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青年近卫军

一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法捷耶夫是杰出的苏联作家,一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母亲和他继父是革命者,他后来寄居在远东姨母家里,姨母和他的表兄弟也都是革命者。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在商业学校学习时就参加革命活动,十七岁时加入共产党,一九一九年被党派往游击队,由普通战士升至旅政委,后出席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同时参加了平息喀琅施塔得反革命叛乱的战斗,重伤后复员,在莫斯科矿业学院学习,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年被派做党的工作,此后即完全从事文学工作。
早在一九二三年,法捷耶夫就写了中篇《泛滥》,它描写了十月革命前一个偏僻的农村,人民在共产党员领导下同富农进行斗争的故事,有别于当时颇为流行的把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写成盲目自发的群众起义。但作者本人后来承认这是一部草率的作品,评论界也有褒有贬。这时法捷耶夫还写了另一部作品《逆流》,它取材于国内战争,中心思想是革命队伍必须建立铁的纪律,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想和行为,一九三四年经修改并增写*后一章,更名为《阿姆贡团的诞生》,得到了文学界较高的评价。
一九二七年,长篇小说《毁灭》的发表,给法捷耶夫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小说以远东一支游击队的战斗为题材,着眼于描写人的精神成长和性格形成的过程,主题思想是:在国内战争中进行着人材的精选,在革命中进行着“人的*巨大的改造”。通过队长莱奋生的形象,小说强调了共产主义意识和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对周围人们的影响。小说写得真实、和谐、简练、深刻,经过作者多次修改以后,成了一部精雕细琢的作品,被公认为二十年代苏联小说中一部经典性著作。
一九二九—一九四○年,法捷耶夫断断续续地在写他的第二部长篇《*后一个乌兑格人》,原计划六部,可惜结构过于庞大,构思多次改变,作者感到力不从心,只写成前四部及第五部的前六章,没有*后完成。小说也是以国内战争为题材,勾画出当时滨海边区广阔的生活画面:当地专制政权的被推翻,远东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外国干涉军的入侵和资产阶级的阴谋叛乱,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运动的兴起,少数民族乌兑格人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的觉醒。这部小说视野宽阔,形象栩栩如生,心理描写细腻,可以称得上为一部史诗。
在法捷耶夫的小说创作中,描写伟大卫国战争的长篇《青年近卫军》是苏联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小说描写了敌占区共青团地下组织“青年近卫军”与德国法西斯英勇斗争的事迹,主要人物个个性格鲜明,富有感染力。一九四五年初版问世,立即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次年获得斯大林奖金一等奖。一九四七年,《真理报》批评小说忽略了党的组织作用与领导作用。作者接受了党报的批评,用三年时间进行了增写和修改,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的作用增强,行动感人,青年的形象更为真实。一九五一年的增订版得到了读书界和党报的一致好评。一九五六年苏共中央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引发了《青年近卫军》**版与增订版哪一版更好的争论。根据作者逝世前亲自编定的五卷本文集,所收的《青年近卫军》还是增订版,这说明作者本人对新版是比较满意的。
法捷耶夫创作的第四部大作品是五十年代初开始写的《黑色冶金》,只发表了**部的八章。根据作者留下的写作计划与提纲,这将是一部工业题材的小说,要反映苏联当代生活,着重描写人在劳动中的成长。但由于这些年苏联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变化,原来的构思、情节、人物都需要重新考虑,所以小说远没有完成。此外,法捷耶夫在三四十年代还写了不少短篇和特写。
法捷耶夫不仅是一位作家,而且还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一九五七年出版了他生前亲自编定的论文集《三十年间》,其中收集了大量的报告、演说、评论及理论文章、书信、书评、札记,包括他早期受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影响的论文而保持其原貌,不加删改,让读者认识他文艺思想发展的线索。论文集涉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正面人物问题、继承俄罗斯及世界文学遗产问题等等,有许多新颖的、精辟的见解,对苏联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影响。
法捷耶夫还是一个文学组织家、社会活动家。从二十年代下半期起至三十年代初他就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俄文缩写音译“拉普”)主要负责人之一,后来又参加筹备成立苏联作家协会的工作,从一九三九年起一直是它的主要负责人,曾担任书记、总书记、主席,也是从一九三九年起,连续两届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二十大上当选候补中委。
