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精要- 潘尼迦

20世纪前半期是一个催生伟大人物的时代，对于印度来说亦是如此。尽管这一时期印度人引以为豪的是“圣雄”甘地的不朽思想和开国尼赫鲁的历史性贡献，但其他杰出人物的杰出成就和独的经历同样为人们所敬仰。可以说，人们之所以能够铭记那些伟大的名字，是因为他们创造的非凡业绩。K.M.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就是印度杰出人物谱系中的一位。

K.M.潘尼迦一生经历丰富，曾先后出任大学教授、报社编辑、土邦谋臣、驻外使节等职，同时又是一位高产的马拉雅拉姆语文学家，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历史学家和海权思想家。如果目光仅停留在他丰富多彩的职业生涯和汗牛充栋的著述文字表面，我们似乎很难对潘尼迦形成一个完整的认识。在这种五彩斑斓的表象下面，我们发现有一种一以贯之的信念在支撑着潘尼迦的生平事业和言行，那就是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政治热情。而催生这一情怀和热情的力量，在于印度国家不同寻常的独立进程，更在于潘尼迦个人不同寻常的奋斗经历及其不同寻常的历史观。

作为一位民族主义者和历史学家，潘尼迦对历史有着自己独的看法，即不认同于历史循环或持续进步的观点。在他看来，任何国家的历史，也不能被认为是大检阅，或是进步的洪流，一代比一代浩大。“一个国家的历史，除非它所涉及的是一个民族自觉的努力去创造一种文明，来达到更好的标准，争取更幸福和更高尚的生活，否则它是没有价值的。”在潘尼迦心中，印度历史，从早的日子起，就是这种努力的记录。及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南亚次大陆风谲云诡，政治生态复杂多变。英国人、印度教徒、穆斯林三方博弈激烈，大英帝国及其总督、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土邦王公，各自盘算着自己的目标和利益，并力图渔翁得利。在潘尼迦看来，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的政治毫无疑问就是印度国家的独立，因为它昭示了一种进步的信念，意味着一个民族的觉醒。这就是印度历史的使然。

在这样的历史洪流中，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是每一个有抱负的人士的必然选择。不仅如此，在印度这样一个种姓等级制森严的社会里，政治生命及其仕途的升迁还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升，别是对于像潘尼迦这样的少数族群而言，对名位的热捧尽管多少有点世俗，但却是活生生的现实所迫。青年时代，由于看不到自己在政界有任何清晰或合适的升迁道路，潘尼迦于是作出了自认为的替代选择，就是从事新闻业，因为借此可以进入公共事务领域，尽管这条道路同样让他饱尝艰辛。1927年9月，32岁的潘尼迦决定接受邀请为土邦王公服务，因为他很清楚，像他这样的属于少数族群的拉凡科人，是很难在印度政坛中获得任何有利的职位。1928年1月，潘尼迦正式上任，开始了他二十年服务于印度土邦的政治生涯。用潘尼迦自己的话说，自己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并准备精心地开始人生的新篇章。

