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色食记

浓亦淡来淡也浓——昆明的气质 昆明有点儿像荷兰，地处边缘，但内通外达；曾经彪悍，经过多种文化长期反复叠加，渐渐圆融通和。它善于接纳外来文化，却从未失去自我，失去红土高原的底色。 阳光赐予红土地上的人们自然淳朴的力量，昆明人兼有南人的温润和北人的豪爽，精神层面更松弛、更天然。他们不自大，也不自卑；不保守，也不进取；与自然相融，与命运和解，未富先怡，泰然自洽。 四十还惑，五十不知天命，六十耳逆，不如一路向西去昆明…… 大观楼长联 十一二岁时，**次随父到昆明。少年的记忆，除了西山龙门的高峻、植物研究所的繁花似锦，难得的是远眺滇池，背下了大观楼长联，至今不忘。 遥想当年不过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只得意于近乎过目不忘的记性，并不能领会其中开阔的意象、悠远的叹息、通透的识见。 正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孤篇压全唐，孙髯翁的《大观楼长联》一联绝天下，二者均用词精到，意象万千。只是前者似有赵宋风韵，优美婉转，层层升华；后者则有汉唐气象，宏博高远，九九归一。想来该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上联写景：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云贵高原多山，昆明是紧傍滇池的山间盆地（坝子），东西南北各有金马山、碧鸡山、鹤山和蛇山，骧、翥、走、翔四个动词，灵动绝妙，栩栩如生。更兼有五百里滇池奔来，浩浩汤汤，横无际涯。人在景中，心旷神怡。若非胸有丘壑，如何能见这般天地！ 下联论史：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四句精练概括了云南与中原时离时归、藕断丝连的历史渊源。 《史记·平淮书》记载，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在长安大修昆明池，治楼船，过家家操练水军，梦想打通滇池通往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新唐书·吐蕃列传》记叙公元707年吐蕃及姚州（今楚雄光禄）南蛮挑事儿，唐九征打了胜仗，自建铁柱于滇池以勒功。《资治通鉴·宋纪》则说北宋初年，王全斌既平蜀，欲乘势取云南，但宋太祖忌惮“天宝之祸，起于云南”，遂用玉斧在地图上把大渡河以西砍掉了，说那不是朕的地盘儿。《元史·宪宗本纪》则记述公元1252年，忽必烈率军过大渡河，在丽江石头城附近，趴着小皮囊，划着小皮筏偷渡金沙江，出其不意的进攻*终灭掉了大理国。 大观楼长联天地美景与历史沧桑时空交融，浑然一体，气魄宏大，又超然物外。毛泽东评价此联“从古未有，别创一格”。 清道光初年，一代文宗阮元在风雨飘摇中赴昆明任云贵总督，不知是生长于小桥流水的扬州，还是官场沉沦浮荡抑制了心胸，看了长联不喜，另改联板悬挂于大观楼。 阮版长联且不说维护清廷的小心思，就单讲把“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改为“东骧金马，西翥碧鸡，北倚盘龙，南驯宝象”，变虚为实，大伤原作意境。 毛泽东在梁章鉅《楹联丛话》中提笔批道：“死对，点金成铁。”对比着看，阮元篡改之处皆为败笔，覆泥沙于金玉，涂污渍于华服。意外反衬孙髯翁“万树梅花一布衣”，倒有“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 大理与昆明 周成王时期的何尊上刻有铭文“宅兹中国”，这是“中国”一词*早出处，意思是把家安在中心城市。中国文化华夷融合、农猎渔牧互渗。地处边疆的云南，*终归属中国还是蒙元时期。 虽有战国晚期的庄硚入滇、西汉的徙民实边，以昆明为中心的滇中地区和中原有了一些人员和经济的往来，但在元朝以前，云南的中心一直在大理。 唐天宝初年，南诏在洱海地区兴起。