法捷耶夫由于是文艺界的领导,工作十分繁重,除了写《青年近卫军》一段时间外,很少有时间来从事创作,所以在文学界庆祝他五十诞辰时他说过:我只是两部完成的小说(指《毁灭》和《青年近卫军》)的作者,今后还“期望唱完自己宏大的真正的歌”(指《黑色冶金》)。这说明,他有苦恼,也有信心。但是斯大林逝世后,政局开始发生变化,至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时发展到了顶点,这对他无疑是一次巨大的震动,过了三个月,他开枪自杀,留下了给苏共中央的一封遗书。这封信的内容一直到一九九○年九月才由《公开性周报》发表,其中有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那些靠伟大的列宁学说起家的暴发户们迫使我对他们完全失去了信任……斯大林还多少有点知识,而这些人则是不学无术 的……我*后的愿望是向管理国家的人把这一切说出来,但是足足有三年之久他们不肯接见我,尽管我多次提出过请求。”
在“个人崇拜”时期,作为文艺界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法捷耶夫不得不执行中央某些错误的指示,也说过一些违心的话,但他也尽他的所能帮助过一些文友。他对苏联文学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的死是历史性的悲剧,是苏联文学界巨大的损失。
二
抗日战争爆发前,法捷耶夫的名字已为中国读者所熟知。我在中学念书时热爱文学,特别喜欢读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名家的作品。从他们的文章中知道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我先后读了鲁迅译的《毁灭》、曹靖华译的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夏衍译的高尔基的《母亲》、梅益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作品对我的思想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也是我在一九三八年开始学俄文的动力之一。我后来还读到鲁迅在一九三一年《毁灭》出版以后曾经说过的话:“总之,今年总算将这一部纪念碑的小说,送在这里的读者们的面前了……这两部小说(指《毁灭》与《铁流》)虽然粗制,却并非滥造,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实在够使描写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的所谓‘美文’,在这面前淡到毫无踪影。”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毁灭》的评价:“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是在一九四三年参加工作以后读到的,这更加深了我对法捷耶夫的认识和敬仰。
一九四五年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我所在的上海时代出版社被日伪禁止出版书刊已有一年多,但同志们对胜利充满信心,仍在翻译苏联作品,积蓄稿件。这时我读到了苏联《旗》杂志上连载的《青年近卫军》,我为“青年近卫军”队员们从事地下斗争的英勇精神所感动,也为作者的浪漫主义激情和抒情笔调所折服,我毫不犹豫地决定把它翻译出来。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侵略军宣布投降,抗日战争*后胜利。《青年近卫军》的译文开始在《苏联文艺》杂志上连载。一九四七年出版了单行本,受到读者的欢迎。经过党的发行机构的努力,译本不仅流传到华东地区,甚至到了华北、东北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全国解放后,一些出版社为了便于工农兵阅读,还出版了《青年近卫军》的缩写本。
在四十年代中期我翻译《青年近卫军》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我想也没有想到能与法捷耶夫见面。可是一解放,这种机会很快就出现了。一九四九年十月,在万众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苏联派来的大型文化艺术科学代表团的团长竟是法捷耶夫,代表团要访问中国五六个大城市,其中当然有上海。我喜出望外,因为我正好参加接待苏联代表团的工作,肯定能见到他。果然,在十月十五日早晨,身材颀长、满头银发的法捷耶夫来到了上海,在赴宾馆的路上,我们见了面,我作了自我介绍,希望能有时间和他谈谈,他想了一下,显然是在考虑他的时间,原来第二天他就要回国出席在罗马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他是副主席),*后还是同意找一个时间。第二天一早,他终于实践了他的诺言,特意在早餐之前抽出一点时间单独和我晤谈。谈的时间不长,我带了一本《青年近卫军》译本送给他,并说译得太急,翻译水平又低,唯有希望在修改版出版后重译了。他说他从塔斯社远东分社社长罗果夫那里知道这书在中国已经出版了两年,多次再版,对我表示感谢和鼓励。接着他主动谈到小说受到的批评,说已经修改了一段时间,很快就能完成,新版出版后一定马上送给我一本。他对我扼要地谈了他的修改计划,主要是加重地下区委书记柳季科夫形象的刻画和发展州委书记普罗岑科的线索。他还问我对初版有什么意见,我说我只感到奥列格作为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似乎太成熟了一点,他点头称是。由于他的时间有限,我便匆匆向他告辞。万万没有想到,六年之后,这样一个意志坚强、才华横溢、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并为之奋斗了终身的作家竟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法捷耶夫的《泛滥》、《阿姆贡团的诞生》和其他一些作品很早以前都有了中译,《*后一个乌兑格人》也在一九六三年翻译出版。文艺批评及理论文章大部分也早已先后翻译过来。当然,他死后出版的文论集《三十年间》及书信集中还有不少东西值得翻译。