毫无疑问，潘尼迦这一人生新篇章的历史成就，就是在服务土邦王公的同时，不忘将土邦引入印度历史的大洪流之中，其标志就是通过制宪会议使土邦终加入新生的印度共和国这一母体之中。1945年2月，潘尼迦代表土邦参加英联邦会议，并敏锐地感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战争结束后，英国将从次大陆撤离。回国后，潘尼迦迅即推动王公院成立专门委员会，与英国政府及英属印度领导人进行谈判。谈判中，潘尼迦在国大党与部分亲印王公之间牵线搭桥，为说服亲印王公参加制宪会议、阻止亲穆斯林王公谋求独立或投向未来的巴基斯坦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47年3月，潘尼迦当选为比卡内尔土邦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在制宪会议上，潘尼迦先后被任命为基本权利委员会、少数民族委员会、宪法原则委员会和国旗委员会等机构的成员。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十六个较大的土邦中有十个后选择加入了印度，从而为新生的印度共和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当印度获得独立，王公统治为全民政府所取代时，潘尼迦在印度土邦的二十年服务生涯也宣告结束。追昔抚今，潘尼迦的内心充满了感慨。他指出：“我人生漫长的一章开始于1928年1月1日，终结于1948年3月13日。这二十年间的很多场景和往事在今天看来是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和时代：英国殖民统治的苦苦挣扎、王公统治的末日、印度独立的灿烂曙光以及导演这一伟大历史话剧的圣雄甘地——那是多么光彩照人的时代啊！”在追昔往日的同时，潘尼迦不忘再度开启自己人生的新篇章——外交官的时代，以服务于新生的印度共和国。潘尼迦对于外交并不陌生，他从1931年起就负责处理土邦的外交事务，曾代表土邦参加英联邦内部的各种外交活动。1948年，在完成了土邦的历史使命后，潘尼迦被尼赫鲁任命为驻中华民国大使，开始了他长达十多年的精彩的外交官生涯。1949年10月潘尼迦返回印度后，被尼赫鲁临时安排到公共服务理事会选举委员会任职，等待新的任命。1950年5月，潘尼迦抵达，正式出任印度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对于这段经历，他在《亲历：一个印度外交官的回忆》一书中进行了详尽的叙述。作为长袖善舞的外交家，潘尼迦于1952年出任印度驻埃及大使，同时兼任驻苏丹、巴勒斯坦、叙利亚、约旦和黎巴嫩大使。他感到这个任务与驻华大使一样艰巨。因为这些国家均是伊斯兰国家，对巴基斯坦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而且由于巴基斯坦的宣传，不少阿拉伯国家对印度存有疑虑和反感。就在他即将上任前，埃及发生政变，法鲁克王朝被推翻，纳吉布和纳赛尔领导的埃及共和国宣布成立。面对动荡不安的中东政局，潘尼迦将消除阿拉伯国家和民众的怀疑和反感、增加他们对印度的信任和尊重视为首要任务。在总结中东的十七个月任职生涯时，潘尼迦表示满意，认为自己扭转了阿拉伯国家敌视印度的大势，为双方的持久友谊奠定了基础。

1954年，潘尼迦从埃及回国，到土邦重组委员会任职。1956年，在完成土邦重组委员会的工作后不久，他就被尼赫鲁任命为印度驻大使。这是潘尼迦梦寐以求的职位。他表示：“直到次世界大战，驻巴黎和伦敦大使被视为外交界的职位。但在不久后，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地位崛起，其重要性逐渐超越了巴黎和伦敦。即便如此，驻法大使仍是重要的外交职务之一。就政治层面而言，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可能更重要些，但巴黎却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艺术之都。我对巴黎的喜爱由来已久，能被任命为驻法大使，我非常满意。”

1956年12月，潘尼迦抵达巴黎履新。对于驻法大使一职，他显得游刃有余、格外轻松。在公务之余，他还应邀前往、、英国和瑞士的一些高校进行演讲。在这种惬意而愉快的生活中，一场灾难正在逼近潘尼迦。1959年4月，在慕尼黑连续进行三场演讲后，他突然中风，左侧偏瘫。潘尼迦随即辞去外交官职务，回到印度。此后，他的身体有所恢复，但也大不如前。此时的潘尼迦虽尚未丧失恢复健康或发挥余热的希望，但“已不敢奢望自己能迈入新的人生章节”。他开始抓紧时间完成自己的自传，直到1963年12月10日在迈索尔大学副校长任上去世。

像许多伟大人物一样，1895年出生的潘尼迦，注定了不仅要见证时代的历史巨变，而且要以自己的方式去助推这样的巨变，进而确立自己的历史地位。毫无疑问，无论是服务于土邦王公还是服务于新生的共和国，成就潘尼迦伟大功绩的不竭动力，源自其内心深处，那就是对国家的热爱、对政治的热情、对文明的热捧。这些连同潘尼迦作为深谙土邦事务的纵横家、长袖善舞的外交家、东西贯通的历史学家、浓郁印度关怀的海权家以及马拉雅拉姆语文学家的身份，编织起了潘尼迦丰富而多彩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