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贻芳:最是那心底的一抹浪漫(双封)

三决绝蒋家王朝 受命运之神眷顾，冬天和春天一同降临到金女大的校园。 便是在这个时候，蒋介石政权遇到了“塔西佗陷井”危机，他的政府失去了公信力，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如火如荼，势如破竹，蒋介石的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南京独裁政权的败局已定，倒台只是时间的问题了。面对蒋王朝大厦的倾覆，不同的人自然做出不同的抉择。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吴贻芳，早已看到了这个政权的败象，她当然明白“零和原则”的道理，大势难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她不二选择。她静观事态发展，应对着突然而至的事件，不急不慢地等待着过程的终结。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五日，是金女大建校三十三周年，也是吴贻芳任校长二十周年，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第二天晚上，学生们自编自演了歌颂吴贻芳的话剧《我们的舵手》，剧场之活跃，场面之热烈，使吴贻芳流下了激动的泪水。然而，就在校庆过去没多久，学校召开了年度的校董会，部分董事提出，为了学校前途，建议把学校迁往台湾。吴贻芳断然拒绝，并以齐鲁、燕京大学为例，去说服校董成员，学校*终未有搬迁。 蒋介石因战场失利，被迫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不久，行政院长孙科宣布内阁总理辞职，李宗仁委任何应钦重新组阁。在讨论内阁成员人选时，张治中向何应钦建议，由吴贻芳出任教育部长。张治中说：“吴贻芳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又是教育专家，治理金女大二十年，成绩斐然；她又是基督徒，没有党派背景，在这多事之秋，出任敏感的教育部长一职，是*合适人选。” 何应钦很赞同张治中的意见，但考虑以前吴贻芳拒绝过这一职务，心中不免有些担心。 张治中说，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情况变了，人的想法也会变化。以前是蒋先生当权，今天是李先生主政，虽然她接任的可能性小，但也想不出比她更合适的人了。我们不妨试试，我陪你亲自走一趟。 何应钦同意张治中的建议，在一个黄昏，二人驱车来到金女大吴贻芳的住处。不巧的是，吴贻芳外出未归，在一个外籍教授安排下，两人在客厅饮茶等待。 吴贻芳从外边回来，一进客厅见二位高官来访，不免心生诧异。虽说他们是老熟人，公开场合经常见面，可今天找上门来还是首次。没有大事不登门，吴贻芳与之寒喧之后，何、张二人笑着说：“是有喜事来请你啊。”于是何应钦把他们的想法告诉了吴贻芳。 吴贻芳思考片刻，笑说这样的重任她可担当不了。她仍以离不开金女大为由，谢绝何、张二人的邀请。吴贻芳早已看清大势所趋，她不愿与这个寿终正寝的政权为伍了，更谈不上再去当什么教育部长。 她依然故我地再次拒绝了担任教育部长一职。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国共双方谈判在北平举行，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张治中、邵力子等一行十五人抵达北平。 这一天，南京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政治大学、金女大、戏剧专科学校等十几所大学的师生联合举行了“争自由、争民主、争和平”的示威游行。事前，吴贻芳听说国民政府当局可能要用武力镇压学生游行，便以校方名义进行劝阻，但未能奏效，许多学生也对吴贻芳的做法产生反感。吴贻芳没有办法，只好默默地走出礼堂。 这次大游行，金女大百分之六十的师生都参加了。金女大的学生郑小瑛、邓敬苏扛着“反饥饿，反内战，争生存，争自由”的横幅标语走在队伍前头。她们与其他院学师生们一起，强烈地要求国民党当局接受中共八项和平条件。