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无稽法则:关于命运的歌谣与传说

看见她，歌谣中的理想美人 很难说清末民初*流行的歌谣是哪一首，但是被记录和讨论得*多的当属《看见她》无疑。胡适1922年在《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中说：“这首歌是全中国都有的，我们若去搜集，至少可得一两百种大同小异的歌谣，他们的母题是‘到丈人家里，看见了未婚的妻子’，此外都是枝节了。”
几乎同一时间，常惠也注意到这首歌谣。他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创刊号上发表《对于投稿诸君进一解》，拿它来举例说明歌谣研究很有价值也很有必要。大概当时有许多人认为中国的语言不能统一，他认为把各地的这首歌谣都拿来比较一下，正可以用来做国语流变的实证研究。
民间文学——无论传说、故事，还是歌谣，一般都是没有标题的，现在大家看到的民歌标题，都是文人整理时，取其出现频率*高的几个字或者开头几个字做成的。常惠举例的时候，就用出现频率*高的“隔着竹帘看见她”作为这首歌的标题。
到了1924年，董作宾对这首歌谣展开研究的时候，只取其中三个字，将歌谣定名为《看见她》。
意大利男爵韦大列（Guido Vitale）是对中国民间文学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位西方人。他1890年来到中国，任职于意大利驻华使馆，同中国女子结婚，生了四个孩子，长期侨居北京。他很喜欢中国文化，利用业余时间搜集了许多民间文学作品。他说自己“吃尽一切劳苦，尽力的搜集”，然后将这些歌谣和笑话做成中英文对照读本，当作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入门教材。1896年，韦大列编了一本《北京歌谣》，并且预言：“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
书中*著名的一首，便是《看见她》：
沙土地儿，跑白马，
一跑跑到丈人家，
大舅儿往里让，
小舅儿往里拉，
隔着竹帘儿看见她：
银盘大脸黑头发，
月白缎子棉袄银疙疸。 这是我们能见到的*早记录的《看见她》。也不知道是韦大列听到动人处，把后面几句给漏过去了，还是这首童谣在19世纪时就只有这几句。在20世纪20年代搜集的异文中，后面还有男主人公的实际行动：“等我到了家，告诉爹和妈，就是典了房子出了地，也要娶来她！”
一种更激烈的方式是，男主人公以死相逼，要求父母赶紧把女孩儿娶过来：“‘娘娘，娶打了吧！今年小，过年大，缓缓年头儿再娶吧。’大嫂借绺丝，二嫂借绺麻，后花园里吊死去吧。”
《看见她》的男主角是个男孩，歌谣中的身份通常是一名小学生：“东边来个小学生，辫子拖到脚后跟，骑花马，坐花轿，走到丈人家。”“爬草根，两头分，路中来了个小学生，骑花马，拜丈人。”或者小花孩：“小花孩，骑花马，花马不走使鞭打，一走走到丈人家。”
有些歌谣中会明确说男孩骑的是“竹马”“花马”。男孩骑着竹马，转来转去就转到了未来的老丈人家。可是，“没过门的女婿怎进家？”读者诸君别着急，这一天，就是巧，“丈人丈母不在家”。于是，另外几个小伙伴出场了：“大舅子扯，二舅子拉，拉到堂屋先坐下。红漆桌子搌布擦，四个菜碟忙摆下。” ………… 相对于北方歌谣“叫人越看越喜爱，啥时花轿接你来”的愿望表达，南方歌谣似乎更悲观、更现实一些，甚至唱出了“有钱的阿哥来娶她，没钱的阿哥白望着她”的辛酸与无奈。说来说去，歌谣中的理想美人，其实就是个富家千金，白日梦中的女孩。
在这个残酷而现实的世界里，我们从小就在做梦，即使卖田卖地，梦想也未必能够实现。但是无论能否实现，表达是重要的，存个念想。
董作宾曾经明确地说明他的研究受到胡适《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的影响。那么，到底什么是“比较的研究法”呢？胡适说：“我们试把这些歌谣比较着看，剥去枝叶，仍旧可以看出他们原来同出于一个‘母题’。这种研究法，叫做‘比较研究法’。”那么，什么是“母题”呢？胡适又说：“有许多歌谣是大同小异的。大同的地方是他们的本旨，在文学的术语上叫做‘母题（motif）’；小异的地方是随时随地添上的枝叶细节。”这段话影响非常大，许多学者往往不加辨析。
