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步定价:美国经济指标演变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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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伊莱·库克,罗楠,魏陆

出版社：格致出版社

本类榜单：经济

分类：经济 > 经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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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详情

ISBN：9787543234246
装帧：简裝本
册数：暂无
重量：暂无
开本：16开
页数：313
出版时间：2023-05-01
条形码：9787543234246 ; 978-7-5432-3424-6

本书特色

追溯经济指标（如GDP和GNP）不为人知的起源，视角独特；

探寻奴隶贸易及铁路和运河投资的美国“投资术”与经济指标演变的关系，回顾从道德统计到为一切定价的日常生活资本化历程，全景式地记述了美国经济史和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关键片段；

援引诸多历史、经济、政治等领域史料记载，内容丰富；

行文通俗，叙事性较强，可读性十足，亦适合大众读者将其作为一本业余读物；

本书在2017年曾获美国历史学会莫里斯·D. 福克奇奖（The Morris D. Forkosch Prize）和美国思想史学会*佳图书奖（Society for U.S. Intellectual History’s Best Book Award）。

内容简介

美国人如何量化评估其社会的进步，如何以金钱为单位来量化其幸福感呢？在当前GDP驱动的社会中，价格不仅是我们商品的标准度量，也是环境、社区、国家，甚至自我价值的评价指标。本书追索了我们如何以及为何采用货币式的价值和资本化的评估来作为人类繁荣与否的指标的历史，而暂时忽略早期并非简单以价格度量日常生活，而是有社会和道德度量。作者认为经济指标的兴起根植于现代资本主义，以及英国圈地运动、加勒比海的奴隶贸易、美国工业化、经济思想的发展和公司力量的崛起等有争议的历史。他探讨了市场生产力优选化是如何成为美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主要目标。通过作者的阐述，我们将看到资本主义的量化技术如何用来管理和投资铁路公司、纺织工厂、房地产业，以及棉花种植园等，它们超出了商业世界的界限，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随着经济学精英们将国家量化为追求盈利的资本化投资，其国民的进步、解放或者被奴役，都变成根据他们赚钱能力来评价。如今，正如在19世纪时一样，政客们争论由谁来决定被用作评判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健康”程度的统计指标。通过本书，读者们可以了解这些用于度量社会福祉和精神目标的指标的局限和不足之处。适合经济学相关领域的学者和从业人员；同时，也适合政策制定者，以及对经济学话题感兴趣的专业读者。

前言

译者序

本书是由以色列海法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美国研究项目主任伊莱·库克完成的。库克本科就读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后到美国哈佛大学深造，2013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回到海法大学历史系任教，主要教授资本主义史、经济思想史、20世纪美国史以及消费者文化等。库克是一位专注于美国和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文化和经济历史学家，他的这本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旨在说明经济指标的崛起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先后两次获得过美国思想史协会和《思想史研究》（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颁发的思想史*佳著作奖。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我们*常用的经济指标，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把GDP的产生誉为20世纪人类*伟大的发明之一。作为人类文明的核心，尽管货币和市场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但是无论古希腊、古中国、中世纪欧洲还是北美殖民地，这些地区都不把货币收入或经济产出作为衡量居民幸福感的指标。GDP的产生体现了人类日常生活资本化的漫长过程，这一过程起源于17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和奴隶贸易，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二战后在全球得到广泛普及。

本书主要讲述货币是如何成为美国社会通用的衡量指标以及GDP是如何在美国诞生的。在美国建国初期，货币在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初期不是衡量美国进步的主要指标。如1791年联邦政府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撰写《制造业报告》，曾要求各地征税员、农场主和企业主提供当地农场和工厂的生产力数据，但是他没有得到自己期望的价格数据，因为在美国早期，人们没有运用货币量化自己投入和产出的习惯。这一时期的奴隶无论年龄、性别以及身体健康状况如何，对他们的估值都一样。从殖民地时代到1840年，弗吉尼亚和联邦政府一直以不需要货币估价的定额税向奴隶征税。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美国量化经济和社会进步程度的主要指标都还是犯罪、教育、疾病等道德统计数据。这一时期，南方和北方民众均引用这类数据证明自身制度的优越性。如美国北方的反奴隶制刊物《自由年鉴》指出，北方有更多的在校学生、学者、图书馆和大学。而南方政客约翰·卡尔霍恩为了证明北方反对奴隶制对黑人自身是有害的，声称北方监狱里每6个中就有1个精神和身体残障的黑人，而在南方监狱里每154个中才有1个。

