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去何从——比较文学中外名家访谈录

　　《何去何从——比较文学中外名家访谈录》：　　曹顺庆：李达三、陈鹏翔、古添洪等致力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早期的理论催生和宣传。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陈慧桦在《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一书的序言中正式提出：“由于这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即涉及西方文学，而其援用亦往往加以调整，即对原理论与方法作一考验、作一修正，故此种文学研究亦可目之为比较文学。我们不妨大胆宣言说，这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中的中国派。”①这段阐述言简意赅地提出并界定了“阐发法”，对中国学术界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术实践进行了一次理论总结。这是关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较早的说明性文字，尽管其中提到的研究方法过于强调西方理论的普世性，而遭到美国和中国大陆比较文学学者的批评和否定；但这毕竟是**次从定义和研究方法上对中国学派的本质进行了系统论述，具有开拓和启明的作用。　　张叉：学术界对台湾学者提出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的反应是什么？　　曹顺庆：台湾学者提出中国学派的理论后，国内外学术界的主流反应是质疑加反对。首先，是国外有一些学者表示反对。例如，美国学者阿尔弗雷德·欧文·奥尔德里奇（Alfred Owen Aldridge）认为：“对运用西方批评技巧到中国文学的研究上的价值，作为比较文学的一通则而言，学者们有着许多的保留。”“如果以西方批评的标准来批判东方的文学作品，那必然会使东方文学减少其身份。”①其次，是国内也有一些学者表示不同意。例如，孙景尧认为，阐发法“这种说法就不是科学的，是以西方文学观念的模式来否定中国的源远流长的、自有特色的文论与方法论”。“用它来套用中国文学与文化，其结果不是做削足适履的‘硬化’，就是使中国比较文学成为西方文化的‘中国注脚’。”②叶舒宪认为，这种援西释中的“阐发法”对创建“中国学派”是极为不利的，原因是“阐发法”难免会使“中国学派”脱离民族本土的学术传统之根，演变成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的学术支流。在国内学术界，也有少数学者表示赞同。例如，杨周翰说：“有的台湾和海外学者用西方的新理论来研究、阐发中国文学。他们认为‘中国学派’应走这条路。我觉得也未尝不可。”“也许有人说，这不是比较文学，只是用舶来的理论的尺度来衡量中国文学，或用舶来的方法来阐释中国文学，而不是不同文学的比较研究。不过我认为从效果看，这种方法和比较文学的方法有一致的地方。”③　　张叉：大陆学者是怎样呼吁中国学派的？　　曹顺庆：1982年，季羡林在《比较文学译文集》序言中指出：“以我们东方文学基础之雄厚，历史之悠久，我们中国文学在其中更占有独特的地位，只要我们肯努力学习，认真钻研，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必然能建立起来，而且日益发扬光大。”④1982年6月28日，严绍璗在《读书》编辑部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组织的北京部分教授和研究工作者座谈会上提出：“目前，当比较文学研究在我国文学研究领域里兴起的时候，我们应该在继承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致力于创建具有东方民族特色的‘中国学派’。”⑤1983年6月，在天津召开的新中国**次比较文学学术会议上，朱维之做了题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回顾与展望”的报告，旗帜鲜明地说：“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形成（不是建立）已经有了长远的源流，前人已经做出了很多成绩，颇具特色，而且兼有法、美、苏学派的特点。因此，中国学派绝不是欧美学派的尾巴或补充。”①1984年，卢康华、孙景尧在《比较文学导论》中对如何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以我国的优秀传统与民族特色为立足点与出发点，汲取古今中外一切有用的营养，去努力发展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同年在《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上，朱维之、方重、唐弢、杨周翰等人认为，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应该保持不同于西方的民族特点和独立风貌。1985年，黄宝生在《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读创刊号》一文中认为：“正在兴起的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是一个以中国文学为本位，以东西方文学比较为特色的学派。”②从这些专家尤其是为《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撰文的专家的著述来看，大陆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讨已经进入了实际操作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