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川之月:中国山水诗的心灵境界(精装)

诗的类型起源于某些普遍的心理需要。史诗满足了英雄崇拜、祖先仰慕的需要；哀悼诗是出于人类向死者道别的需要而产生的形式；格言诗满足了表达思想中欢乐经历的需要；宴饮诗满足了人类对“不散的筵席”的奢想；等等。 山水诗满足什么样的心理欲求呢？只要看中国古代山水诗中，有那么多的宁静安谧的村庄、田园、古刹，只要再看看*早的山水诗，其实是对不自由人生的一种逃避，我们不妨认为山水诗是一个*大的补偿意象（compensatory image），尽管诗人们的真实命运中，充满了颠沛流离和不安焦虑的因素，他们对山水的崇尚心理，扎根于一种对更自由、更永恒、更真实的人生形式的持久的精神追求之中。宋人有两句诗：“水隔淡烟修竹寺，路经疏雨落花村。”（杨徽之《寒食寄郑起侍郎》）其实，每一个中国诗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处隔水相望的“淡烟修竹寺”与“疏雨落花村”。尽管山水诗语言、风格有各种变化，但其中所代表的那一份普遍的精神需求，却绝不会消失。 山水诗的产生，充满了诗人生命漂泊之感，山水诗的发展，又越来越作为诗人生命安顿的形式。山水诗既包含着痛苦的体验，又包含着愿望的实现。 元人马致远小令《天净沙》云：“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实在是中国山水诗一个*精彩的诗品。这阕小令的意义，或许并不在诗的本身，而在于这种漂泊无依的情感原型，在于《秋山行旅图》中诗人形象中具普遍意义的那一份千年游子心。 循着这一条“西风古道”，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中国山水诗的真正源头。也即是说，中国诗人背井离乡、行役征戍以及由此产生的生命漂泊之感，与向往安顿之感，无疑构成了山水诗的一个极重要的精神源头。凡**等的诗歌，总是包含着*基元的情感要素。你看马致远这首小诗：西风瘦马断肠人，何其孤零的身影！小桥人家流水处，何等温馨的憧憬！ 将自然风景的描写，染上人的漂泊感受的诗，是从《诗经》、《楚辞》开始的。《诗经》中虽然有不少关于远离家园、行役征戍的咏唱，但诗人的漂泊感受并没有借山水的形式来表达。只有一些不完整的自然风景片段，作为起兴的引子。如清人恽敬云：“《三百篇》言山水，古简无余词，至屈左徒而后，瑰怪之观，淡远之境，幽奥朗润之趣，如遇于心目之间。”（《游罗浮山记》，《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卷三）但他还没有说出屈原那些“侔色揣称”、“循声得貌”的山水之辞背后的心理原因。《九章》里写道： 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 深林杳以冥冥兮，猨狖之所居。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 （《涉江》） 冯昆仑以瞰雾兮，隐山以清江。 惮涌湍之礚礚兮，听波声之汹汹。…… 悲霜雪之俱下兮，听潮水之相击。 （《悲回风》） “迷不知吾所如”，王逸注：“言己思念楚国，虽循江水涯，意犹迷惑，不知所之也。”一方面，水的样式反映了人的情感心理——“猨狖之所居”，王逸注：“非贤士之道径。”另一方面，山水也是非人的存在。这强烈抒发了诗人远离故土所感到的生命的无目的与人生的无依托；浪涛狂涌，大雾藏山，深林杳杳，这些完整的自然风景，都既是漂泊生命的情感显示，又是以“异己”的存在而表现的。 王逸《九章序》中说：“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又《九歌序》中说：“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因作《九歌》之曲……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又《天问序》也说：“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以渫愤懑，舒泻愁思。”王逸之所以特为强调“屈原放逐”，强调从一个共同体中被抛出的状态，强调身在异域的感受，是因为失土失根的苦痛，漂泊无依的悲凉，实在是诗人创作的心理动力之一。诗人需要表达这种漂泊的悲哀，于是以异域，也同时是异己的山水作媒介。 中国诗人为什么需要山水诗，由这里可以获得一个新的解释。刘勰称“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文心雕龙·物色》）并没有真正懂得屈原笔下的山水，而钟嵘所谓“离群托诗以怨”，并以“楚臣去境”为“怨”之例(《诗品·序》，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则看得比刘勰深了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