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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100211222
  • 装帧:70g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其他
  • 页数:268
  • 出版时间:2023-04-01
  • 条形码:9787100211222 ; 978-7-100-21122-2

本书特色

适读人群 :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学案”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著述体裁。《中国学案史》曾于1994年由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被当时学者评为“一部有开拓意义的史学著作”,曾获第三届中华出版物(图书)奖。十余年后,2008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再次推出经过修订本《中国学案史》。修订本,学理上更趋缜密,议论更显开阔。本次纳入陈祖武先生个人文集中,底本选用此修订本,经陈祖武先生再次亲自修订,编辑同陈先生共同协作,力图为读者再次呈现陈祖武先生这部力作。本书学术价值、收藏价值并重。

内容简介

本书为《陈祖武学术文集》之一种。《中国学案史》是有名学术史专家陈祖武先生所著,远溯先秦诸子、史汉儒林,上起南宋(伊洛渊源录),下迄民国间(清儒学案),对我国学案体史籍的演变源流进行了**次系统梳理,是近三十年问学术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创获。是一部有开拓意义的史学著作。在中国历史编纂学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学案体史籍在中国政治思想,学术文化方面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陈祖武教授所著《中国学案史》无论是对中国学术思想主流的把握,还是对各个学案内容细致入微的分析考证,都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获意义的新见解,显示出很好的识断,吸引研究者的注意,启迪人们在思想史,史学史和文献学诸方面以更多可以开拓的新领域。此外,该书表现出的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学风,对于今日的学风建设也有一定的影响。

