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风飞飏 增订版

摊牌 “乔治，现在是*后一个议题—关于我。请给我十五分钟，我有一番话要讲。” 今天与乔治开会，进行得真顺。 乔治是微软公司大中华区总监，我的顶头上司。下午3点30分开始，还不到两个小时，已经谈完三个议题中的两个：下个财年的组织、人事，还有新财年的预算报告方案。 新财年的组织架构、人事变动没费太大周折，这已是第四次讨论了，乔治基本同意我的建议。这样，后面的变数可能就会小一些。 微软的业务汇报是非同小可的事。以各国家、地区分公司为单位，层层向上汇报，每个报告起码被审理三遍：区域、大区、总裁，*后汇总至总裁和盖茨的*高管理委员会，便形成了微软的全球战略。年初为年度预算，年中为业绩策略检查，其间，总裁会率队亲临十数个子公司听现场汇报。微软中国公司自成立第二年起每年至少一次蒙总裁宠顾。“scrub”是微软为其业务汇报发明的专用语，可意译为：用铁篦梳刮。铁篦之魔法待后文另述。一年两度，微软至少有一千个经理要被“刮”掉两层皮。汇报得好坏的确攸关经理们在微软的仕途，如果听到某某人汇报作得不好被“刮”得很惨，常在被刮之后不久，就会听到或调或贬的消息，越是高层经理越是紧张。 乔治在微软只有五年，曾在美国一家不大的软件公司做过，是纯粹的美国人，有典型的微软人特征—聪明、急躁、骄傲，行动型。他来微软后升得很快，仅三十六岁就是微软大中华区的“封疆大吏”。在微软，有可能升得快，但不一定坐得稳。这毕竟是乔治**次“降落”到前线，在此之前他从未直接做过市场营销，这也是他**次作大中华地区年度预算报告。 乔治有足够的理由紧张，一周前我带队做的scrub预演实在是乏善可陈：数字逻辑不清，策略轮廓不明，各模块衔接混乱，我自己讲着都不明白，觉得脑子和口齿都不清了，八个小时的预演竟未能过完一半。乔治可不想在他的上级面前丢脸；而我们，是不想给自己丢脸—连自己明年想干什么都说不清楚？公平讲，准备得不好不是因为我们偷懒，实在是时间太短！通常年度计划都要两个多月的准备时间，而今年缩短到一个月，5月初才接到财年2000预算计划指南，即使是久经微软沙场的老枪们也很吃力；中国公司的经理层90％以上是**次作年度计划，连我自己也是真正意义的**次，而迟至5月中旬（两周前）才动手。即便终于开始动手准备了，我们的心和感情都难以集中—仍处在5月8日北约轰炸的震荡余波中。 于是，我和经理班子开始了一整个星期疯狂混乱的噩梦，无休止的开会，各部门争预算，核对数字，圆圈式的彼此答辩、挑刺、验证逻辑、搜集市场预测统计资料……这次我觉得特别累，用尽了全身力气威逼利诱，不断将脱了缰的人们拉回到议题上。这和我们已经习惯和喜欢的做法不一样：我来引导讨论，每个人在我“挥舞的鞭子”下快节奏地思考，发表意见，争论，不管有多少矛盾，*后以我的定论而统一，再立即跳到下一个议题……这次大家也累，“头儿”突然变得很别扭，我就是不再作定论，非让大家自己吵出结果来。只有我知道，我必须这样做，下个财年计划必须由这个团队自己理解和制作，将来他们执行起来才有可能；我要尽可能少地施加我的影响和痕迹，因为，我将离去。 我的经理队伍“特别能战斗”，交出来的是好活！乔治也不再紧张—不再担心下周一在新加坡向亚太总裁（他的顶头上司）汇报。他看看表，我猜他在想着等会儿的网球约会，已经是星期五下午5点钟了。 “是摊牌的时候了。”我告诉自己。 “乔治，现在是*后一个议题—关于我。请给我十五分钟，我有一番话要讲。” 关于我，是我对自己十五个月微软生涯的总结，已经积累成熟，对乔治只用十五分钟就够了。 乔治心情很好，安安逸逸地听我开始讲。 “乔治，我来微软已有十五个月了，在这里我经历过的挑战、困难、历练，超过我以前全部十几年的职业生涯。我来微软是为了一个理想（我仍以为这个理想与微软长期利益是吻合的，那就是我甫进微软即当众宣示的—要把‘微软中国’做成‘中国微软’，不过已经不再重要，也不必再向乔治重复），为了这个理想，我做了很多，忍了很多，努力了很多。我终于理解了，对于‘总经理’，公司的期望其实只是销售业绩这单一一项。而我当初之所以接受这个职位，是因为被‘赋予’的责任是对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全面策略和运营负责。这个差距太大了。现在，销售业绩做到了。您清楚地了解，我不同意公司在中国的很多重大策略，既然不同意，而在无数次努力之后都无法对其有任何影响，这个总经理职位于我也就失去了意义。我决定，辞职。” 乔治依然安坐，表情还是原来那样，凝在嘴角的微笑看上去有点怪。脸和脖子都已变红，刚才松松交叉相握的两只手的指节都变白了。 我继续：“我挑选在此财年交接之时提交辞呈，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三天后要去新加坡作财年预算汇报，我必须提前让你和公司知道我的去意已定，这样对公司公平。是否仍由我领队由您决定。如果我不参加汇报，虽有些困难，但仍有可能由经理们配合进行，因为预算方案是他们真正的集体创作。第二，新财年的组织人事应由新的总经理宣布，新的总经理可以借新财年较多的岗位提升、较好的加薪机会稳定队伍，这样对新的总经理公平。我愿意全力配合公司交接工作，我希望看到我的队伍受到尽可能小的动荡，我太在乎他们。” “可是……可是，我以为我们已经上了正轨，一切都已变得很好……”乔治口吃着插嘴。 “是的，乔治，如果不是‘一切’已变得很好，我绝不会辞职，即使*后落得被辞退我也会坚持到底的。”我说。 问题是：“乔治们”的“一切”与我的定义不同。是的，营收好了，渠道健康多了，终于有了清晰有效的销售策略，队伍成长起来了，经理班子稳定了，岂止稳定，是从未有过的优质、高效、团结。这“一切”在我看来，只是总经理基本职责的一部分，做好了是应该的，连这部分都做不好，就根本没资格言进退。 “这‘一切’，以今天的经理队伍已经可以做得很好。有我或没我都行。至于我自己，我想做得更多，这里不能做，做不到，我可以离开。现在，我想*后总结一次我对微软在中国的策略的看法，过去我们讨论了多次都没结果。中国有句话：人之将去，其言也善（乔治的中文只是入门，发音挺好，兴趣挺大，偶尔改编个把成语给他听，不算欺负他），希望这次您听起来能少一点偏见—采纳与否，都不再与我有什么关系了。我只想再*后尽一次力，因为我希望我曾服务的公司能在我的国家成功。” 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自己的评价是“logical，clear（逻辑清楚的意思）”。我不能肯定乔治听进去多少，后来又补了一篇文字给他备考，估计他没再“考”过，倒是方便了我。其实，分歧倒也没多少，不过是这么几条。 **，微软在中国必须全面调整价格政策，尤其是OEM预装Windows的价格必须调低。否则，极可能出现的负面结果有三：其一，将失去大部分新PC合法预装Windows操作系统的份额，而新装机份额和中国的PC市场持续增长的前景是微软在中国的未来之所系；其二，将迫使如联想、方正这样的中规守矩的厂商也顺“风”而动，结果是连已有的预装业务也迅速缩小；其三，使本来可以积极有效的产品价格策略失效，甚至可能成为“垄断”“恶意”的口实。 