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6,奇异之年

序章 遥远的爆发 2018 年11月，因为要去印度尼西亚的卡加马达大学（Gadjah Mada University）访问，我在网上搜寻有关日惹市（Yogyakarta）的相关信息，却一头撞上了火山。 印度尼西亚是万岛之国，也是著名的火山之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一万七千多个大大小小的岛屿上，127 座火山是显眼的存在。在日惹附近二十多公里的地方，就有一座活火山，被介绍为该市著名旅游景点。然而，*终吸引了我眼球的，却是另外一座火山。与这座火山相关联的，是一个叫“无夏之年”（the year without summer）的全球事件。 所谓“无夏之年”，是指 1816 年。 1816 年，亚洲、欧洲和北美经历了一个奇怪的夏天。低温、冷雨、洪涝和干旱袭击了北半球，在许多地方引发农业歉收和饥荒，导致社会动荡，暴乱发生。而这个无夏之年的起因，现在被科学家们一致认定，与印尼的一座火山有关系。因为在一年前，也就是 1815 年，爪哇岛东边的坦博拉火山（Gunung Tambora）剧烈爆发。 桑巴万岛（Sumbawa）上的这座火山，在 1815 年 4 月 5 日突然苏醒，一千多公里之外的人，都听到了喷发的轰隆声。4 月 10日的爆发更猛烈，将震耳声波传到两千多公里以外。根据估算，在连续几天的爆发中，有几百立方千米的火山物质被抛出，数百万吨火山灰冲向天空，遮天蔽日。因此，桑巴万岛的居民，把这灾难性的一刻叫作“尘雨之时”（zaman hujan au）。五千多万吨细微火山物质和二氧化硫气体，被炸到距地球表面四十多公里的高空。肉眼无法看见的灰烬颗粒，在一年内扩张蔓延，停留在距地球表面十至二十公里的大气中，形成一张气溶胶膜，将太阳能量反射回了宇宙。 然后就导致了全球降温。 1816 年 6 月，美国东部本应是和风暖阳的夏天。新罕布什尔州新上任的州长普卢默，在康科德一家教堂举行就职典礼。一位在场观众回忆，州长演说时，教堂外寒风呼啸，还飘起了雪花，“我们冻得牙齿直哆嗦，手脚都麻木了”。到了晚上，这位观众回到酒店，“围着熊熊燃烧的大火，身子还在发抖，同时抱怨屋子太冷”。低温袭击了从缅因到佛蒙特，从纽约到弗吉尼亚的大片区域，*终迫使许多破产农户向西迁徙，深入曾经不属于美国版图的大西部。 1816 年夏天，“连续八周”的雨水和低温，让爱尔兰的土豆、麦子和燕麦普遍歉收，“玉米地里的景象很是凄惨，许多地方的玉米地呈现一片黑色”。从 2 月到 10 月，都柏林的平均气温，比正常值低了 16.8 摄氏度。这一年夏天，人口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到经济学家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庄园做客，两人却被寒冷潮湿的恶劣天气“囚禁”在室内。虽然他们在人口问题和经济问题上见解不同，却都一致认为，如果眼前的恶劣天气继续下去，英国将面临粮食短缺的社会危机。 1816 年，飘浮在大气中的坦博拉火山灰导致印度洋季风发生系统性紊乱，恒河三角洲干旱和洪涝交替出现。到了 1817 年，反常气候引发霍乱菌株基因突变，并开始在这个英国殖民地肆虐。凶猛的传染病让上百万当地居民死去，更借助殖民者、迁徙者和生意人的身体，从印度次大陆向东进入印尼、菲律宾，向北进入中国和日本，向西穿越阿拉伯世界并*终抵达俄罗斯、法国、英国，再跨越大西洋进入美洲。从 1817 年开始，直到 1850 年代，19 世纪的这场规模*大的传染病暴发，在全球夺去上千万人性命。 …… 国外学者撰写了大量文献，重建坦博拉火山爆发对全球气候的扰乱历史，以及对世界各地的冲击。这些研究，还连带分析了这场灾难给西欧带来的社会动乱和变革，比如：城市中的饥民暴乱，导致了社会治理改革；霍乱暴发，催生了现代公共卫生和医疗救助体制的诞生；燕麦歉收，马匹大量饿死，激发了一个德国贵族发明自行车的雏形…… 有些研究者，还考察了气候突变给欧洲文学艺术带来的影响。 1816 年，英国诗人雪莱（Percy Shelley）和作家玛丽（Mary Shelley）在瑞士日内瓦湖畔与拜伦（George Byron）会合，但他们过得并不惬意，因为那个夏天“天气很冷，老下雨”。按照雪莱和玛丽的说法，很多时候，他们只能待在拜伦的别墅里，烤着火，用聊天打发时间。拜伦提议，他们用写鬼故事的办法来消遣，由此，诞生了号称史上**部科幻小说的《弗兰肯斯坦》。 笼罩在寒冷之中的阿尔卑斯山脉，更成就了雪莱的著名诗篇《勃朗峰》。 