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区域协同创新战略研究

第1章绪论 本章首先介绍了新时期全球城市区域协同发展的内涵，然后从多尺度创新系统、创新生态系统、知识链接与生产链接等几个方面梳理了区域协同创新的相关理论与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研究与区域发展实践上明确了推动珠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的重要意义。 1.1新时期全球城市区域协同发展的内涵 随着全球生产范式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型与信息技术对时空的压缩，知识、资本逐步取代传统的生产要素，要素的集聚与扩散开始超越城市尺度，全球城市区域已经成为新时期全球竞争的基本空间单元之一（Wuetal.，2021）。在复杂的全球化进程中，实现全球城市区域的协同式发展是提升区域竞争力的核心，因而，协同能力的提升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发展的主要目标（符文颖和杨家蕊，2020;贺灿飞等，2014）。目前，以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为代表的国际性湾区是全球城市群发展的成功典范，是高度创新化且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湾区经济体。这些湾区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和创新策源地。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全世界约60%的经济总量来自海湾地带及其直接的经济腹地（张燕，2017）。由此可见，国家或区域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以全球城市区域为龙头的“创新区域”间的竞争。 具体到中国而言，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等也是典型的全球城市区域。其中，珠三角城市群已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的基础条件（张燕，2017），当然，其创新发展水平仍然与世界三大湾区存在差距（张虹鸥等，2018）。在创新能力已成为湾区进一步提升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关键因素的今天，推动珠三角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是将珠三角城市群打造为世界*城市群的重要战略路径之一（刘毅等，2020;王石等，2020）。 珠三角城市群包括珠三角九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惠州、中山、江门、肇庆）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图1-1），是当前中国乃至全球人口*为稠密的城市群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迅速发展，目前在电子、家用电器、电信和计算机设备、玩具、钟表、照明设备、服装、鞋类、塑料、陶瓷等领域形成了全球领先的产业集群，港澳则在生产性服务业、旅游与博彩业方面闻名全球（Bieetal.，2015）。珠三角城市群的崛起源于港澳和珠三角地区成功的战略耦合（Yang，2012）。然而，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与全球贸易环境的改变，使得珠三角地区原有的发展模式面临严峻的挑战。2008年发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指出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存在着产业层次总体偏低、产品附加值不高、贸易结构不够合理、创新能力不足、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珠三角地区的崛起速度快，但却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的末端（李郇等，2009）。2008年起，“转型升级”开始成为各级政府发展的重要路径。2016年3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提出打造珠三角城市群，构建以珠三角城市群为龙头，以珠江西江经济带为腹地，辐射东南亚、南亚的重要经济支撑带。随后，珠三角城市群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明确“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旨在将珠三角城市群打造成比肩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的世界*湾区。此纲要明确指出了珠三角城市群的五大战略定位，其中之一就是“充满活力的世界*城市群”；在创新空间的打造上，提出了“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的概念，“协同发展”成为该纲要的核心理念之一。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表明，2019年珠三角城市群的专利申请数约占全国的15%，这一数据超过了全国的主要城市群，“创新驱动”已成为珠三角城市群当前发展阶段的显著特征（张虹鸥等，2018;刘毅等，2019;叶玉瑶等，2020）。珠三角城市群具有独*的优势（叶玉瑶等，2020），主要体现在：**，珠三角城市群具有独*而重要的区位条件，对内衔接国内经济腹地，对外面向东南亚及全球，是“一带一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支点，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第二，珠三角城市群之间优势互补，制造业（珠三角九市）和生产性服务业（港澳）发达，形成了“世界工厂+全球服务中心”的格局，具备区域联动发展的基础；第三，珠三角城市群之间的科技资源优势互补，创新要素高度集聚。这些优势都有利于珠三角城市群实现更高程度的协同发展。 珠三角城市群以“前店后厂”（frontshop，back factory）的模式起步，随着生产要素瓶颈的出现，需要寻求新的发展方式以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推动“协同发展”自然成为其战略路径。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历程及其特殊的制度背景，使其成为创新地理学研究中具有典型案例价值的研究区域。更为重要的是’珠三角城市群的制度特点使其创新发展既具有西方经济地理学刻画的市场灵活性，也具有中国特色发展的计划与统筹特征（安宁等，2018;钟韵和胡晓华，2017）。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复杂的全球化新形势都对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提出更大的挑战（刘卫东，2020）。在这样的背景下，珠三角城市群更需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协同发展，使“9+2”的城市功能配置更合理，*大化释放生产潜力，以应对当前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 协同，英文为collaboration、synergy、coordination或cooperation，意为相互配合、齐心协力（何郁冰，2012）。“协同”*早是作为系统论中的概念，强调子系统间的合作、协调，以达到系统功能大于各子系统功能之和的结构优化状态（袁莉，2014）。因而，“协同”强调的是子系统间、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与有机整合，既包含了协同合作，也包含了有序竞争，这些共同构成了系统的演化动力，通过这种相互作用，推动系统产生新的结构与新的功能，从而产生系统性的整体效应，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形成更好的发展态势（袁莉，2014）。 