眼前的例子：为确保Office 2000在中国市场成功，经几个月的努力才得到批准：中文版将大幅度降价。如果是与Windows一起降价，就是真正的“适应中国市场和中国客户的需要”，大不了被笑话“微软也不得不……”；而如果PC厂商和用户都别无选择的Windows居高不下，单单降价Office 2000，就可能是“恶意竞争”，闹不好又会迅速引起一场风波。 第二，反盗版的策略必须改变，“搜捕”和打击的对象应是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中国境内注册的外资、合资企业有几十万家，盗版率再低也低不过美国今天的百分之二十几，罚也好，告也好，既能尽快见到真金白银的效果，也起以儆效尤的作用（用糙点儿的话说：杀外国的鸡给中国的猴看）。 第三，微软在中国只能有一个面对市场的窗口，以保持公司形象、战略、策略的统一。事实上微软在中国已经有了四个市场窗口，即微软中国公司、微软中国产品研发中心、微软法律事务部、微软中国研究院，再加上OEM的半个。这是微软全球纵向组织机构使然，只是没听说有别的地方像在中国这样，各个膨胀出直接面向市场的窗口。 结果，就能发生写产品的另雇一个公关公司去炒作连正名都没有的项目（正名没有，代号名声可大了—Venus）；就能出现总经理比全国人民都更晚知道像公司打官司这么大的事（我是从晨报上看到“微软状告亚都”才知道有这么档子官司的）；没有任何媒体接触授权和媒体交道经验的员工，随时可能接受个“专访”……于是，一个微软有四个半窗口各自吹着不同的曲子，吵乱了自己，也吵乱了视听。在自己制造的不和谐中源源不断地授人以柄，帮着把自己做成反面教材。结果，做过的不少对中国真正有益的好事立即变成乌有，辛辛苦苦建起来的积极市场印象顷刻无存。 与本地软件公司的合作计划本已被社会认同为积极正面的好事，而新近都转为“地下进行”了。“捆绑销售的约可以签，消息一定不发，这会儿我们可不想和微软的名字绑在一块儿。”这是一家本地软件公司的总经理说的，他不久前还在热烈要求与微软联手进行市场推广等工作。微软正在中国市场失去其吸引合作伙伴的*大优势之一—强大的合作市场能力。 我想帮大家出名，只要出的是公司的好名，可大家偏要自己出自己的名，原因说得简单明了：不然争不过你Juliet的名（原话：“Otherwise，there is no chance that we can compete with Juliet ...”）。不小心，炒出坏名声来了，我背着不要紧，我的职务本来明写着是要担全部责任的，想帮大家收拾。大家说，一定还要自己各做各的市场宣传，把住各自的市场宣传功能，就把住了出名的主动。可谁听过大公司写软件做产品的技术部门兼做市场的呢？ 第四，关于人。微软必须注重对员工的培养。总经理应有人事权。（这一点似乎不直接关乎市场策略，却是我与微软*无法调和的矛盾。）微软对人力资源的原则是：需要人力时，立即到市场上去找*现成的，*短时间就能担当某个具体的工作；对人员培训的原则是5％通过培训，95％靠自学和在职“实习”；公司业务成长而员工没有能“跟着成长”时，就会被淘汰。我认同这个原则对公司利益是不错的，问题是，我认为公司应花更多的（比5％要多！）投入来培养员工，不只是使用和任其自生自灭。由于微软选用人的原则是注重非常具体的技能和经验，选到的人立即被放在非常具体的职位上，高速运转使得多数人不可能找到时间和花费精力去进行专职之外的“自学”“实习”，从而难以扩展、提高能力和知识。我认为要帮助员工“跟着企业”成长，这才是在中国市场的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策略。