1816 年，平流层中的火山灰使得伦敦和英格兰的黄昏天空，出现“五颜六色”的暮光。在落日附近，哪怕晴朗无云的天穹，也散发出极为罕见的深红和橘黄。这种奇异天象，导致英国画家透纳（J. M. W. Turner）和康斯太布尔（John Constable），在自己创作的风景画中使用出乎常规的红色和黄色。一帮欧洲科学家在前些年做了一项研究，他们通过数字手段，分析四个世纪里欧洲风景绘画中的红色使用情况，结果发现，1816 年之后的一段时期内，红色使用量*多。 一位美国学者近年发表的著作，书名就叫《坦博拉：改变世界的火山爆发》（Tambora:The Eruption That Changed the World）。 在不断搜索信息的过程中，我开始注意到中国。 1816 年，是清帝国的嘉庆二十一年。承接所谓康乾盛世的余晖，嘉庆皇帝执政的时代，被许多历史研究者认定为清朝衰败的开始。紫禁城里的皇帝和云南农舍里的佃农，根本不知道有一座叫坦博拉的火山在印尼爆发，尽管中国传统话语里，早就有关于“爪哇国”的传说。 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从 1815 年开始，被坦博拉喷发抛入大气层的火山灰，让之后十年内整个亚洲的平均气温低了1.2 摄氏度，也让中国经历了一个天气异常的过程。1815 年秋天，河北出现严重霜冻。1816 年开年，海南、广西、广东、台湾都出现了罕见的降雪，广西的积雪达到 70 厘米厚，而台湾也记录到厚达 3 厘米的结冰。江西的一些地方积雪厚达数尺，整个冬天都没有融化。 随着 1816 年夏天的到来，受季风气候影响的中国许多地方，遭遇异乎寻常的霜冻、低温、洪涝和干旱。云南的持续低温和大风冷雨，导致基础粮食作物水稻和荞麦大面积损毁，暴发了所谓的“嘉庆大饥荒”，饿殍遍野。“观音土”——一种含镁、铝、硅、锌等矿物质的黏性泥土——成为绝望人群的饱腹之物。 有研究者指出，随着 1816 年云南农村经济的彻底破产，一种新的种植物开始取代水稻、玉米和荞麦，出现在那里的山坡上和沟壑间。因为易于生长，更因为提取的烟土能卖出好价钱，罂粟成了云南农户生产自救的不二选择。很快，鸦片种植蔓延到这个西南边省各地，野火燎原一般挤占了农田。按照这些研究者的说法，鸦片在西南地区的大面积种植，嘉庆大饥荒无疑是其导火索。四十多年后，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散尽，罂粟成了神州农村的一大经济支柱，将人民抛入更深的幻觉和麻木的深渊，将清皇朝进一步推向衰颓的结局。 从某种意义上讲，遥远印尼的坦博拉火山爆发，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看到如此结论，我的确有些震惊了。 国外的地质学、火山学、气候学和环境学研究，通过各种手段，已经证实坦博拉爆发对 1816 年的全球气候造成巨大冲击。国内的气象科学研究者，也通过历史记载、计算机模拟、气象模型演绎，推导出这一年中国各地所受影响，补上了曾经缺席的全球气候历史拼图重要一块。也就是说，至少从自然科学层面，我们已经能确认，这场火山大爆发，造成了显著的全球气候异常。 但是，坦博拉爆发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虽然也有大量文献描述和分析，却多少有些见仁见智的含混，尤其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中国时。对于中国来说，尽管有天人合一的久远思想传统，但要把 1816 年的“天灾”，跟其后发生的“人祸”紧密关联起来，将清帝国的国运转衰，链接到“爪哇国”一座火山的喷发，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 19 世纪前 20 年的欧洲和北美，系统的气象观察和气温记录才诞生不久。尽管如此，粗鄙的技术工具和观察者日志，媒体的报道——其中还伴随宗教的预言与迷信的末日恐慌，至少可以帮助人们大致重建西方的“无夏之年”。而在那时的中国，气候变化更多被解释为天体运转和神秘力量的结果。朝廷的天象观察，虽然也借助皇家天文台的西式天象仪，但关于天灾的结论推导却带有玄学意味，而不是出于日常观察和记录分析。 中国科学家对 1816 年气候异常的讨论，除了借鉴国外的科学假设和调查成果，*直接的证据，只能从那个时代的历史书写甚至诗歌咏叹中攫取。这些历史叙事，基本上没有借助任何技术手段如温度计、气压计、湿度计等，属于纯粹感官体验。