推动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是新时期地理学研究关注的重点议题。区别于20世纪初福特主义下城市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增长引擎，新一轮生产范式的转型与信息技术对时空的压缩，使得知识、创新、资本与信息取代了传统的生产要素，传统的“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正在被“流空间”（space of flow）所取代（方创琳，2014）。这种新的形势推动了城市群崛起，为新的资本积累空间单元。在国家空间发展战略上，城市群也被视为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新经济增长极的重要空间载体。在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被视为推进城镇化的主要任务之一，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被视为三大国家*城市群，重点打造为全国的经济增长极。由于城市群涵盖了多个城市主体与产业、生态、交通、市场等多个子系统，加上城市间行政壁垒的存在，如何推动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成为推动新一轮增长所需要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是指城市群内各城市间、各子系统间高效协作、功能互补、合作共生，从而形成一个协同有序的城市系统（方创琳，2017）。城市群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协同发展涉及了不同的维度，国内外学者也对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提出了诸多框架解释，代表性的学者如方创琳（2017）在针对京津冀城市群的协同发展研究中提出，城市群的协同发展需要实现规划、交通、产业、城乡、市场、科技、金融、信息、生态、环境共10方面的协同（图1-2）。其中，产业协同是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基础，城市群发展必须发挥城市特色，深化城市间分工，在城市群内部形成系统化、链条化的产业体系，将城市群打造为产业同链的“经济共同体”。 在此基础上，本书结合新时期珠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的阶段特征，提出从5个维度理解新时期珠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内涵（图1-3）。这5个维度涵盖了影响新时期珠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关键领域，以期为进一步开展珠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实证研究提供系统性的分析框架。 1.产业协同创新 产业协同创新是实现珠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关键，珠三角城市群作为涵盖“一国两制”、三关税区的独*跨境区域，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具有制度互补优势。通过产业协同创新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方面有利于放大香港、澳门在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现代金融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以及国际化水平等方面的优势和影响力，帮助珠三角城市群企业、技术和标准“走出去”，与全球创新网络深度融合;另一方面，通过港澳与广东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以延伸产业链和创新链，开拓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将有利于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促进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然而，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珠三角城市群在人才、资金、技术等创新要素上仍然难以实现高效跨境流动，导致创新要素“聚而不联”，无法充分释放区域协同创新的巨大潜力。因此，迫切需要探索珠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的制度突破，从跨境区域创新体系、企业多尺度创新网络和创新价值链联动等理论视角研究珠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的机制与路径。 2.环境协同治理 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深入，珠三角城市群环境污染问题更加趋于区域性、复杂性和整体性。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使污染企业和污染物排放更多地向城市边界区域集聚（Konisky and Woods，2010；Duvivier and Xiong，2013），环境污染的边界效应显现，特别是广佛交界、深莞交界等区域的问题更为突出（周沂等，2014;沈静等，2019）。因此，以政府为治理主体的跨界合作与行政边界地区环境污染治理逐渐成为环境协同治理的核心议题。然而，由于珠三角城市群环境治理各成体系，在治理模式、执行主体、规制对象、执法途径、监管标准上均存在显著差异（潘泽强等，2019），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环境协同治理与生态建设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因此，需要从多尺度推进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多元主体参与推进环境协同共治、多方合作构建环境治理统筹机制、多领域拓展环境协作内容等方面推进珠三角城市群环境协同治理以及相关议题的研究（许堞和马丽，2020）。 3.资源协同配置 资源协同配置是实现珠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基础，其涵盖的领域较广，既包括土地、7JC等主要自然资源的协同配置，也包括空港、海港、铁路等交通资源的协同配置。尽管资源类型不同，协同模式和路径大相径庭，但其内涵却是一致的，即发挥各区域、各行业或各主体的比较优势，将资源统筹配置到*急需、*高效的地方，以实现区域资源利用和产出效率的*大化。以港口资源的协同配置为例，珠三角城市群港口密集，目前已形成以香港港、广州港、深圳港为核心，以珠海港、惠州港、东莞港等周边港口为支撑的港口群。然而，由于各港口以自然独立的方式各自发展，高效协同共生的港口群尚未形成，其重复建设、资源分散、同质竞争等问题严重削弱了珠三角城市群港口群的整体运营效率和竞争力。因此，迫切需要从港口码头运营的微观层面研究主导经营港口的企业、集团以及治理港口发展的政府等多元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实现珠三角城市群资源协同配置提供科学依据。 4.服务协同共享 跨境公共服务往往需要克服制度差异和应对文化冲突，是公共治理中的难题。特别是珠三角城市群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分属三个关税区以及不同法域，在目标协同、权力共享和规范对接等方面面临更大挑战，跨境公共服务合作治理的任务更加艰巨。尽管近年来珠三角城市群在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社会民生服务共建共享、社会保障领域沟通合作、共建优质生活圈等方面不断探索，但跨境公共服务的衔接标准尚未真正建立。珠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