中国IT业现成人才供求悬殊，在人才吸引方面，比起其他外国公司，微软并没有明显优势，股权拥有的神话对新人的吸引力正在失去光环（“股权”将后文另述），对已被股权金手铐铐住的老员工的“再”培养和充分利用就更显其重要。公司文化、人文环境在吸引人才时的分量也变得越来越重了。 （我显然太“IBM”了。当我一次次被暗示、被明示，继而被指示去做我所不愿的“行刑”时，我受到的不只是对总经理起码的“人事权”的挑战，而且是对“人”的基本原则和理念的挑战，对于那些我坚信是可以使用可以培养的人，我无法做到“弃之如敝屣”。但只要我是微软的雇员，我就应当服从公司，这是职业人的原则。至无法调和时，我只有以辞职拒绝。我的辞职，可以为一些人换来几个月的“缓刑”，至少能再多挣些该得的钱。） “综上，是我作为微软中国现任总经理，对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主要策略的*后一次进言。” 我尽力了，尽量不带民族和个人感情色彩，而是从公司利益的角度去阐述，因为， 我仍希望我的建议能被听进去，哪怕是很少的一点。 “即使我已辞职，我也衷心希望我所曾服务的公司能够在中国做得好，做得成功，能为我的国家所接受和认同。我更希望我的团队能够继续在一个值得骄傲的公司工作。” 静默通常是令人窒息的，尤其是当两个上下级无言相对的时刻。终于，乔治开口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现在很难过。”乔治看上去的确很忧伤，苍白取代了颈面的红潮。我有点儿过意不去，乔治今天的网球多半会输了，这个周末也准过不好了。 “那好，我会等您的下一步关于交接事宜的指示，现在只需确认后天是否仍由我带队去新加坡作年度预算汇报。” “Yes，你要去！” “OK！” 留下了一句“周末快乐”，我走出乔治的办公室。我现在拥有了自由。我轻松得裙裾飘飘。 十几个月的微软帝国生涯，是多么浓缩的经验！我付出了太多，学到的更多— 未进门时我对微软一无所知，也不为之动心，认定了要圆我上学的梦。强拉活劝五个月的执着感动了我，在与“顶头上司”会话时，都先把“理想”说在了前头。一个是我未来直接的顶头上司（乔治的前任布莱恩），另一个是全微软的顶头上司（鲍尔默总裁），我以为两个上司能代表微软的全部，以为是搞懂了双方的期望，确凿了理想的契合。理想的契合是*重要的，其他都无所谓，连公司在哪儿都用不着先知道，反正准备着把自己全身心投入，我有的是时间学，有的是时间做，我想做成事业生涯的*后辉煌。 进得门来先宣言：我来是为了把“微软中国”做成“中国微软”。微软也还我以惊诧连番，是一片我从没见过的人治世界。小心行事，虚心学习，一心想平稳过渡求得公司大团结。潜心绥靖没能帮我，待猛醒时已深陷流沙。生意活活地就停了，就算不是微软，哪个公司也不能容忍如此无能的总经理。 别管是什么理想都得先要生存，我奋起自救，明明白白是天灾少人祸多，我就学人治，学治人！自断左膀右臂，从头建一个新的精英团队。绝地求生，反败为胜。 理想是不能忘记的，刚生存得稳当了，我就想要负起更大的微软中国的责任，才发现，总经理是被用来只管挣钱的，沾不上中国市场策略。在IBM十几年早习惯了团队合作，有没有实权照样可以干。我修炼精英团队，建设营销队伍，带领我的队伍去市场求合作、做贡献、做生意挣钱，却眼看着其他各山头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我只能建言不能践行，我根基太浅，没有后盾支撑，我想做成什么都难。 大家都出名是好事，可眼看着闹出了坏名，职业准则不允许我不管。