这天下午，大批军警特务突然冲进游行队伍，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大打出手，造成二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人失踪的惨案，伤亡学生多是中大、政大和戏专的学生。 第二天一早，吴贻芳和学校工作人员一道，手持鲜花，带着食品到鼓楼医院前去慰问受伤学生。她一一询问学生伤情，亲手给重伤学生喂水，并请求医护人员精心为他们治疗。吴贻芳的举动和国民党当局的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许多学生感动得号啕大哭 。直到这时金女大的学生才明白，吴贻芳的劝说并非要压制她们的爱国热情，而是怕她们发生意外。大家为曾经的误会深感内疚。 王粹珍是金女大社会学系的学生，她一九二七年出生于山西，父亲王绍成是政府官员，外公是考试院院长贾景德。一九四七年她考入金女大后积极参加学校的进步活动，入党后被推选为金女大地下党支部书记，她没有听从父亲和外公的劝说随家人到台湾。全国解放后，她先后在团中央学校部、《中国青年报》工作，曾任副总编至离休，一九九二年因癌症病故。她在《怀念校长学习校长》一文中说： 一九七九年，她的母校，美国密执安大学，褒奖她在教育事业上的贡献，授予“智慧女神”奖。在赴美之前，路经北京，她特意召集了金女大在京的学生座谈。她说，自己年事已高，做不了多少事了，金陵女大有不少校友在美国，她要趁此赴美之机，看看校友，向她们介绍新中国，介绍新中国的妇女解放；她还要与她的学生回顾金女大的教学生活，为之她要先听听学生对学校的意见。言下之意，这段时间的学校工作似有了检讨之处。 校长以八十六岁的高龄还检讨自己过去的工作，这深深感动了到会的校友。尊敬不如从命，只有诚恳地道出自己的看法，才不辜负校长的良苦用心。于是郑小瑛、程式如、曾曼西、何乾之和我，当时的学运积极分子都坦诚陈词，对当时学校的学术空气、政治气氛和对学生的管理等说了自己的看法。 校长认真听着、听着，浸沉在对过去的回忆中。“是呀!一九四九年‘四·一’前夕，我去劝阻你们不要出动游行，我站在礼堂的讲台上，我**次感到我的话在学生中的作用不如过去了，学生不听我的话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那样激昂，经验告诉我，我无能为力了，于是我自动走下讲台，走出礼堂。”校长说到这里，师生相视，会心地笑了。这几十年后的师生心心交流感人之深。校长笑得是那样爽朗。可能，这段往事，她已默默回忆多少次了，今天她却讲给了当年不听她话的学生听。这既是她对自己无情剖析，也是对自己的人生道路自信自重的表现，她已超越了当年的那个“自我”，更上一层楼，达到了无我的境界。这时，我看到了一个透亮的灵魂。 这个推心置腹的座谈，早已冰释了师生的前嫌，成为岁月河流中一朵小小浪花。 北平和谈破裂后，南下的解放军突破长江天堑，南京政权危在旦夕。 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南京城内国民党特别军话台突然接到杭州方面的电话。电话局问谁来的电话，有何事情。对方的回答是宋美龄，要求立即接通金女大校长吴贻芳的电话。电话局不敢耽误，立刻接通了吴贻芳办公室的电话，并提醒这是蒋夫人宋美龄的电话，有要事要与吴贻芳校长通话。 吴贻芳得知是宋美龄的电话，已大体猜出其用意。她沉思片刻，悄悄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告诉她，吴贻芳不在。”十时左右，宋美龄的秘书又接通了学校办公室的电话，并说有急事要与吴校长通话，望工作人员务必找一下吴校长。在吴贻芳的授意下，工作人员佯装找了一会儿，仍说吴校长不在。 宋的秘书没有办法，只好找了军话台负责人，让他尽快转告吴校长：“蒋夫人已令南京空军总站，务必请吴校长速搭空军飞机离宁。” 吴贻芳平静地告诉军话台负责人：“我不会去台湾的，我离不开金女大。”之后她以为此事就此了结，没想到事情这么难缠。这一天下午四时，蒋介石的一名随从副官坐着一辆小车来到吴贻芳的门口，副官跳下车马上要见她。正巧吴贻芳在卫生间不便接见，由保姆晋桂芳出面接待了这位副官。 他交给晋桂芳一封信和一张飞机票，要求她立刻交给吴校长，并请吴贻芳马上看完信予以回答。 晋桂芳看到事情如此紧急，一面请来人坐下，一面将信与机票送到卫生间，吴贻芳看完信，沉默了一会儿，对晋桂芳说：“你把飞机票退给他，就说信我已看过了，票请他带回去，并请他转达我的意思，我离不开金女大，离不开金女大的学生，实在不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