开始没有体验过空虚，那么它就会变成一种令人恐惧、但又不得不追寻的状态”（“崩溃的恐惧”）。因而，分析可以成为一种患者重新获得活力的适当的治疗方法，在精神分析师的帮助下，患者重新体验那些崩溃的情绪状态，这些状态需要一个允许绝对依赖的环境，才能在心理上重新体验它们。 温尼科特在研究“刚出生的一段时期”时，他关注到了另一个议题——在研究人类主体可观的动力和发展的统一性时，正常和病理状态之间是具有连续性的。温尼科特对这一事实印象深刻，当他还是剑桥大学的一名年轻学生时，他了解到了达尔文的工作。达尔文是一位对自组织个体和环境之间的持续交流很感兴趣的科学家，他的研究对象是处于持续发展状态中的生命世界。温尼科特在这一阶段的独创性思想，在于他以富于启发性和激进的方式描述了儿童非整合状态的形成，以及从*早期形成心理-情绪和心灵-身体相互整合的可能性，这是通过孩子与一个允许他探索试验的环境的互动，通过他自己的全能感，与此同时，感到毫无保留地扎根于他的个人生活经验之中而实现的。对温尼科特来说，母亲的作用是为孩子提供一个情感环境，让他在原初自恋阶段，强烈地体验到一种个体的全能感；这不是对失败的弥补性或安慰性补偿。他说，“一开始，婴儿的自我既软弱又强大”［“在精神分析中遇到退行时设置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the Setting in Meeting Regression in Psychoanalysis）”（CW 7:1:9）］。对个人全能体验的积极评价，是温尼科特对精神病和边缘患者治疗*重要的贡献之一。这是整合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在这个过程中，孩子有可能体验到有些属于他的东西，不必投射到客体身上，丢掉它，从自身剥夺它，或毁灭自己。整合过程从出生就开始了，甚至当孩子仍然处于完全依赖状态时——它们是原初认同中的自恋元素。它们的对立面是整合的失败，或失整合。 温尼科特明确区分了退缩（withdrawal）和退行（regression）的心理状态［“为精神分析研讨会准备的个案笔记：退缩、退行、男性认同（Case Notes for a Psychoanalytic Seminar: Withdrawal, Regression, Male Identification）”（CW 7:2:19）］。在退缩状态中，预期环境是迫害性的，（婴儿）寻求一种病态的独立；然而，在退行状态中，如果母亲适应孩子的需要，主体将体验到积极的依赖，作为通向独立的途径。在温尼科特专门针对孤独症的研究工作中［“孤独症（Autism）”（CW 7:3:8）］，他强调“谈论一种叫孤独症的疾病是非常做作的”。对他来说，孤独症不能被轻视，也不能被归为其他疾病之一；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普遍现象的极端表现——与他人的关系困难，无法忍受不止一个人在同一环境中呼吸。他说，“所有这些中*困难的，就是简单的共存（除非它自然发生）：两个人在一起呼吸，什么都不做，因为做点什么就不是一种休息的状态了”。就是在母子关系中，以及在分析性治疗中，温尼科特发现了恢复人格整合能力的工具，即，通过给另一个人提供心理空间，对他的存在感兴趣，而不仅仅关注他的行为或动作。 这一整合过程得以发展的原因是“平凡而奉献的母亲”，温尼科特在其早期作品中充分阐述了这一概念。在这些作品中很明显的一方面是，对于如何表述母亲所表现出来的心灵成长功能，他还没有找到满意的呈现方式。这个功能允许孩子拥有个人体验，并开始“零零碎碎”地整合他自己的身份认同，能说出“我是（谁）”： 我们可以给这些东西起个名字。“整合”一词涵盖了主要内容。所有这些零零碎碎的活动和感觉（是它们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特殊的婴儿）有时可以形成凝聚状态，从而有了一些整合的时刻，使婴儿成为一个整体、一个统一体，当然他依然处于高度依赖状态。我们说，母亲自我的支持作用促进了婴儿的自我组织。*终，婴儿能够维护他或她自己的个体性，甚至感到一种身份认同感。［“平凡而奉献的母亲”（CW 7:3:3）］ 温尼科特从理论上很关注这一领域，他在必要之处明确了平凡而奉献的母亲在培养孩子独立思考能力方面的作用：“像母亲的替代者或保姆一样思考”［“促进儿童思维发展（New Light on Children’s Thinking）”（CW 7:2:1）］。母亲、父亲和家庭，作为通常情况下促进儿童健康发展的人，他们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凡的。他没有批评母亲或家庭，而是尽力支持她们。然而，当一种理论被提出时，它的含义经常会被扭曲，被与整个社会有关的问题转化为它的对立面： 如果我们的社会迟迟不愿承认这种依赖——它是每个人发展初始阶段的历史性事实——就必然会阻碍自在的状态和完全的健康，这个阻碍源于恐惧。如果没有真正认识到母亲的作用，那么一定会有一种对于依赖的模糊恐惧。这种恐惧有时表现为对一般女性的恐惧或对某个特定女性的恐惧，有时则表现为不那么容易被识别的形式，（这些形式中）总是包含着被支配的恐惧（的成分）。［《孩子、家庭和外部世界》（The Child, the Family, and the Outside World）的导论（CW 7:1:17）］ 失整合和解离 在这一时期，温尼科特关注的一方面是深化他对整合功能的理解，整合功能是心理发展的一个转折点，需要照顾者的帮助来促进整合的过程，使婴儿能把碎片化的主观体验结合在一起，从而成为一个可以说出“我是（I am）”的独特的个体。