再说，我土生土长*有发言权，当初公司雇我，就是为了要个能真懂中国的总经理，公司成了千夫之指，我理应负起责任。我不怕担恶名，总经理本来是“总”，不管好名恶名都要总担的，十几年恶名脏水受得多了，承担不起就活不到今天。只要能听我进言给我权力让我行动，大家合力为公司的利益着想，一定能再融入中国社会，被中国人接受甚至喜爱。 想承担责任而不可得，也就没有义务再担恶名了。 看清楚了，没什么失望，只是原来抱的希望不对；为了理想而来，既然无地给我实现理想，那就挂了冠吧，反正本来也不是为了“冠”来。微软也不应有什么失望，期望总经理的“一切”，也交代得过去了，只是再要找本地总经理时，应注意先说明期望。 按微软对总经理的期望给自己打打分：前五个月—“差”，中间五个月—“良”，*后五个月—“优+”，平均分“良”。这不是我习惯的得分，我和我的团队想得的只有“优”！但是，如果只为了营销业绩挣出优等，兼做傀儡还搭上名声，还要埋没我的理想，就不值得我付出。我可以去别处挣真正的、我想要的“优”！ 十几个月加今天，知不可为而为之，做了该做的事，说了该说的话，尽了该尽的责任，交了该交的答卷，学到了太多的经验。我想以学到的回报公司，想做更多的事而不可得，我决定自己毕业了。 我辞职后引起了好一番议论，说业绩差“被迫”辞职的多，也有说“反微软逆风舆论”所迫的，说是“民族”气节的也有之。众说纷纭，我未置一词，因为我与公司有约，在正式解约之前，我将不以私人身份接触任何媒体，我守约至1999年8月31日。现在可以说话了，也没必要澄清业绩之说，那本是我与微软中国公司之间的事。公司自有给我的业绩评分（和我自己给的正好一样），我走后继续几个月的“优+”，是我的精英团队做出来的，时间太短，还抹不掉浓墨重彩的我的痕迹；而且，由 “差”到“良”到“优+”，也是鲍尔默总裁定了论的事，专为贬低前任中国总经理去推翻总裁的定论，微软大概不会有谁想做这等事。如果只为自己，才不必要费这么大的事，找几个朋友做几篇采访就是了。我已有足够的自信，不太在乎一时一事的物议人非。辞职后我荣膺多方邀请，也佐证着社会对我的欣赏和认同。 这一篇“微软”，不是为写我和微软的恩怨是非，我们两清了；也不是为自己计想借此以正各方视听。我想写“微软”这一篇，是想交一篇毕业论文，为在中国的外企（包括微软），为在外企的中国白领，提供一个从未有人写过的参考：一个中国本地人，作为外企高层管理人员，对外企在中国运作的观察和体会。如果也能对中国人、中国企业稍有启发，我就喜出望外了。 如果当初我没来微软，去了那个美丽的小城念书，到现在也正好从EMBA毕业，肯定写不出这样一篇毕业论文。如果毕业了恰好能来微软当这个总经理，各种历练还是都得从头开始，不一定就多些超生的机会。为着我学到的一切，我感谢微软！ 女人，职业人 我自己倒没有太多的困惑，专心地做好经理，和男人们一样斗智斗勇，并没妨碍自然保持了女人味—那是做女人独有的骄傲。 平平常常从女孩儿到女人过了三十年，渐渐开始有人叫我“女强人”，后来简直成了我的外号。对这个外号我有三段论的反应，反映着我的心路历程。 **次听见时吓了一跳，原来自己在别人眼里是“强”的。其实那时并没有做出什么，只是在外企做了几年，本地人又是女人的销售更少见。人家说“女强人”时都有个注脚： “能在外国公司干好几年了，还是IBM，大公司，可是不简单！”那时，外企有点神秘，国人对外国公司的看法，通常是“内部竞争激烈、规矩严，老板无情，动辄会开除人，本地人能混下去不容易……”。单凭我能在IBM一“混”几年，已经“可是不简单”。我嘴上谦虚，心里还是很高兴，尽管很清楚有那些类比条件，“强”的内涵非常有限，但毕竟是社会对我存在的承认啊。 