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颢 程颐

二程洛学的后世影响
蒙元统治时代，程朱理学受到尊崇，程颢、程颐也成为从祀孔子庙廷的贤哲，理学实际上成了蒙汉地主阶级联合政权的主导思想，正如全祖望所说的“有元立国，无可称者，惟学术(主要指理学)尚未替”“洛、闽之沾溉者宏”。元代的理学一方面是蒙汉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元时期理学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挽救汉民族文化危机，亦起促进中华民族团结和融洽的功效。元末朱元璋起义抗元胜利，结束了九十八年的蒙元统治而建立明王朝。
明初统治者尊崇程朱理学，虽然明代中期有王阳明心学的兴起，但是程朱理学仍被统治者定为“正学”。直至清代，程朱理学都被统治者作为统治工具，故云“程朱之言，亦‘六经’‘语’‘孟’之言也”。程朱的言论被当作至高的教条和“万世准则”，成为禁锢人民头脑、长期奴役人民的精神锁链。以上可说是程朱理学在历史上所造成的消极的负面的影响。但应指出，二程理学(包括朱熹)本身和它被统治者利用后而成为教条这两者之间是应该有所区别的。
程朱理学*早传入国外的首先是日本，通过中日往来，日本僧人园尔(1202～1280)等将大量理学书籍主要包括二程、朱熹的著作带回日本，从此日本理学的研究者络绎不绝。至16世纪的德川幕府时代，程朱思想成为日本思想领域中的主流。16世纪朝鲜的李朝时代有李滉 (退溪)传播程朱理学，撰《朱子书节要》，使其朝野上下接触程朱理学，影响颇大。
而程朱理学传入欧洲则是17世纪之时，当时西方耶稣会的传教士欲以西方的神学与中国的理学结合，以求适合中国的国情，达到更好的传教之目的。近现代欧洲研究程朱理学的不乏其人，他们追慕中国传统道德思想，并企望以此来补救西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社会弊端。他们主要是将程朱理学的书籍译成德、英、法等国文字而传入西欧。抗战时期，冯友兰继承和发展程朱理学并融入西方实在论，从而建立“新理学”的哲学体系。冯友兰由此成为现代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曾在国内外起了重大的影响。
至于二程的理欲之辨对后世的影响的好坏问题，亦不可一概而论，应作具体分析。二程曾错误地将人们的物质欲望视为同道德相对立的东西，“蔽于人欲则忘天德”，把人们的正当物质要求的“欲”同贪得无厌的“欲”混同起来。正如清人焦循所指出的那样：“程朱舍情而言善，舍欲而求仁，舍才以明道。”程朱“存理灭欲”言论曾被元、明、清的统治者用来作为镇压进步人士的工具，也曾被社会上无耻的御用文人借用来伪装自己，成为“口谈仁义，心存富贵” “披服儒雅，而行若狗彘”的“说假话”“做假事”的“假人”(明李贽语)。二程所谓的理欲之辨在当时也还有积极的一面。他们揭露和批判那些封建统治者为了“满其所欲”而“诛剥于民”“竭民膏血”，这些统治者“交骛于利”“日志于富侈”，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这种对封建社会黑暗的鞭挞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后世亦起着“明鉴”的作用。二程主张“正心窒欲”，提倡“主敬”的内省工夫，时刻注意道德上的自戒约束。
从对个人道德修养来说，用道德自律克制私欲的恶性发展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上也有过不少品德高尚的志士仁人，他们曾认真通过生活实践和道德修养的途径达到崇高道德的境界。但是任何事情，一旦流于形式，就会变成虚伪的东西而自欺欺人，危害甚大。二程理学“以理克欲”的观点，如果“欲”是指“求自益以损于人”“交骛于利”，这种“欲”就是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我们今天仍然要讲以理克欲，使我们的社会能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