另一方面，他还特别关注心身问题和边缘性病理所特有的解离现象，以及精神病患者在分析中表现出来的失整合状态。一些相当常见的疾病，包括躯体表现（“脖子抽筋可能是由严重失整合的威胁所致”）都呈现出一种分裂，温尼科特对此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并且，他认为心身疾病就是整合的反面［“心身疾病的积极与消极面（Psycho??Somatic Illness in Its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CW 7:1:6）］。他认为，将某些疾病归类为心身疾病，只表明某些患者试图让医生远离他们的情感。在这些案例中，他警告分析师，不要过早做出可能会被患者认为是诱惑性干预的诠释，“这将会导致放弃对心身的关注，陷入理智化的共谋”。在治疗心身症状的患者时，温尼科特也强调分析是一种与梦类似的真实体验，这种体验使患者能够“活现”特定的情绪，而不仅仅是叙述它们。分析师的干预必须源于真正的情感参与。如果它们停留在解释性评论的层面上，那么它们只是加强了身和心之间的解离，只是附和了患者理智化的部分。 这种与整合过程有关的思路发展，使他意识到严重解离通常与他所说的男性和女性元素的分裂有关。他的文章“在男性和女性身上发现的分裂出的男性和女性元素（The Split??Off Male and Female Elements to Be Found in Men and Women）”（CW 7:3:2）中有一个男性病人的案例，温尼科特对他说“我在听一个女孩说话”，这个例子太出名了，就不详细引用了，我提这个重点在于温尼科特在这两年的文章中所体现出的思想的延续性，因为他觉得有必要更深入一些，从而理解构成心理现实基础的元素，以及形成他自己的精神分析方法。“我需要经历一次深刻的个人经历，才能达到我觉得我现在已经达到的理解。”分析是一种必须由分析师共享的情感体验。如果分析师愿意共享这样的体验并“航行到深水中”，那么自体被解离的部分就可以重新聚合，就像男性和女性元素分裂的那个案例一样。这里启发式的一面关系到女性元素的本质，温尼科特将其定义为存在感的基础：“［孩子］需要的是乳房其所是，而非乳房其所做”（p. 328）。“对纯粹蒸馏而未受污染的女性元素的研究将我们引向‘存在’，而这形成了自我发现和存在感的唯一基础，然后是发展内在的能力，成为一个容器，有能力利用投射和内摄机制，并以投射和内摄的方式与世界连接”（p. 329）。 温尼科特的这项工作导向了关于原始认同和解离机制的研究新视角，当一些作者越来越多地开始探讨严重病理、原始心理状态和非语言沟通的问题时，他们也在研究温尼科特所带来的这一议题。在心理层面的存在感的形成过程中，攻击性作为“个体能量的两大主要来源之一”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在“攻击性的根源（Roots of Aggression）”一文（CW 7:1:18）中，温尼科特指出，在个人情感发展的框架内，攻击性的维度对于同时获得自我意识和现实意识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观察到，在发展之初，孩子会同时产生爱和恨，并接纳这种矛盾。然而，在这个早期阶段，“创造和毁灭似乎都是通过魔法发生的”。温尼科特探讨了儿童的思维功能，他注意到，当儿童闭上眼睛，他可能会体验那种魔法创造和毁灭的全能感：“在婴儿式的魔法中，世界可以因闭上眼睛而湮灭，再一睁眼、有新的需要时，就创造了新的世界”（p. 134）。魔法创造与毁灭之间的这种摆荡，与孩子眼中的“我”客体转变为“非我”客体的时刻之间的交替相对应；也就是说，从主观现象到被客观感知的转变。温尼科特强调了这种攻击性的维度在建立身份认同和存在感方面所具有的价值。他对这种行为的任何评估都不感兴趣；相反，他坚持认为，婴儿对攻击性的体验是情感发展的一个基本步骤。通过他天生的攻击性，婴儿意识到自己是强大的，但不是破坏性的，正是因为“非我”客体在他“踢出去”的世界中存活了下来。 在对情感发展阶段的详细分析中，我们可以充分理解温尼科特的精神自由，他对细节的达尔文式的兴趣，以及他与孩子或患者维持关系的能力，他会带着情感去观察和参与正在发生的事，将之作为一个体验性的事件： 如果允许婴儿有时间逐步经历成熟过程，那么它就会变得具有破坏性，会憎恨，会踢，会尖叫，而不是用魔法毁灭世界。这样一来，实际的攻击性行为就被视为一种成就。与魔法的破坏性相比，攻击性的想法和行为具有积极的价值，当我们牢记个人情感发展的整个过程，尤其是早期阶段时，仇恨就成为文明的标志。 还是在“攻击性的根源”一文中，温尼科特做了一个有趣的评论，这个评论先于后来的比昂学派关于白日梦的想法，因为他看到，在夜间的梦中，一种体验实际发生了，它允许主体在自我防御休息的状态下以一种创造性和探索性的方式运作： 在这里，我必须把做梦和白日梦区分清楚。我指的并不是醒着的生活中一连串的幻想。与白日梦相反，做梦的本质是做梦者处于睡眠状态，并且可以被唤醒。梦也许会被遗忘，但曾经梦过，就有意义。（在孩子醒着的时候，也有真实的梦，但那是另一回事。） 温尼科特认为，梦是攻击性行为的另一种选择：在梦中，攻击性和暴力都被体验，伴随着身体的兴奋，这是一种真实的体验，而不仅仅是一种智力练习。“如果这个梦包含太多的破坏性，或者对神圣的客体有太严重的威胁，或者出现混乱，那么孩子就会尖叫着醒来。”温尼科特认为梦的活动作为一种体验，会让做梦者能够触碰那些不能被表征的东西（因为做梦时疲软的自我防御），这早于比昂关于梦的功能的理论——梦可以将尚未表征的β元素转化为α元素，然后成为做梦者心理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