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的产生使得货币一跃成为美国通用的衡量指标。美国建国初期的前几十年，虽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商业社会，但还不完全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的主要特征，除了市场之外，更重要的是资本投资行为。通过资本投资，自然资源、艺术作品、城市空间、教育机构、人口、土地等社会生活的基本元素都被转化（或者说“资本化”）为能产生利润的资产，能为投资者获取未来收益。美国这种资本化的运作方式直到19世纪中叶随着西部大开发、铁路和运河投资热潮以及奴隶贸易的兴起才出现。

资本化对经济指标的地位上升至关重要。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美国南方和北方精英阶级都设法将他们的财富转化为新的可以获取收益的金融资产。北方主要选取地产或铁路领域进行资本投资，随着资本涌入，来自东海岸的新兴阶级开始崛起。比起道德统计指标，他们更在乎城镇的工业产出、人口增长、土地价格、劳动力成本、铁路交通、人均生产率等与资本收益密切相关的数据。与此同时，南方的资本投资主要通过奴隶贸易方式进行，他们在交易中会对奴隶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一个奴隶的价格不仅反映了他的生产力，还反映了他的身体和性格特征。奴隶开始被资本化了，被视作可流动的生产性资产，一个奴隶的价值变成了其未来收入流的函数。

随着美国镀金时代（1870年至1900年期间）和进步时代（19世纪90年代到1920年期间）企业兼并和工厂技术能力的增强，资本量化的影响从商业世界渗透到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进步时代，金钱逻辑随处可见。如1910年1月30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婴儿作为国家资产的价值：去年的产量总价值约为69.6亿美元”的文章，宣称：“一个8磅重的婴儿在出生时的价值是每磅362美元，这是一个孩子作为潜在财富生产者的价值。假定他可以活到正常寿命，除去养育他及作为成人的维持生存成本，他能额外生产出价值2900多美元的财富。”除估值婴儿外，这一时期，从普通感冒（一个职员每月21美元）等社会成本，到尼亚加拉大瀑布（每年1.225亿美元）等社会收益都被进行了估值。

这一时期，这种金钱至上的思维主要在以白人为主的资产阶级中引起共鸣，他们是股票、工厂、财富等资产的持有者，将雇员视作“赚钱机器”。但是，美国工人阶级对经济指标的兴起没有太大热情，他们认为人类的经验是无价的。虽然在镀金时代，一些工会成员和民粹主义者成功推动美国劳工统计局制定了一些不用于衡量经济增长或市场产出，而是用来衡量城市贫困、性别歧视、阶级流动等因素的指标，如贫困率、预期寿命、识字率等，但是在美国社会，总体来说还是资产阶级占据了主导地位。

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运动，一战前，洛克菲勒等人就开始构想成立一个私人资助的非营利研究机构，“通过公布事实，驳斥误导性和有害性的言论”来支持“这个国家的商业利益”。1920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在纽约市成立，并在当年发布了关于美国国民收入的**份研究报告，认为美国的国民收入从1909年的2880万美元增长到了1918年的610亿美元。1934年，国家经济研究局的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发明了官方认可的国民生产总值（GNP）。

随着GDP/GNP的出现，货币逐渐成为美国社会越来越通用的衡量指标，它不仅是美国社会的中心，同时也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基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被置于个人福祉之前。这一转变改变了美国人对投资和商业的看法，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意味着美国在政策、商业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默认立场，是评估国民个体是否作出了对经济发展的应有贡献，而不是考虑经济发展如何满足国民需求。

