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自我，毫无疑问需要载体来使之具体呈现。对身体轮廓和特征的认知，是儿童对外部世界的*初探索之始，借此儿童得以了解他者与他物的基本特点。儿童并没认识到自己“拥有”身体，这是因为人的自我意识源与人对身体认知之间的因果关系，乃是前者源于后者而非后者源于前者。有关身体和自我的关系，维特根斯坦再次给予我们诸多教诲。儿童是通过与外在客观世界及与他人的交流互动来实现对自身身体的认识的。他们经由日常实践来把握现实性。因此，身体并非一个简单的“实体”，而是被体验为一种应对外部情景和事件的实践模式（梅洛一庞蒂也强调这一点）。面部表情和身体其他姿势为场合性（contextuality）或指标性（indexicality）提供了基本内容，而后两者恰是日常交往之重要条件。学会成为一个有能力的能动者——以平等身份与他者一起参与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便要具备对面部表情和身体姿势实施持续有效监视的能力。对身体的控制在“我们不能以言语表达”之事中占有核心地位，这是由于它是我们能以言语表达之事（或所表达的有意义之事）的必要框架。　　戈夫曼和加芬克尔的作品在诸多方面都是对维特根斯坦在哲学层面所提出观点之实证性探索。这些作品显示了，在社会互动的所有情境中，个体期望对其身体所保持的控制是如何严密、完全及无止境。此外，想要成为一个有能力的能动者，不仅意味着要保持这样一种持续不断的控制，而且还意味着要让他人见证自己的此种状态。其他行动者常规性的见证才使得一个能动者成为有能力的能动者。人们必须极力避免对身体的控制出现误差，或在此种情形发生时，以身体姿势或惊叹的方式向他人表明那不是“错误”。　　常规性的身体控制对于个体在日常互动情境中维持自己的保护壳至关重要。在一般情景下，人们所保持的身体倾向性显示了戈夫曼所谓之“从容控制”。个体感觉为危险并因此视之为警报的那些事物，身体的经验与技巧对之颇具影响力。一如戈夫曼简明扼要之评论，“个体现在能轻易进行的所有活动，在曾经的某个特定时刻，几乎都是需要严肃认真的努力方能实现。行走、过马路、造句、穿衣、系鞋带以及填表格——所有这些现在无须思考便能很好完成的惯常性活动，在曾经都需要一个过程方能获得，而该过程早期阶段之商定亦充满艰辛”。任何给定情形中个人的悠闲都表明此人拥有面对威胁及其所带来的机会的长期经验。而对其他行动者来说，他们可获得一个“极短的反应时间”，即用以感知警报并随之作出适当反应的短暂时间间隔。然而，对身体的自我控制不得不保持非常完整和持续的状态，以致所有个体在能力不足以面对压力时都脆弱不堪，进而使本体安全的框架受到威胁。　　在近来的社会理论中，有关身体的问题尤其与福柯的大名连在一起。福柯分析了与权力机制相关的身体，尤其重点关注“规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在现代性情境中的出现。身体成为权力之焦点，并且这种权力——与前现代时期试图将其彰显于外在不同——臣服于自我控制的内在纪律。依福柯所言，规训机制能制造“驯服的身体”。尽管福柯对规训纪律的阐释或许已非常重要，但他有关身体的观点仍需深入分析。他未能分析出身体与能动之间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从其所有意图和目的来看，他把这两者等量齐观。本质上讲，身体加上权力等于能动。但当将此观点与福柯之前的梅洛一庞蒂所提出的观点以及当代的戈夫曼的观点并置时，它便显得有些不充分和不成熟。对身体保持规训是优秀的社会能动者固有的一种能力，它是跨文化的，而非专门与现代性相联结，而且它是社会生活中行为过程的一种持续不断的特征。*重要的是，对身体的惯常性控制，既是能动的一种内在本质，也被他人接受（信任）为个体的一种能力。　　身体在能动方面的双重重要性或可用来解释主我与宾我相区隔的明显普遍特征。对身体的有规律的控制是自我身份认同之个人生平得以维持的基本手段，而与此同时，自我几乎恒定不变地将其具体化之表象“展现”于他者面前。同时，处理身体的这两方面特征之需要——源于婴儿的早期经历——便是身体之整体感（即自我安全地居于身体“中”）与他者的常规性评价紧密相连之原因。戈夫曼所说的“常态表征”（normal appearance）是社会互动的日常场景之构成部分。常态表征即（受到严密监控的）身体的习性，借助这些习性，个体得以在“常态”情境中主动地再生产保护壳。“常态表征意味着个体可以在安全且无损的情境中继续其手头的活动，而无须对周遭环境之稳定性投入太多关注。”这也是前文所描述的“归类涵括”过程在身体上的表现。一如日常生活中互动的所有方面，人们需要极为小心谨慎地控制好常态表征，即使这种谨小慎微在表面上的缺失恰是其重要特征。　　常态表征以一种与个体生平叙事相一致的方式持续下去的程度，对本体安全感来讲具有决定性意义。所有文化场景中的人们均能将自我身份认同与其在特定社会场景中的“表现”进行严格区分。但在某些场景中，有些人则可能会感觉到他的所有活动均为矫饰或虚假的。出于某种原因，某些既定的日常惯例会变为无效之物。例如，一位丈夫可能向他的妻子隐瞒了其正在发生的婚外情并准备离婚的事实。此时，一般惯例遂变成虚假的表现形式（或舞台化了的惯例），人们会因此而形成距离感，他们不得不装作似乎什么都未发生过，以继续这种常规表征。原本以习惯性方式纳入实践性意识的事物，遂变成专门设计之物，并进而极有可能在无意识层面带来种种问题。上述案例中的丈夫成功扮演称职丈夫之角色，实际上呈现的恰是一种虚假的伪装外表，但这种外表又不会严重损害个体之自我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