虫洞书简:给青少年的7堂历史启蒙课

弭兵会盟：两极霸权下的和平 春秋后期的历史好似两只狼和一群羊的游戏。北边的晋国和南边的楚国，就是两只势均力敌的恶狼。夹在中间的中原诸侯国就是羊群，他们既害怕晋国，又不敢得罪楚国，差不多都是两边朝聘、纳贡。两狼恶战后，晋胜，以前附楚的小国就自动或被动地转而附晋，这样一来，楚国不肯罢休，便和这些小国算账；楚胜，小国附了楚，晋国又不肯罢休，也和这些小国算账。不断循环的战争，包裹了所有的国家。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但是兵和水来的次数多了，将会不敷调动，土也会取完。中原诸国惶惶不可终日，晋楚两国也疲倦不堪。大家都在期待着和平的到来…… 和约薄如纸
东周简王四年（前582）的一天，晋景公视察军府，看到了一个戴着南冠的囚犯。晋景公问旁人：“那个戴着南冠的囚犯是谁啊？”旁人汇报说：“这是郑国人献上来的楚囚。”
这个被后人称作“南冠楚囚”的囚犯名叫钟仪。钟仪是楚国郧邑（今湖北省安陆）的行政长官，被封为郧公。东周简王二年（前584），钟仪随令尹子重率兵攻打郑国，战败沦为战俘，后被转送到晋国关押了两年。
晋景公对这个被关押了两年还坚持戴故国帽子的人十分敬佩。他下令释放钟仪，并立即召见，两人之间展开了一段对话。晋景公先问起钟仪的家世，钟仪回答说自己先世是楚国的伶人。晋景公很感兴趣，当即要他奏乐。钟仪拿起琴，演奏了楚国的乐曲。晋景公接着又问起自己的对手——当时在位的楚共王的为人。钟仪坚持不评价祖国的国君，巧妙地回答说：“这不是小臣所能知道的。”晋景公非但不生气，还觉得钟仪的回答非常得体，是一个贤臣、忠臣。
晋国和楚国是百年宿敌，不断的征战仇杀使两国结下了数不清的恩怨，也让双方隔阂了一个世纪。晋景公对楚国的风土人情和政治充满好奇，可惜他没有太多交流的渠道，和钟仪的交谈竟然成为他为数不多的渠道之一。这番交谈，让人看到了晋景公身上表现出来的倦意，连年的战斗已使他厌烦了。有意无意地，晋景公把和钟仪的交谈内容透露给了大臣们。晋国的大夫范文子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改善晋国和楚国关系的机会，就说：“您看到的这个楚囚，学问修养不凡，而且不忘根本，忠于国君。这样的人，应该放他回去，让他为晋楚两国修好起一些作用。”晋景公欣然采纳了范文子的建议。
钟仪不久就被释放，回到了楚国。他如实向楚共王转达了晋国想与楚国交好的意愿，并进一步建议两国罢战休兵。楚共王的心态也和晋景公一样，他欣然采纳了钟仪的建议，决定与晋国修好。晋楚两国开始来往交流、释放囚徒，关系出现了转机。
横亘在南北之间多年的坚冰开始出现消融的迹象……
我们有必要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做一下梳理。如果把诸侯国舞台比作弱肉强食的草原，那么强大的晋国就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从晋文公开始就横扫华北地区，灭国数十，降服国家无数。晋国的战车越过黄河南下的时候，遇到了南方大国楚国的迎头痛击。楚国如一只猛虎，盘踞在南方广袤的土地上，对中原地区虎视眈眈。在城濮，晋楚两国杀得血流满地、尸横遍野，双方互有胜负，谁都没征服对方。这下就苦了夹在晋楚之间的中小国家，郑、陈、宋、鲁、卫、蔡、许等几十个国家成了一群可怜的绵羊。他们要追随晋楚两国作战，为晋楚提供附庸兵、后勤补给，要按时向晋楚两国进贡，遇到节日或者两国君主生日还要跑去磕头祝贺。如果仅仅是唯霸主国马首是瞻，那还好说，只要放下尊严，舍弃部分利益就可以了。问题是，霸主国有两个，到底要唯谁马首是瞻呢？
中原各国开始做墙头草，看谁的力量强就投入谁的怀抱。晋国战胜了，大家就向晋国送礼道贺；过几天楚国反败为胜了，大家又集体转向，祝贺楚国战胜晋国。晋国和楚国很烦这样，干脆撇下对手，集中全力进攻中小国家。征战的结果是晋楚两国大致划定了势力范围，某些国家固定地依附晋国，某些国家固定地依附楚国，还有一些国家因为晋楚双方势力相当而得以保留下来，苟延残喘。虽然势力范围划定了，可小国的日子一点儿都没好转。因为它们照样要两边进贡，两边赔着笑，稍有伺候不周，晋国或楚国的大军就兵临城下来问罪了。中原各国孝敬两大霸主国的财富高达各自国家财赋收入的三成以上，诸侯大臣们还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揣摩霸主国心理上，于国于民都是苦不堪言。
晋国和楚国也不想这样，无休止的敌对也让他们苦不堪言。
从综合国力上来讲，楚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而且和东方次等大国齐国关系相对密切，在战争中略占优势。晋国在领土、人口等硬指标上处于劣势，又深受国内权力斗争的困扰，在外交上，和晋国交好的西方次等大国秦国对中原事务态度淡漠，给不了晋国多少帮助。