随着学术发展，歌谣研究法也在不断精进，歌谣的社会学研究、人类学研究、口头诗学研究等领域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胡适所提倡的“歌谣的比较研究法”一直是歌谣学中*经典也*主流的研究方法。按王娟的归纳：“比较研究法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创始人是芬兰民俗学家科隆父子，所以比较研究法又被称为‘芬兰学派’。此种理论主要是通过收集同一故事类型（或歌谣，或其他民俗事项）的所有异文（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然后对所有这些异文进行细节方面的比较，并由此来确定故事的起源地，其原始形态和传播途径。此种理论因此又被称为‘历史—地理学派’。”（王娟《歌谣研究概述》）
不过，所谓“比较研究”是个非常笼统的概念，不论是同质的还是不同质的事物，只要放在一起加以讨论，自然就有了“比较”的意味。这样一来，几乎所有的研究工作，只要不是完全孤立和封闭的研究，都可以称之为比较研究。
中国民俗学会前会长刘魁立在批评民俗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无限扩张现象时曾经说过：“当什么都是民俗学的时候，民俗学就什么都不是了。”这句话放在比较研究同样适用：“当什么都是比较研究的时候，比较研究就什么都不是了。”日本著名民俗学者、东京大学菅丰教授也曾以一种激烈的方式批评说：“比较研究就是一个伪命题，根本不是一种研究方法。”他的意思是说，通过比较事物的异同来认识事物、理解社会，是儿童认知世界的一种自然手段，根本不是一种研究方法。菅丰的话或许有些过激，但不是没有道理。
如果要归纳一下本章研究方法的话，我想，以下几点是需要做些说明的：
（一）中国现代学术的起步阶段，我们对于西方学术的引进速度过快，许多新引入的概念是不准确的。比如，胡适对“母题（motif）”的理解就有偏颇。胡适理解的母题，也即“歌谣的本旨”，用我们今天的术语应该叫作“主题”。我们搜集同一主题的歌谣，主要用来划定边界、明确比较对象。由于本章所使用的材料和对象大体是现成的，不需要重新划定，所以，基本没有用到胡适所说的那个“母题”的研究方法。
（二）真正用作比较的母题（motif），指的是神话、传说、故事、歌谣中反复出现的，能够用以表达一种传统寓意的*小的结构单元。当然，并不是每个单元，每个词都可以称作母题，只有那些“有力量在传统中延续的某个故事中的*小成分”才能称作母题。比如：“一个普通的母亲不是一个母题，但一个残忍的母亲就能够成为一个母题，因为她至少被认为是不同寻常的。普通的生活过程也不是母题，说‘约翰穿上衣服进城了’并不能给出一个独特的值得记住的母题；但如果说主人公戴着隐形帽，坐着魔毯来到太阳以东和月亮以西的地方，就至少包含了四个母题——帽子、魔毯、神奇的空中之旅、神奇之地。”（户晓辉《母题（英语Motif，德语Motiv）》）。在我们分析的歌谣中，常用的母题有如“银盘大脸黑头发”“小小脚，一抐挓”“樱桃小口，糯米银牙”，等等。
（三）光析出母题是不够的，因为母题是所有故事或者所有歌谣共用的结构单元，它不属于特定类型的故事或歌谣。我们只有找出这一特定类型的歌谣所独有的母题或母题组合，才能用来分析这类歌谣的内涵和特征。比如，“太阳出来一点红，人家骑马我骑龙”“半边落雨半边晴，女婿打伞看丈人”，或者“喜鹊叫，尾巴喳，我到南京卖翠花”，这些母题虽然出现在《看见她》中，但也是许多歌谣所共用的起兴句，并不能用来说明《看见她》的独特气质。
（四）为了进入对于同一主题、同一类型，或者同一歌手的有限研究，我们必须引入一个更窄、更细化，但更精确的概念——程式。所谓“程式”也即“一组在相同的韵律条件下经常被用来表达一个特定的基本观念的‘片语’”（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程式是同一个歌唱传统中（比如同一位歌手，或者同一个地区、同一部史诗、同一首歌谣异文）在描述一个特定事物或表达一种特定观念的时候，常用的习惯性片语。
程式是只有这一类歌谣，或者这一个地区，又或者这一位歌手才会使用的套语。程式的反复出现，体现了“这一类”的形式特点。比如，在冉皮勒演述的《江格尔》史诗中，只要提到萨布尔的马，一定是“栗色白额骏马”，只要提到洪古尔的马，一定是“青色白额骏马”；反过来，听众只要一听到“栗色白额骏马”出场，就知道是铁臂萨布尔即将出场。又比如，在《看见她》中，只有“一跑跑到丈人家，丈人丈母不在家”，或者“隔着竹帘儿看见她，银盘大脸黑头发”才是这首歌谣所独有的母题，可以视作这首歌谣的程式性套语。
（五）只有通过对于歌谣程式的辨析，我们才能进入“这首”歌谣的分析，进而做出相应的文化阐释。借助这一套歌谣分析工具和方法的研究工作，我们称之为“歌谣形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