麝过春山草自香(精装)

一篇四十年前的文章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台北市，细雨霏霏，我去赴宴。是一场既喜悦又悲伤的午宴。 邀宴的主人是黄教授，她退休前曾是东吴大学经济系的主任，邀宴的理由是想让我跟她远从天津来台的侄孙见面。说得更准确一点，是她去世四十年的亡夫的侄孙。 说是“侄孙”辈，其实年纪也只差五岁。至于“黄教授”，也是“官方说法”，我们其实是一九五八年一同进入大学的同学，后来，一起做了助教，并且住在同一间寝室里，所以一直叫她“小宝”。如今，见了面，也照样喊她“小宝”。这一喊已经喊了五十七年，以后，只要活着，想必也会照这个喊法喊下去。 宴席设在红豆食府，是一家好餐厅，菜做得素雅家常又美味。远方的客人叫杜竞武，他是我老友杜奎英的大哥杜荀若的孙子。老友逝世已四十年，他前来拜望杜奎英的妻子黄教授。 他叫黄教授为叔祖母，我好像也顺便升了格。至于他要求见我一面，是因为 —照他说—读了我写他三老爷（杜公）那篇《半局》，深为其中活灵活现的描述感动。 “活灵活现？哈！”我笑起来，“你见过你三老爷吗？你哪一年生的呀？就算见过，你能记得吗？”他也笑起来。 “理论上见过，”他说，“我一九四六年出生，那时候三老爷住我们家，他一定见过我，我却不记得他……他的行事风格嘛，其实我都是听家里人说的……” 也许 DNA是有道理的，他说话的声口和神采也和当年杜公有那么一分神似。但也许是少年时候因家庭背景，受过许多痛苦折磨，也许是因为他比当年的杜公年纪大，他看来比较约敛自制，没有杜公那种飞扬跋扈。但已足以令我在席间悄然“一思故人一身伤”了。 印尼有个岛，岛民有个奇怪的风俗，那就是在人死后几年，又把死人从地底下一再刨出来，打扮一番，盛装游街。他们不觉如此做唐突了死者，只觉得应该让大家能有机会，具体地再一次看见朝思暮想的那人。 我在报上看见图片，心里虽然不以为然，天哪！那要多花多少钱呀？世界如此贫薄，资源如此不够用，厚葬怎么说都该算一项罪恶。我怎么知道那是厚葬呢？因为推算起来尸身要保持得那么完整，而且又要维护得如此栩栩如生，一定是钱堆出来的。但是，看见图片上那死者整齐的衣服，宛然的面目，以及陪行寡妇的哀戚和眉目间的不舍，仍不禁大为动容 —虽然我与那人素昧平生。啊！人类是多么想多么想挽回那些远行的故人啊！我们是多么想再见一眼那些精彩的朋友啊！ 我此刻坐在雅致的餐厅里，跟五十多年前的老友的侄孙见面，彼此为的不就是想靠着反复的陈述来重睹逝者的音容吗？ 曾经，身处两岸的我们隔着那么黛蓝那么忧愁的海峡，那么绵延的山和那么起伏的丘陵，以及那么复杂的仇恨—然而，他辗转看到了我的文字书写，他觉得这其间有一份起死者于地下，生亡魂于眼前的魅力。我的一篇悼念，居然能令“生不能亲其謦欬，死不及睹其遗容”的那位隔海侄孙，要从远方前来向我致一声谢。我一生所得到的稿费加版税加奖章和奖金，都不及那老侄孙的俯首垂眉的一声深谢啊！ 两天后，他回去了，山长水远，也不知哪一天才会再见面。人跟人，大概随时都在告别，而事跟事，也随时都在变化—政局会变，恩仇会变，财富的走向会变，人心的向背会变。而这其间，我们跟岁月告别，跟伴侣告别，甚至跟自己曾经拥有过的体力和智力告别…… 然而，我不知道“书写”这件事竟可以如此恒久，虽然“坏壁无由见旧题”，如果兵燹之余，所有图书馆都烧成灰烬，则一切的书写只好还原为灰尘（啊 !原来人类肉身的“尘归尘，土归土”的悲哀法则，也可能出现在文学或艺术品上）。但在此之前，这篇文章，它至少已活了三十九年半，让远方复远方的族人，可以在青壮之年及时了解一段精彩的家人史，呼吸到故旧庭园中兰桂的芬芳。 后记： 一九七五年，八月，四十年前，我的朋友杜奎英谢世，我当时人在美国，不及送他*后一程。 隔年我写了一篇《半局》悼念他，刊于《中华日报》。不意近四十年之后，有一位朋友跨海而来，向我殷殷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