春秋后期，在实力均势难以改变的情况下，晋国接受了从楚国逃出来的申公巫臣的建议：联吴制楚。这是一张好牌。巫臣自告奋勇出使吴国，与吴国一拍即合，实现了晋吴两国的联合。巫臣还带了一队晋军去吴国传授吴军射箭、驾车、列阵等军事技术，原先善于水战的吴军由此学会了车战，军队面貌大为改观，吴军的力量迅速增强。东周灵王二十二年（前550），晋嫁女于吴，双方通过婚姻进一步加强了联络。从此，晋国就开始怂恿吴国攻打楚国。吴国先将进攻的矛头对准楚国的附庸国巢国（今安徽省巢县）、徐国（今安徽省泗县西北）。取得一系列小胜后，吴军攻入了楚国领土，闹得楚军来回奔波，在战场上“一岁七奔命”。
“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一些属于楚国的小国都被吴国夺去了。吴国不断强大，开始与中原诸国交往。此后近70年间，吴楚先后发生过十次大规模的战争。在这十次战争中，吴军全胜六次，楚军全胜一次，互有胜负三次。楚国受到了极大的牵制。晋国也很够朋友，出兵配合吴国的进攻。晋军攻打附庸楚国的蔡国，还俘虏了沈国国君。
晋国为了对抗楚国，积极主动地打通通往吴国的道路。晋国和楚国围绕着晋国和吴国的交通线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公元前583年，晋国会合诸侯军队讨伐郯国（今山东省郯城），开辟了通往吴国的道路。不料第二年，楚国攻占莒国首都，又截断了晋国和吴国的交通。
战争是要巨额投入的，霸主国地位是要天价成本来维持的，尽管有从小国盘剥来的金钱物资，但持续的战争投入还是妨碍了晋楚两国各自的发展。到春秋后期，内外压力迫使两个大国都希望坐下来谈判。
与南北霸主国都有关系的宋国重臣华元起到了外交和谈的桥梁作用。
华元不仅与晋国执政栾武子有交情，与楚国令尹子重也交好。他消息灵通，了解到晋楚两国有和谈的意向，就奔走于晋、楚两大国之间，促成了两国于宋都西门外会面。
东周简王七年（前579），在宋大夫华元倡导下，在宋都西门外召开了14个诸侯国参加的弭兵大会。晋楚订立盟约，规定：“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坠其师，无克胙国。”双方约定建立稳固的外交渠道，互不交兵，互相救难，共同讨伐不听命的诸侯。
晋国正卿赵武和楚国令尹屈建分别代表本国参加盟会。各国要歃血订盟。按礼，盟主先歃。于是赵武和屈建为歃血的次序展开了一次明争暗斗，两人各不相让，几使盟会破裂，*后，晋臣羊舌氏对赵武说：“主盟以德不以势，若其有德，歃虽后，诸侯戴之。如其无德，歃虽先，诸侯叛之。”赵武接受劝告，怏怏地将首歃权让给了楚国。晋楚两国完成了**次弭兵会盟。
这个来之不易的和平成果，里面有太多不平等甚至是“不道德”的地方。晋国和楚国瓜分了天下，把“和平”强加给了其他国家，而且有权决定其他国家的命运。为此，其他国家要听命于晋楚两国。那些原来只需要看一国脸色的国家，现在要同时听从晋楚两国的吩咐。这对中小国很不公平。
从更深层次讲，晋国也好，楚国也罢，都只是周天子统治下的诸侯国而已，它们的土地和地位是周天子赐予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段中描绘了理想的封建制度：“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枝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只有天子才有“外交”的权力，诸侯无外交。如今，晋楚两国撇开周天子，私自划分了势力范围，不道德也不合法。所以孔子才会说春秋“礼崩乐坏”，司马迁评述春秋时代的**句就是：“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政由方伯”这四个字恰到好处地点出了春秋历史的特殊之处——天子失去了对天下的控制，做不了主了。在天底下吆喝来吆喝去的是那些兵强马壮的诸侯。谁强大，谁就掌握了天下大权。这些诸侯原本应该是对天子俯首帖耳的奴仆，有些人（比如秦朝的始祖）原本就是天子身边的马夫、杂役。
不管怎么说，春秋还是实现了**次和平盟会。与之前的诸侯盟会不同的是，这不是战后对和平的权力追认，而是各国自发地对和平的渴望。但是这种和平能够长久稳定吗？
**次弭兵会盟的成果像纸一样薄，顷刻就被戳破了。
三年后，楚国违背盟约进攻郑、卫。当时的楚国令尹子囊有所疑虑：“我们新近和晋国结盟，就违背盟约，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啊？”司马子反说：“只要对本国有利的事情就可以干，管他什么盟约！”
好一句“管他什么盟约”。原来在他们看来盟约是可有可无的，完全是工具，而不是目的。郑国发兵相抗。晋国也约了吴国在钟离（今安徽省凤阳）和诸侯相见。这是吴国参与中原诸侯盟会的开始。对于晋国的抬举，吴国自然是万分感激。楚国见形势不利，便收买郑国许诺给予郑国汝阴之田。郑国转向楚国一边，还遵从楚国的意思起兵伐宋。卫国则遵从晋国的意思伐郑。各国对盟约的态度都不是严肃的，不严肃的态度引发了现实外交的连锁反应，导致了新的诸侯大战。
现在我们似乎可以说，在宋国举行的**次弭兵大会与以往的诸侯盟会的*大不同，就在于它是大战的前奏，而不是各国对战果的追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