因此，要确凿重建这一年中国的气候异常与坦博拉火山爆发之间的关联，重建由此导致的社会灾难或社会变化，成了一个充满挑战的任务。 我是不可能迎接这个挑战的。 话虽这样说，经过半年多的查询、沉淀，阅读、放弃，我发现自己依然无法摆脱坦博拉爆发的蘑菇云阴影。1816 年，包括那个寒冷的或者“消失了的”夏天，就像久久盘旋于平流层的火山气溶胶一般，固执地笼罩着我的意识环境和想象世界。 然后我才突然明白，这场惊天动地的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气候异常，其实是为我打开了一扇特殊的窗口，让我能从一个奇妙的角度，来观看那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来理解那时的西方和那时的中国。 一直以来，我对国内学界一些庸俗比较研究都不甚感冒。在大多数时候，那些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比较艺术学和比较文化批评，不过是将中国和西方的各种现象胡搅蛮缠地拉到一起，没有基本的历史逻辑和话语逻辑。而在 1816 年，西方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却因为一场火山爆发有了奇异的可比性。 桑巴万岛上的那场天灾，除了夺取当地大约十万居民的性命，将两个王国彻底摧毁，给地球表面留下一个大坑外，也给东方和西方的居民带来无处躲避的气候冲击。无夏之年的气候事件，让地球人在时间和空间里罕见的同步，成了同一个灾难的共同受害者和共同目击者。 如果把 1816 年看作一个时间延绵的横切剖面，它呈现出来的诸多景象，都有一个透视灭点：地球的、气候的、东方的、西方的、社会的、文化的、历史叙事的、植物的、动物的、集体的、个人的……所有这一切，都*终聚焦于坦博拉火山在 1815 年 4 月开始喷发的那一刻。火山物质在大气层里形成的气溶胶膜，向太空反射太阳能量的同时，也变成一面把整个地球都笼罩进去的镜子，映照出不论中国还是欧美的社会和历史，映照出所有人的影子。 找到这个焦点，我的写作也就找到了基本框架。 坦博拉火山爆发，以及后来影响全球的天气异常，将成为这本书的总体背景。我将跟随气候灾害留下的历史印迹，去寻找几例文化个案。那些自然科学研究已经得出的证据和结论，将成为这些文化个案的事实背景，而不是叙述和讨论的内容。的确，1816 年的火山冬天（volcano winter），让中国和西方有了某种可比性，我却不想陷入精确对位的所谓比较研究套路，比如找一个德国画家来跟中国画家比较，或者把一个中国诗人的作品跟一个法国诗人的作品交叉。 我真正想探讨的，是 1816 年的中国，是它那时的文化语境。我想知道，产生于那一年的部分中国叙事，如何在全球气候灾难的背景之上呈现？制造这些话语的人，如何想象和描述他们的世界？我们能从这些叙事里，确认坦博拉爆发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冲击吗？在此基础上，我还想知道，今天的我们面对这些文本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会引导出什么样的阐释。 按照一些历史学家的描述，1800 年代的中国，无论是人口数量或经济总量，都还站在世界前列。所以在 1793 年，乾隆皇帝才会傲慢地对英国**位来华使节马嘎尔尼勋爵（George Macartney）宣布，我天朝啥都不缺，不用跟贵国通商。1799 年，嘉庆皇帝在世纪之交接过父亲的江山，按说是继承了一个盛世。然而，根据另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在爱新觉罗·永琰登基之时，这个东方帝国已开始走下坡路。光鲜精美的锦缎黄袍，包裹的其实是一个衰态毕露的统治肌体。 到了 1816 年，坦博拉火山爆发的气候效应开始影响亚洲，波及中国。清朝皇权治下的个别文人，对当时的天灾人祸做出了间接反应。但是，生活在 19 世纪初期的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不会像今天的我们一样，知道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他们更不可能像我们一样，知道坦博拉火山在那个叫“咬溜吧”的蛮夷之地东边。他们留下的文本，也许涉及火山爆发带来的恶劣气候和可怖灾难，但他们却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将这一现象跟遥远的异邦联系起来。 