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

当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为这部简短的伟大著作出版20 周年纪念版写一篇“序言”的时候，我正在巴黎休假。由于这本书**次出版时我就非常喜欢和推崇，因此我立即就同意了。由于我把我的那本书留在了纽约伊萨卡的家中，因此我要求编辑另寄一本给我，以便我在坐下来写这篇序言前重新阅读。 在这本书寄送的那段时间里，我禁不住从记忆中重构赫希曼教授的观点。对他作为社会行为分析家技能的赞美在于我发现这种努力的结果是如此激动人心——并且总是如此，因为我在第二次阅读时发现我重构的细节跟他的原始观点很少类似。对于他尽力解释的现象，凭记忆就足够了。他的基本观察——即他采用现代西方民主国家的例子非常有说服力地阐明的——就是，社会好像是按照严格的20年一个周期在私人的可获得与公共精神两种模式之间摇摆不定，例如，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私人消费倾向为肯尼迪—约翰逊时代的激进主义铺平了道路。我的第二遍阅读证实了我的记忆，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解释的真实现象。 然而，在我重构赫希曼教授解释的细节时，记忆的作用就不是那么好。或者可以更精确地说，是赫希曼教授的原创性观点激励我按照新的方式思考他尽力解释的那类现象。 赫希曼教授将它的解释描述为失望理论。在消费强劲增长时期，人们对突然能够支付得起的新的耐用消费品有很高的期望，结果却发现这些期望很少得到调整。这里，他引用了蒂伯·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 ）对于舒适（相关欲望得到满足的状态）和愉悦（伴随满足欲望过程的实际感觉）之间差异的讨论。吃饭缓解饥饿，读一本好的小说能够缓解疲劳。采用西托夫斯基的术语，这两种经验都是愉悦的持续可靠的源泉，因为它们满足的欲望是重复发生的。有效的空气控制系统在你初次购买它时也会产生令人愉悦的感觉，但那种体验是非常短暂的。一旦你习惯了，就不再让你持续感到舒服——如果对非耐用品的体验让你预期到持续的愉悦感觉，那它带给你的很可能不再是小满足而是失望。 赫希曼认为，对私人消费经验失望的那些人在社区运动招募中会成为成熟的候选人。他承认，在这类运动中，要求参与者付出的时间是一种实际成本。但是，他又接着指出，集体行动也可能散布这种人们发现的体验——作为私人消费者消失在他们的生活中。在强度上，他们更像是饿了很长时间之后吃的一顿饭，而不是更像一度长时间地坐在空气得到控制的房间中。 赫希曼教授的一个案例研究是1968 年席卷美国和欧洲的反抗运动。怀疑论者对这些反抗运动中参与者承担巨额成本的程度表示怀疑。那个时期，我正在伯克利读研究生，我回想起，我们参加由反抗运动组织的免费摇滚音乐会的自觉性可能不会成为表明我们反对越南战争程度的*有效方式。然而，毫无疑问的是，许多人实际上为参加这些运动支付了很高的成本。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许多人在回忆这段经历时都带着真切的满足感。 那么，反抗运动为什么实际上没有让这种情形占据主要地位呢？赫希曼回答道，在经济高涨时期，随着耐用消费品的不断增加，对政治行动的长期参与*终导致失望。一方面，它*终需要的时间和精力远比大多数参与者预期的多得多（尽力回忆结束时间比你预期要早的*近一次会议！）另一方面，许多参与者好像对他们承担这些成本而其他人不承担的事实变得更加敏感。在不断增加的受挫浪潮中，当对私人追求的回归变得越来越具有吸引力的时候，循环就完成了——既然许多参与者会在私人环境中忘记他们更早期的失望，情况就更加如此了。 我记得赫希曼的观点不是关于失望的，而是关于背景的。正如他所承认的，道德满足是让人们承担社区运动参与成本的回报之一。然而，一个人必须从道德信誉中获益的标准是有弹性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合作越来越有效力的时候，我们就越难以符合道德承认的标准。例如一项慈善活动由二手车销售商实施要比由一个大主教实施要求更高的道德承认。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集体行动的要求，无论是开始参与还是一直参与都越来越难以实现道德满足。这样，问题就不再是人们对他们参与的具体结果感到失望，也不是对超出他们预期的高昂参与成本感到失望，问题可能仅仅在于参与者越来越难以获得道德信誉。一旦努力和回报之间的不平衡变得足够大，人们的注意力就会转向另一种追求。在这个问题上，公共参与循环背后的驱动力也可能被看作失望的一种形式。但是，失望的特定根源远不同于赫希曼所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