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第八辑)

一般科学哲学 　　发展科学及其语境论趋势探析 　　殷杰 刘扬弃 　　发展科学是在发展心理学基础上形成的，发展心理学则在20世纪基于儿童心理学而形成，儿童心理学在19世纪后半叶就已诞生。在20世纪80年代，跨学科的发展心理学已经形成了一门以应用或干预为主要目的的新兴分支学科—应用发展心理学。［1］在发展心理学的基础研究中出现了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系统研究，以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整合。于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该领域是涉及生命发展的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发展科学。勒纳（Lerner）认为这个领域已经发生了从发展心理学到发展科学的转变。［2］从2006年至今，发展心理学内部已经逐步形成了以语境论、机体论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关联论和关联的发展系统范式”，“一个新的科学范式已经为发展科学做好了准备”。［3］从科学依据上讲，发展心理学基于胚胎学和演化生物学，而非实验心理/物理学［4］，发展科学是发展心理学走向成熟的产物。此外，演化理论一直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支持其中的“基因-文化协同演化”［5］立场，并从发展科学的角度回应演化社会学和演化人类学的科学哲学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演化解释应如何介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哲学研究。 　　一 　　在2015年版《儿童心理学与发展科学手册》中，开篇就提到了研究范式的转变问题。在发展科学内部，诸如哲学、方法论等不同维度的转变共同引发了研究范式的转变。从整体上看，范式的转变意味着世界观的转变。在发展科学内部，世界观分为两类“家族”取向，即割裂（split）的取向和关联的（relational）取向［6］，机械论世界观和机体论的语境论世界观分别代表了这两种取向。发展科学的范式转变就是从割裂的取向转向关联的取向。关联取向的新范式把语境看作个体行动和发展的研究基础，这里的语境是指若干相互作用的、协同作用的或相互融合的关系过程。机体生命发展涉及多重过程和多重层级的相互或联合作用，因此，发展科学的新范式所支持的科学价值观是把生物的、心理的、社会文化的和历史的多重视角整合为一个综合的、整体的、复杂的、联合作用的系统。［7］ 　　“关联的发展系统”（relational developmental system，RDS）就是基于新的关联取向的研究范式，也叫作“当代过程关联和关联的发展系统科学研究范式”或关联论和关联的发展系统范式。这是发展科学的元模型，表征了活的机体自身的一系列联合运作的具身行动。机体本身就是具有相对可塑性的非线性复杂系统，可以自生成、自组织、自调节，这些行动在社会文化世界和物理世界中的联合运作带动了系统的发展，其中蕴含了机体的内部变化和外部行为，以及这些变化和行为中涉及的子系统和子过程。RDS各层级组织的具身行动会造成正向或者负向的反馈循环，RDS的发展内在指向对立统一的目的，这个系统的活的组织所产生的具身行动导致了发展，发展又反过来改变了这个系统的机体。RDS就是在这样的反馈循环中变得越来越分化、越来越整合，也越来越复杂。此外，RDS是在不同层级上嵌套着各种子系统的复杂语境结构，整体系统和子系统相互定义、不可分割，部分定义了整体，整体定义了它的组成部分。［7］因此，只有在整体的语境中才能确定子系统的结构，也只有通过子系统的复杂语境结构才能确定整体系统。 　　割裂的取向采用了一元的、还原的动态系统视角，关联的取向则采用了多元的、关联的动态系统视角；割裂的取向重视语境中行动的实际时间，关联的取向则把机体看作一个跨越时间和语境的整合的整体；割裂的取向重视组织层级之间非递归的变化，关联的取向则重视循环的因果关系。此外，关联的取向试图用自组织和整体论的系统概念解释发展模式。在这个解释过程中，发展模型必须调和实时行动的不间断流动与发展的分层组织性流动。因此，在建模时需要借助伴随时间发生的非线性数学原理。在数学上，动态系统实际上展现的是一种对过程的衔接，即在时间t时的系统状态转变为之后在时间t+1时的系统状态。所以，适用于动态系统的方程在本质上是递归的，其中涉及迭代的过程，这个方程初始状态的产物对方程的反馈作为新的初始系统状态，继而产生之后的系统状态 以此类推。发展时间是自然发生的，这里的时间不可还原为实际的时间，自组织是通过循环的或者层级间的因果性，按照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的方式发展的。