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卫的承诺

《十月》的写作涉及艺术、艺术史、视觉文化、哲学、历史、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写作本身就是在抵抗和瓦解传统的学科边界，所以我们很难将其归为哲学、历史或其他。概言之，《十月》的目的就是要开创一种新的艺术评论写作方式，一种“创新艺术内在品质”的艺术评论。 多年以后，哈尔· 福斯特这样评价《十月》的历史：“在*初的十年左右，《十月》是当代艺术和批评理论结合的关键场所，那时它的研究项目是分析后现代主义艺术和后结构主义批评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十年里，研究扩大到了作品和理论之间的关系，例如女性主义和精神分析。这段时期，我们也开启了现代主义领域里稍微滞碍的运动如达达和构成主义的研究。我们还对那些众所周知的运动进行了新的解读，例如通过巴塔耶来重新思考超现实主义。其中文献性的和修正主义的历史维度对《十月》一直以来都很重要，而且我认为这种重要性还会持续下去。下一个时期受到了文化战争的影响，这也是一场关于标准的战争，我们必须在这些转变中找到立足点。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开始研究诸如艺术史与视觉文化等体制问题。我们也通过圆桌会议和调查问卷等旧方式使杂志对其他观点更包容开放。尽管我们一直珍视批评的严谨性，但我们也必须倾听其他的声音。” 自1976年杂志创刊至20世纪80年代末，《十月》付诸一系列批评和写作的激进实验，涉及“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分析”“体制批判”“身体政治”“景观”等前沿话题，关于这些话题的深入讨论在艺术系统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影响。1990年，作为核心编委之一的道格拉斯· 克林普离开了《十月》，但这并非一个编委的离职这么简单，事实上，它恰恰说明了全球化浪潮席卷之时，杂志自身所遭遇的困境和挑战。此后不久，《十月》不仅调整了编委会，而且开始关注更广范围的艺术实践和艺术史，“种族”“阶级”以及“后殖民”等随之成为他们讨论的重要议题。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当代艺术日新月异，《十月》也日渐显出其保守的一面。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使得理论、批评以及艺术媒体皆面临着新的危机和挑战。如果说形式主义的终结开启了一个新的批评时代，那么《十月》所遭遇的理论困境则标志着这一批评时代的结束。“理论的危机”“批评的终结”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也是在这期间，网络写作开始兴起，短、平、快成为新的批评话语方式，批评成为新的消费对象而逐渐失去了理论思考的功能。按照福斯特的说法，这是一个“后批评”（post-criticism）时代。2与之相应的是，艺术媒体的生态也在发生变化，如《弗里兹》（Frieze）、e-flux等新型艺术媒体的兴起彻底改变了艺术评论的方式、阅读评论的习惯乃至整个艺术系统。特别是随着自媒体的崛起，传统媒体的话语权开始转移，大数据逐渐取代了理论模型，这使得《十月》越来越无法适应艺术现场的疾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