节选

1832年，在纽约州北部一场声势浩大的宣扬酒精危害的布道中，狂热的道德改革者和废奴主义者西奥多·德怀特·韦尔德（Theodore Dwight Weld）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纸，这张纸上写满了统计数据。他大声朗读自己粗略的计算结果——这一计算以偏概全，仅根据一个郡县的数据就推算出了整个国家的情形。他宣称：在美国30万酗酒者中，每年将有3万人死于过度饮酒；在美国20万穷人中，近半数是由于酗酒导致贫困的；在美国3万名就医的精神病患者中，半数归因于酗酒。这种表达方式——创新性地使用统计数据量化酗酒的影响——迅速在西方世界流行了起来。例如，韦尔德通过检验酗酒对美国人民生理、社交以及心理方面造成的影响，度量了酒精消费的社会成本。类似的关于精神疾病、健康、贫穷、文盲、犯罪、卖淫、教育以及在押犯人数量影响的统计，时常出现在“杰克逊时代”（Jacksonian Era）的政论、统计年鉴、政府文件和道德改革报告中。在运用这些起源于欧洲的专业术语的过程中，美国人将这些数字称为“道德统计数据”（moral statistics）。

这些道德统计数据在宗教复兴运动“第二次大觉醒”（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期间席卷全美，美国人度量酒精消费社会成本的方式也随之迅速改变。1830年，由富有的奥尔巴尼市**商人而非牧师领导的纽约州戒酒协会（New York Temperance Society），计算出了酗酒导致的社会成本。纽约州戒酒协会没有详细描述酗酒者的个体命运，而是主要关注酗酒给城市带来的整体危害。该协会经过一系列深入核算后称，考虑到“人们在饮酒上所花费的时间”“饮酒所导致的醉态和减少的劳动能力”“刑事诉讼费用”以及“因饮酒后疏忽大意给公众带来的损失”等因素，“毫无疑问，居民酗酒会给城市每年带来30万美元的损失”。如果把酒精消费当作一种“税”的话，那么这些通过投资城镇房地产积累起巨额财富的奥尔巴尼市商人运用戒酒协会的数据，为这种税加上了时间和空间标签。“以当时的货币价值度量”，他们认为，“奥尔巴尼市每年为酒精支付的税相当于600万美元每年滋生的利息，这些钱可用于每年建设200幢每幢价值1500美元的房屋，抑或是租下2000幢每幢年租金为150美元的房屋”。

上述两种计算酒精消费社会成本的方式存在着显著差异。虽然在快速工业化的市镇中，美国中产阶层已经将道德统计数据用作加强家长式社会控制的惩戒工具，但是这些数据仍然仅仅关注酗酒者们的生理、社交和心理健康。无论如何，他们的统计分析都始终以人为本。与此相反，奥尔巴尼市商人的统计更关注酗酒行为给城市带来的可以用货币度量的影响。虽然韦尔德的量化道德统计数据反映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兴起，但是，在奥尔巴尼市的计算中使用的社会核算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特征，是一种截然不同的量化方式，我在本书中将其称为“投资术”（investmentality）。

假设整个城镇是一个资本化的投资项目，城镇居民是可创造收入的人力资本生产要素——这一生产要素可被放入获取*大产出的经济增长等式之中，奥尔巴尼市商人所使用的新型投资术通过量化特定劳动和消费行为对市场产出与资本积累的影响，度量社会发展和福利。投资术基于逐利逻辑，把创造收入视为美国生活的终极目标，诸如过度饮酒等社会问题之所以令人不悦，并不一定是因为它们毁掉了个人生活，而是因为它们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雄心勃勃的商人们的开创性计算没有止步于奥尔巴尼市，而是进一步扩展到整个国家。他们估计“每25000名居民的酗酒成本为30万美元”，进而测算出全国每年因嗜酒带来的收入损失“约为惊人的1.45亿美元”。