目录

原版自序

**章 学案体史籍溯源
一、先秦诸子论学术史
二、《史记》《汉书》的发凡起例之功
三、佛教史籍提供的借鉴

第二章 学案雏形的问世
一、撰述背景
二、《伊洛渊源录》之成书
三、主要内容及编纂体例
四、学术价值

第三章 阳明学与《圣学宗传》
一、道学统绪的延伸
二、阳明学的崛起
三、周汝登与《圣学宗传》

第四章 理学危机与晚明学术
一、理学营垒中的“由王返朱”声浪
二、经世思潮的兴起
三、晚明的中西文化交流

第五章 明清更迭与《理学宗传》
一、明清更迭与清初社会
二、清初学术演进之大势
三、孙奇逢学行述略
四、《理学宗传》的结撰
五、编纂体例及其影响

第六章 《明儒学案》的里程碑价值
一、从党争健将到学术巨擘
二、《明儒学案》成书时间商榷
三、主要内容及编纂体例
四、《明儒学案》与《皇明道统录》

第七章 《宋元学案》的纂修
一、黄氏父子的创始之功
二、全祖望与《宋元学案》
三、《宋元学案》的刊行
……

第八章 从《理学备考》到《学案小识》
第九章 学案体史籍的殿军
第十章 学术史著述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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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中国学案史/陈祖武学术文集》:  在晚明学术史上,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输入,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它不仅深刻地作用于明末三四十年间的学术发展,而且对其后清代学术的发展,也留下了久远的影响。  晚明的西学输入,始于16世纪末。它以当时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为媒介,在杰出的先行者利玛窦倡导之下,始而广东肇庆、韶州,继之江西南昌、江苏南京,*后更深入宫廷,流播朝野,成为名噪一时的“天学”。晚明来华的耶稣会士,以传播天主教教义为根本目的,因而他们所输入中国的西学,首先就是西方的宗教神学。关于这一点,正如万历十一年(1583)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来华伊始,向广东肇庆知府王泮所宣称的:“我们是一个宗教团体的成员,崇奉天主教为唯一的真神。”这一宗旨,在迄于明亡来华的众多传教士中,是为他们所始终如一坚持不变的。不过,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上千年儒学传统的国度,自身的道教以及外来的佛教,尚且被视为异端邪说而遭到排斥,天主教神学要想立定脚跟,就绝非易事。因此,为了使布教活动得以进行,受过高等教育的利玛窦率先脱去僧装,改着儒冠、儒服,学习中国语言,研讨儒家经典,恪守儒家礼仪。他们长年累月地深入到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央、地方官员中去,以传播西方学术为手段,试图在中国谋求建立新生教会的基础。其结果,同耶稣会士的本来愿望相反,尽管他们也确实在中国发展了天主教的一批早期信徒,但是为他们所介绍的西方科学技术,却掩宗教神学而上,引起了同他们接触的中国学人和官员的浓厚兴趣。这样一来,耶稣会士的布教活动,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输入,利玛窦等人也成了沟通中西文化的使者。  从明末中国知识界在天文历法和数学方面的现状出发,利玛窦于来华之初,即亲手制作天球仪和地球仪,把刻在铜板上的日晷送给各级地方官员。他还向南北学者广为介绍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原理,指导求教的人用几何法测量物体的高度。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入北京之后,利玛窦更在李之藻、徐光启的合作下,尽其所知介绍和翻译西方古典数学名著《几何原本》(前六卷)等。他故世后,李之藻、徐光启又据从学所得,并与熊三拔等传教士合作,先后刊行了《乾坤体义》《同文算指》和《泰西水法》等著作。崇祯三年(1629),徐、李二人奉命主持历法修订工作。他们将耶稣会士罗雅谷、汤若望先后安置到历局供职,以便依据西历知识,改订现行《大统历》的偏差。徐、李生前,此一工作虽未能完成,但由于继任者李天经与传教士的共同努力,著名的《崇祯历书》终于编译成功。这部历书于清初颁行全国,一直沿用到近代。  应当指出的是,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明末所传来的西学,虽然被传教士说成是“新奇的欧洲科学”,但是这只是相对于当时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而言的。事实上,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欧洲,不惟宗教神学已经成为唯物主义哲学批判的对象,而且就自然科学论,利玛窦等人所传来的地圆学说,还停留在以地球为宇宙中心这样一个认识基点上,早已不是什么“新奇的”知识。代表欧洲近代科学发展方向的,则是哥白尼、伽利略所提出的日心说。当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也已经为法国杰出的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尔所发展,将其与物质运动学说和辩证法相结合,从而把几何学推进到解析几何的更高层次,并进而把数学导入微分和积分的门槛。所以,讨论晚明的西学输入,这是一个必须注意的历史事实。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苛求于耶稣会传教士。正当西方世界在理性和神学、日心说和地心说激烈交锋而前途未卜的历史时代,要让为宗教神学所束缚的传教士去宣传近代科学和近代思想,也是不现实的。  晚明的西学输入,虽然有其历史的局限,当时的中国学者也只是把它视为一种“补儒易佛”的手段而已,但是它所产生的客观历史效果,其主要方面则是积极的。西学的输入,给明末的知识界传来了新的知识信息,示范了一种务实的新学风。它对当时为学风尚的积极影响,大致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它开阔了我国知识界的学术视野。耶稣会士所传播的自然科学知识,对长期闭塞的我国知识界,不啻一个有力的冲击。它使愿意正视现实的知识分子看到,中国并不就是世界,在我国的东西南北,不仅有浩瀚的大海,而且还有世代生息繁衍、风俗各异的众多国家和民族。这些国家和民族同我们一样,不仅有自己的文明史,还在若干学术领域走在我们的前头。正如徐光启为《同文算指》撰序所说,当时我国的数学发展水平已经落伍,“大率与西术合者,靡弗与理合也;与西术谬者,靡弗与理谬也”。这样的认识,在今天看来不足为奇,但是在三百年前的知识界中人,能够看到并承认这种差距,实在是不简单的。  其次,耶稣会士示范了一种通达的务实学风。传教士大都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他们的为学,不尚空谈,讲求实际。所谓“上穷九天,旁该万事”的“实心、实行、实学”,以及“事天爱人之说,格物穷理之论,治国平天下之术,下及历算、医药、农田、水利等兴利除害之事”,对一时知识界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明末的著名学者,从焦竑、李贽、陈第,到李之藻、徐光启、方以智等,无不为其学风熏染。  ……

作者简介

  陈祖武,1943年10月生于贵州省贵阳市。1965年7月,毕业于贵州大学历史系。1981年7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2006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1998年至2008年,任历史研究所所长。2009年,被国务院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至今一直在馆员岗位履职。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学案史》《清初学术思辨录》《乾嘉学术编年》《乾嘉学派研究》《清代学术源流》《清代学者象传校补》《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等。兼任全国古籍规划小组成员,主要古籍整理成果有《榕村语录》《杨园先生全集》《清儒学案》《榕村全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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