南诏是彝族政权，皮逻阁家族骁勇善战，趁滇中、滇东爨氏内乱，一举荡平诸爨。《南诏德化碑》记载南诏王阁罗凤骑马到滇池边，审形势，心境大好，“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陆可以养人民”，指示儿子凤伽异在滇池边建了拓东城，大致在现今昆明东南拓东路一带。 南诏都城在滇西羊苴咩城（今大理龙首关至下关龙尾关），别都鄯阐拓东府（拓东城），也称上都或东京。随着唐朝和吐蕃的衰落，南诏领土有了极大扩张。 宋大理国时期，白族段氏主政300余年，滇中是权臣鄯阐侯高氏领地。公元1253年，忽必烈灭了大理国，改鄯阐为押池（蒙语），20年后设立了云南中书省，并设置昆明县。 元代云南行省的建立结束了南诏、大理国近500年的半割据、割据局面，*终归于大中国，滇池沿岸的昆明也取代洱海沿岸的大理，成为云南的政治经济中心。 明初傅友德、沐英、蓝玉征云南，重建了昆明城，并拉开了向云南大移民的序幕。 自汉以来，昆明经历了民族、宗教的反复交融，古滇文化、早期汉文化、西爨文化、南诏大理文化及后期汉文化的反复叠加演进，昆明慢慢形成了自由包容、圆融通和的城市气质。 这从南诏时期初建，后反复扩建的圆通寺可见一斑。该寺原名补陀罗寺，意为“开着小白花的光明山”，初为观音道场。但凡寺院，进山门之后，皆是向上而行，正殿皆高于山门，正如哥特式教堂一样制造一种高不可攀的敬畏感。圆通寺恰恰相反，进山门后不是上坡，而是沿着中轴线一直下坡，精美的圆通胜境坊立于缓坡的中段，而圆通宝殿则地处寺院的*低点，这似乎蕴含了一种更为高明和成熟的哲学思想：接纳与承载。 寺内建筑以大乘佛教（北传佛教）为主，兼有上座部佛教（小乘佛教）和藏传佛教（喇嘛教）的佛殿建筑，圆通胜境牌坊上竟然还有道教雕塑。 哥特式的尖顶唯我独尊，而圆通寺的各种建筑、菩萨与树木山水和谐共处，互相关照。 昆明与西南联大 近代中国文化南渡北归的一个奇迹是西南联大。1938年4月至1946年5月，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穷大学”，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近年对西南联大一边倒的赞誉固然有失客观，但积极抗战的大背景、山高天阔的自然环境、和光同尘的城市气质、淳朴温暖的民风，给西南联大带来了不同于战前三校的底色，潜移默化给教授学生营造了放飞自我的心灵家园，收获了1+1+1>3的卓异成果。 20世纪80年代研究联大的外国友人问沈从文，“抗战时条件那么苦，但为什么联大八年培养出的人才，却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和南开30年的人才总和”，沈答：“自由。” 长沙不保，联合大学迁往昆明是突发的、被动的、临时的，只是没想到临临时时了八年。昆明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如滇池般自然而然地接纳了各路文化深流。 老昆明人还大抵记得当年联大师生进城的凄楚景象。对大多数南迁师生来说，昆明是神秘的，饮食、气候、文化等都与北京、天津出入极大，他们多数是**次到云南，从学校到教师，从学生到家属，不得不适应这个全新的边城。 昆明当年穷得很，又没有财政拨款，但各界在极困难的境况下，想方设法为西南联大找校址、集资，出钱出力。西南联大校区曾有拓东路迤西会馆、崇仁街46号、昆华工商学校、才盛巷2号等10余处，文法学院还曾迁往蒙自，教授学生们也都散居于城中各处。 散落和融合打破了大学和城市生活的边界，阳光融化了知识分子心中的苦闷，城市给了师生们精神和物质的喂养，而散居民间的高级知识分子也给昆明带去了积极的文化反哺。 德语教授冯至回忆：“昆明人热情好客，可以说颇有古人的遗风。不像北平、上海等大城市的人们那样彼此漠不关心、不相闻问。我在昆明搬过几次家，每家房主人男的常说，‘我们是交朋友，不在乎这点房租’；女的站在旁边说，‘还不是因为抗战，你们才到昆明来，平日我们是请也请不来的’。”看这对话，昆明味道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