在道德统计占据主导地位的19世纪30年代，奥尔巴尼市商人们的这种计算方式是一个另类。但是到20世纪初期时，对日常生活进行定价已从美国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向了中央。戒酒统计再次为这一转变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观察视角。1917年，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已成为美国一个要求战时禁酒委员会的领导者，他是其所处年代*受人推崇的经济学家，还是一位几乎定价过所有社会问题的进步时代**改革先驱。费雪著述颇多，他在一篇文章中称赞了美国内战前奥尔巴尼市商人们的禁酒观点，称其严谨的计算不仅使“改革时代”（Age of Reform）受益，也使科学管理时代受益。费雪宣称：禁酒“可以让10万—20万名因醉酒失去工作能力的男人们保持清醒，提高他们非醉酒时的生产能力（酒精‘降低了’他们的生产效率），进而至少可以提高10%的产出水平”。这位美国**位名副其实的计量经济学家认真计算了大量数据，得出了“禁酒可以为国家每年带来20亿美元红利（dividend）”的结论。考虑到费雪还自称是股市预测专家，对红利一词的使用表明他认为美国是一种证券化了的资产。

为禁酒定价是一种典型的“费雪式”行为，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对不同事物进行定价，例如结核病价值11亿美元，国家卫生保健制度价值30亿美元，成年美国人平均价值2900美元，甚至美国婴儿平均价值90美元。为了解释他是如何得到后两者的价格的，费雪强调：“度量一个人生命经济价值的*佳方法是将其收入能力资本化。”在资产定价的资本化过程中，费雪使用与其投资决策相同的方法得出了“美国人的平均价值”：先用一个资本品的年收入减去年成本，得到逐年的现金流；然后将现金流折现，得到计算标的的净现值（net present value）。在这个例子中，要研究的资本投资是一个人，这意味着要将这个人的“未来收入”减去“抚养费用”和“维护费用”后再进行折现。

费雪并非孤军奋战。1897年，当费雪首次尝试对进步主义和资本化美国生活进行定价的时候，巴尔的摩市班纳特纪念教堂（Bennet Memorial Church）的牧师汤普森（A. H. Thompson），在一次名为“正义的经济价值”的布道中谴责了酗酒行为，宣称酗酒的代价为“每年约100万美元”。然而，酒精消费并非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唯一被货币化的道德统计。正如1914年美国教育专员在工业联盟（Industrial League）一次会议上警告的那样：“成年文盲的迅速增加……每年会造成5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在此前一年，美国精神卫生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Mental Hygiene）主任声称，精神疾病“每年给国家造成了1.35亿美元的损失”。

这些计算方法沿用至今。2011年，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在一项研究中宣称：“美国每年酗酒的社会成本已经达到了2235亿美元，或者约每瓶酒1.90美元。”这项研究与一个半世纪以前奥尔巴尼市商人们的酗酒报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认为72%的酗酒成本来自“工作生产力”下降导致的损失，11%来自“医疗保健开支”，9%来自“刑事司法费用”，6%来自“车祸损失”。在这份报告的结尾处，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特地警告：这项研究还没有将所有成本都考虑在内，如酗酒者本身以及那些受酗酒者影响的其他人经受的痛苦。2015年，美国精神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所长称，“每年精神障碍的财政成本至少是4670亿美元”。该所长引用了《美国精神病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发表的一项研究，解释说严重精神疾病的成本主要来自“由此疾病导致的收入损失”。读写伙伴（Literary Partners）是一个非营利组织，该组织的董事会成员包括Twitter、三星、花旗、谷歌、时代、彭博社等“知名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在读写伙伴网站上有这样的宣传：“投入1美元用于提升成年人的读写能力，可以获得7.14美元的回报。”

这些当代计算与早期社会定价之间的惊人相似并非巧合。19世纪，就如何度量进步引发了激烈争论。到20世纪初时，把社会视作一项资本化投资的价格统计占得了上风，取代了道德统计和其他非货币化社会评价方法，成为度量美国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随着这一“投资术”标准的使用与传播，如何将货币化后的市场生产和消费*大化，成为美国社会政策的主要统计目标。通过将价格转换成标准单位，现代美国人不仅用这种方法评估他们的商品和企业，还用其评估他们的未来、社区、环境，甚至美国人自己。

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转变。货币和市场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但古希腊、帝制时代的中国和中世纪欧洲的人民都不认为可以把价格用作度量人类繁荣或社会价值的准确标准，也没有将他们的社会视作一项可产生收入的投资。本书主要讲述这一定价进步的方法是如何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