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维

　　《论王维》：　　诗的题目里说明写诗的原因与心情，首联“忽蒙”二句又重复说，金圣叹曰：“只将二事抟作二句，言我直至复官之后，始悟既已赦罪矣。便令前此畏罪之深，后此蒙恩之重；前此惊魂一片，后此衔感万重，所有意中意外，如恍如惚，无数情事，不觉尽出。此谓临文变化生心之能也。”“日比皇明犹自暗”句犹含深意，认为皇上比太阳还要光亮圣明。诗人不能释怀的还是那名节的事，不能心安理得地去享受朝廷赐予的优渥待遇。在其人生的*后五年里，王维有诗26首，也多是酬答内容，他进入了创作的低潮期，专注于忏悔，无心于山水诗了。　　王维仿佛跌入罪恶的深渊，陷入深重的罪恶感里，身心倍受屈辱与煎熬。当他万幸赦罪，且拜官太子中允时，便诚惶诚恐地呈《谢除太子中允表》说：“臣闻食君之禄，死君之难。当逆胡干纪，上皇出宫，臣进不得从行，退不能自杀，情虽可察，罪不容诛。”他为不能“死君之难”而深感惭愧，虽朝廷“仍开祝纲之恩，免臣衅鼓之戮。投书削罪，端衽立朝，秽污残骸，死灭余气，伏谒明主，岂不自愧于心？仰厕群臣，亦复何施其面？局天内省，无地自容。且政化之源，刑赏为急。陷身凶虏，尚沐官荣，陈力兴王，将何宠异？”他希望朝廷放他归隐，“奉佛报恩，自宽不死之痛”。他几乎在每一次接受任命的谢表中都反反复复地自责，反反复复地声讨自己。晚年的王维，官运亨通，朝廷不断地加官于他。他在呈《谢集贤学士表》里又说自己根本就不够资格“充集贤殿学士”，因而尴尬不堪，乃至恐惧之至，恳切希望朝廷收回成命而另选贤才。他的*后一份呈表《责躬荐弟表》，更是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自剖说“己有五短”，从忠、政、义、才、德五个方面来全面否定自我，而希望朝廷出以公心，以国家为重，“臣又闻用不才之士，才臣不来；赏无功之人，功臣不劝”。他感恩陛下“不赐疵瑕，屡迁省阁”，而让他“久窃天官，每惭尸素”，更是披肝沥胆地恳切哀求皇上“伏乞尽削臣官，放归田里”。他对自己提出了极高的“内圣”的修身目标。　　王维非常真诚地忏悔，以无休止的自责而作灵魂拯救，以消解内心自卑，而求取心灵平静，其诗文中出现了大量的忏悔与赎罪的感言。他早年的那种自艾自怜的“自惭”，悔不当初的“自悔”，已经发展成一种不断地在自我审判中寻找灵魂对话的深刻忏悔。他的忏悔精神，不仅为了弥补或减缓负罪的心理压力，还成为一种灵魂向善的自救与精神自我提升的修炼。拙著《纵横论王维》里曾将这种自救与浮士德的自救比较而论，虽然自救的方式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再造一个新我。然而，“王维忏悔精神的负面，就是沉陷于一种宗教式的自虐，沉陷于一种畏首畏尾的自卑，沉陷于一厢自愿的对自身的苛责，对自己政治才具乃至人品情操的过分的自我否定”。同时，这种无地自容的羞辱感，也让他表现为遗世独立的超然，表现为万事不关心的无为与逃离。而这样苛刻的自我审判，这种几近残酷的自我鞭挞的精神苦刑，这种不甘沉沦而灵魂向善的人性自觉，这种至死方休的原罪救赎的活动，具有崇高的道德人格建构的积极意义，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个奇迹。这也让日本几位唐诗研究专家视之为人类文化史上难得一见的精神现象，说是“洵世界文学，其类不多”（小林博士）。入谷仙介也认为，“这种自责心态在中国精神史上属于异常的例子”。他分析说，“人本来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动物，基于无意识的本能，很难产生自责的思维方式”，而“良心和诗人的敏感”使他的“文学成了他把‘赎罪’思路付诸实践的主要出路”，他从古代诗人强烈的自我圣贤意识的角度来解释这种“赎罪”文学，说是“中国文学史上鲜见的灵魂痛苦和自责的剖白，应该得到其应有的评价”。这些日本学者都认为，王维的这种忏悔精神，尚未得到应有的评价。因为，这样的自我救赎，真是非“高人”而不能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