对于 19 世纪初期的英国人来说，情况也差不多。不过，相对于 1816 年的中国同辈，他们有更开阔的眼界，更清楚世界的总体模样。 经过了地理大发现，经过了 18 世纪的理性启蒙和工业革命，英国的知识界已经站在那时全球知识体系的高位。当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在苦练八股文，纠结该用什么样的字体在科举考场上答卷时，英格兰或苏格兰的文人们，却不用面对皇帝颁布的殿试考题抓耳挠腮。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写作题目和样式，并把作品拿去发表，更关心自己发表的文字能否赚得上流社会的名声和书刊市场的金钱。即便如此，他们在那时也无法理解，自己所遭遇的极端天气，跟遥远的坦博拉火山爆发有关。 这就正好说明，以坦博拉火山爆发和气候变化为焦点，来审视 1816 年的中国和英国知识界，是一个多么有意思的角度。 在今天发达的资讯平台上，坐拥有关那场爆炸和气候剧变的海量信息，我们仿佛变成了无所不知的上帝，俯瞰无夏之年里的芸芸众生。我们不仅能看见他们看不见的空间，也能掌握他们无法控制的时间。我们能透过各种文本，快进和慢放他们的生命历程，并且已经知道，他们奋斗和挣扎的*终结局。人们常说，历史没有如果。但实际上，每一个面对历史的人，不论是书写者还是阅读者，*爱做的假设就是，如果当时…… 如果当时的中国皇帝知道，英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和殖民强国；如果中国文人知道，他们认定的所谓天下，只是地球表面的一小部分，传说中的“爪哇国”，已经是英国人跟荷兰人的殖民地；如果欧洲的知识界知道，1816 年寒冷夏天的起因是坦博拉火山爆发，爱尔兰的饥荒起因是全球气候的突变……然而，他们不可能知道。再聪明的大脑，再疯狂的想象力，也无法让他们超越自己的时空，在这一点上与当下的我们达成共识。其实，这也正是历史书写和批判的乐趣所在：作为书写者，虽然后知后觉，却总是比历史里的当事人拥有更广泛的认知，拥有更全面的视野。 在重建历史人物的生命轨迹和存在语境的同时，高高在上的我们，仿佛获得了一种摆脱实际功利的审美距离。 两百多年过去，科学家们通过封冻冰层中的火山物质，通过树干异常的年轮，通过散布各地的气象记录和文学叙事，重建了坦博拉火山爆发对地球气候的影响模型和效应过程。在此基础上，社会科学研究者和人文学者，也重建了这场巨大地质活动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冲击图景。耗费如此脑力和体力，去追溯两个世纪前的地质和大气事件，去追溯不同地方不同人群的体验与挣扎，当然不是为了获得事不关己的审美享受。 2018 年 11 月，我*终没有去日惹郊区的默拉皮火山（Gunung Merapi）观光。 这座号称地球上*活跃的火山，曾经在 1006 年、1786 年、1822 年、1872 年、1930 年猛烈喷发，*近的几次喷发分别是在1994 年、2001 年、2006 年、2010 年。在我访问日惹前的 6 月 1 日，这座火山都还短暂苏醒过，喷出的火山灰和蒸汽柱体高达 6 千米。在我离开后的 2019 年 2 月，它又再次醒来。 甚至，就在我写作这本书的过程当中，2020 年 3 月 3 日和 27日、6 月 21 日，它都又发生了多次小规模喷发。 默拉皮在 11 世纪初的那次喷发异常剧烈，摧毁了东爪哇的两个王国。岩浆、浮石和火山灰，将日惹附近一座规模巨大的佛教浮屠掩埋，让另一座恢宏精美的印度教庙宇成为废墟。据说，在此之后，伊斯兰教逐渐成为爪哇的强势宗教，曾经辉煌一时的佛教和印度教建筑群，成了供人回忆的遗迹，成了今天的旅游景点。 生活在默拉皮附近的日惹居民，跟我们一样正常生活，吃饭睡觉，上班休闲，恋爱结婚。尽管已经有相对完备的预警系统，他们其实并不能预测，这座火山将在什么时候再次剧烈喷发，再次以震耳的爆炸、猩红炽热的熔岩和遮天蔽日的火山灰，把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推向灾难边缘，就像 1815 年的坦博拉一样。 谁知道呢？ 我们以为自己生活在盛世，却不一定知道这盛世景象，已经被大大小小的地震撕出了裂纹。这些地震，其实就是火山即将喷发的前兆。宁静的陡峭山坡上，植物和动物生命繁盛，火山口内，虽然偶有热气蒸腾，却一片安详。然而在这表面的平和之下，压力在火山腔体里不断聚集，无法得到释放，熔岩蠢蠢欲动。 直到有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