［8］这样的模型更加符合对发展科学的形式化构想：在任何领域中，逻辑的一致性和概念的连贯性都是系统化的经验（实证）知识（即科学知识）的基本特征，元理论就是这种一致性和连贯性的来源。［6］ 　　关联论和关联的发展系统范式涉及多元内容的整合，对“时间的流动”、“动态”、“变化”和“非还原”的重视，使得关联论和关联的发展系统范式有别于之前的“割裂”的机械论发展系统范式。当前，基于数学理论的心理测量和统计建模研究使发展科学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发展科学中曾经使用的是割裂取向的线性动态系统模型，关联取向的非线性的动态系统体现了发展的分阶段的特征。线性动态系统描述的变化是有关分量过程的线性函数，然而，伴随时间发生的变化本身就具有系统性、语境层级性、关联性和时间性，机体和语境是一个整体，组织中的各个层级是双向的关系。因此，非线性动态系统的变化本质上是有关分量过程的非线性函数。在元理论层面上，发展科学已经实现了从机械论到机体论的语境论的转变，RDS能够更好容纳科学进展中出现的新系统、新理论、新方法，并解释生命发展的复杂本质。在当前的发展科学研究中，RDS已经被应用于认知发展、语言发展、社会发展和情绪发展等领域。 　　二 　　发展科学的新进展使得研究者开始重新思考演化、发展和个体发育的关系问题。比如，表观遗传学的新进展使得研究者质疑经典遗传学，进而开始重新审视经典遗传学并放弃了对它进行“修修补补”的做法。另外，与库恩的“范式理论”一致，新的科学发现导致了研究范式的转变。这里的范式转变涉及发展科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自主性问题。所有依据其他科学的非基础科学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无论更基础层级的解释和论证是强化还是削弱了更高层级的理论，它们都不会损害心理学的自主性。［9］因此，基于遗传学、演化和个体发育研究进展的范式转变不会影响发展科学自身的合理性，且可以成为发展科学的研究依据。 　　1.对演化和个体发育的重新思考 　　对演化和个体发育的重新思考，使得研究者质疑经典的现代综合演化论。虽然现代综合演化论整合了孟德尔的遗传学和新达尔文主义的变异与自然选 　　6|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第八辑） 　　择，但仍是从割裂的视角理解个体发育的发展与演化的关系。①约翰逊提出了基因的假设，认为基因是遗传单位，可作为干预变量来解释孟德尔的亲代子代表型遗传。②沃森和克里克提出了DNA双螺旋结构。由此，以基因为中心，他们认为身体构造、生理过程以及机体的行为模型在机体发展之前就已经被预先规定，个体发展和基因的关系是割裂的。③摩尔根的染色体遗传学说对传递遗传学与发育遗传学的区分加剧了这种割裂。传递遗传学研究基因的遗传传递，而发育遗传学研究基因在发展中的表达。总之，在20世纪的演化生物学中，割裂的视角占据着主导地位，演化综合的主要原则是：种群中包含随机出现的（即非适应导向的）突变和重组；种群演化来自随机遗传漂变、基因流和自然选择；大多数适应的基因变异都具有单独的少量表型影响，所以表型是渐进变化的；物种形成引起了分化，这通常意味着种群之间生殖隔离的逐渐演化；这些过程如果持续的时间足够长，就会引起足够将其命名为更高分类层级（属、科等）的变化。［10］因此，演化生物学把演化定义为种群基因的变化，而不是生命在其发展进程中发生的一些转变，忽视了环境的作用，从而割裂了遗传、演化和个体发育过程之间的关联。这也使得心理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着预先决定论的先天视角，由此加剧了研究中对于天性和教养的二分。在知觉和认知发展的研究中，这样的二分表现为对于先天能力和后天经验习得能力的争论。然而，新的关联取向的发展科学主张消解这种二分，认为生物及其自身的经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2.对经典遗传学与表观遗传学的反思 　　长期以来，达尔文主义的遗传学说一直在科学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对生命发展本质的研究正是发展科学关注的焦点。表观遗传学、分子遗传学和细胞生物学的研究进展撼动了研究者对于天性-教养之争的传统理解。具体来讲，对经典遗传学的疑问不是*近才出现的。早在达尔文提出“自然选择”的进化论学说之前，拉马克就认为环境会直接影响生物体的性状，并且，生物机体后天获得的性状是可以遗传的。但是拉马克的学说一直未引起足够重视。沃丁顿在对果蝇的研究中发现，基因和表型特征的关系并不符合传统的遗传学假设。在从胚胎到成体的发育过程中，果蝇受到的某些外部刺激会导致果蝇翅膀的变化，这种变化具有可遗传的特性。尽管沃丁顿的研究证明了拉马克的论点，主流研究还是继续使用基因突变等学说解释经典遗传学。然而，近几十年的分子遗传学研究质疑对基因的定义。根据分子遗传学，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