后来做了经理，参照周围优秀的人群走前了半步，自己也认为自己强了。这时别人再叫我女强人，我开始有逆反心理，经常会严肃地说：“请不要这样称呼我！”有时甚至掩不住急赤白脸。强就强呗，干吗非加上个“女”字？男人强怎么不叫“男强人”，明摆着是不平等，好像男人强是应该的，女人本该弱的，偶尔有一个半个强的一定得注明性别。我喜欢“强”，但只愿意被承认是真正的强，不是因为性别“让分”！我不喜欢“女强人”，还因为这个词的大众心理形象不好，人们一提女强人，“经常联想到强悍跋扈，说话尖刻走路带风，蹭着衣角都会伤人，一点没女人味儿”，就是上个月一个朋友还这么对我说来着，这些是他的 原话。我希望我的能力得到承认，但不愿意我的女人魅力被忽视。 分析这段心理，说到底还是不够自信，太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只有借别人的评论用别人的眼睛来反射出自己的形象，无论做女人还是做职业人，自己都还没有自信的定力。做女人的失败让我不平衡，我惯性地疯狂投入工作，想借强势的张力充填心里空虚的位置，很长时间找不到平衡，险些连职业的追求目标也迷失了。 离开广州之前的冥想思考，我想通了很多事。其中*重要的，是**次完成了对自己的剖析，我问自己生命的意义，我选择了生命的意义—追求精彩的成功，在追求事业理想的过程中去实现精彩。这注定了追求的艰难，既然自己选择要追求，就要准备付出，不能期望从生活里得到每一样想要的东西。我已经有事业的成功，这赋予我特有的综合魅力，得到了大多数男人和女人的欣赏，我也应该懂得欣赏自己创造的魅力。女人的成败不是只有婚姻家庭一个标准，我选择做社会人、职业人，就应公平地用综合标准衡量自己，我不是失败的女人。 我对“女强人”的称号从此坦然，虽然还是更喜欢自己的本名—吴士宏，很男性化的名字，以前常有人误以为是先生；Juliet，无可混淆的女性名字，她的美丽在全世界流传。两个加起来，很好地代表了我：女人+职业人。 我特别喜欢“职业经理人”这个职业定位，它明白地宣示人群和实践的内涵，这正是我的选择。精彩只有在人群中才能被欣赏；经理人注定要与人群为伍，与人群共同实践创造精彩使我的生命得到扩张。我从1993年年初当上经理，到现在1999年，不到七年，从方式方法到认识有了好几个阶段的变化。 刚开始做经理时，我只会身体力行地示范，觉得谁做都不如自己放心，我的行为自然使手下人形成事必请示的习惯，我心里又怨这些人怎么学得这么慢事事都得示范。我当时只管四个人，已经疲于奔命累得不行。师傅式也有好处，小团队能兄弟似的紧密，比较好地贯彻经理的风格。但是师傅只能教会一两个手艺，示范教出来的徒弟很难超过师傅。一个人又能给多少人示范呢？ 我到广州以后，管理人群的量级变了，从四十多人发展到二百四十多人；要经理全面业务，远远超过自己熟知的销售，单靠示范是不可能了。我必须学会听别人讲，学会问有意义的问题，学会系统地、抽象地分析和判断，学会信任人，并且学会给团队鼓励和信心，帮助他们思考问题，这需要从一个战士、一个超级销售人员的身份，转变为团队的组织者、协调人；参与市场竞争也转变为指挥官的角色，从接受单纯的销售指标到全盘市场规划，这个转变很难，但我适时地完成了这个关键的转变，跨过了从经理到职业经理人的分水岭。在我看来：经理是具体管过程（processes）、管人的；职业经理人是管+理，管理公司运营、带领团队，还要经营市场，必须从执行规矩的行动上升到主动的思想和理论。职业经理人的示范作用仍然不可忽视，但示范应是在更高的层次，包括身体力行示范做人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