法捷耶夫不仅以他的作品赢得了中国读者的喜爱,而且与中国革命文艺界特别是鲁迅等文学大师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早在一九三一年初,中国“左联”成员、党员作家柔石、李伟森、胡也频、冯铿、殷夫等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惨遭杀害。为此,鲁迅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等文章,参加起草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早些时候在苏联成立的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得知这一消息后,曾在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向全世界革命作家发出了《抗议蒋介石的大屠杀》的呼吁书,在书上签名的就有法捷耶夫,呼吁书表示“深信中国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学,虽然受到残暴的摧残,必将发展壮大”。
一九三六年,鲁迅病逝的消息传到苏联,法捷耶夫、肖洛霍夫等作家马上来到当时参加世界反侵略大会回来在莫斯科逗留的钱俊瑞的住所,表示对鲁迅的哀悼。法捷耶夫首先讲话,大意是:我们不久前失去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人高尔基,今天又失去了同样伟大的作家鲁迅,这是全世界劳动人民不可弥补的损失。鲁迅对人物的刻画,对事物的剖析,其深刻性几乎是无可比拟的,俄国作家中只有果戈理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堪与他匹敌。但是,鲁迅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对人民的深刻信任,特别是对新生力量的信任,只有高尔基可同他相比。
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与中国人民结下了二十来年情谊的法捷耶夫终于亲身来到了中国。十月五日,他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讲《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他说,中国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不仅是中国政治的胜利,而且也是中国文化的胜利。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古老的中国文化的继承者,他们能够在这古代的文化中发现并汲取一切优秀的东西。中国新文化也有它伟大的代表,那就是鲁迅。他说,他略懂汉语,曾在老友、诗人肖三的帮助下校订过鲁迅作品的俄译文。这是他对像鲁迅这样一个闻名的作家亲自翻译他年轻时代写的《毁灭》的一种微薄的报答。回国以后,法捷耶夫在十二月五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题为《在自由的中国》的长文。文中他谈到中国的新文学,谈到故世的鲁迅,也谈到当时站在社会主义文学运动前列的郭沫若和茅盾。郭沫若和茅盾在他逝世之后也发表了怀念他、哀悼他的文章。
法捷耶夫是中国人民真挚的朋友,是中国革命文艺界的同志,他的心是与我们息息相通的。
三
八十年代中期,苏联意识形态开始剧变,没有几年,这个社会主义强国一下子就解体了。对于苏联文学的议论,也就否定多于肯定。对于苏联文学中受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影响的粉饰现实、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进行批评是应该的,但对于其优秀作品,则不能因作品的思想倾向性而加以贬低。近几年来,连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作家也在不同程度上因某种原因而受到贬低或冷落,更不用说其他作家了。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也是带有偏见的。
苏联文学是伟大十月革命的产儿。它以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新的革命内容和主题、新的主人公、新的艺术手法迅速地吸引了全世界愈来愈多的读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三十年代形成了后来被称为“红色的十年”的世界性文学潮流。在美国、法国、匈牙利、日本、朝鲜、印尼等国家都出现了左翼文学,中国的革命文学运动就是其中强大的一翼。这次文学运动由于毫无模式可以遵循,难免有种种幼稚和偏激的表现,但在世界文学史上却是一次创举,值得很好地总结其经验和教训。
苏联优秀的文学作品以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精神,以感人的英雄形象激励着中国的读者,推动了一批又一批人参加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对于苏联文学,中国文学界的前辈大师都极为重视,高度赞扬。在黑暗的旧中国,鲁迅把介绍苏联文学看做是“偷火给人类”的庄严工作,它让“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在新中国,茅盾说:“苏联文学是把自己的一切创造都贡献给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学。它的巨大的艺术力量忠实地反映了苏联人民四十多年来走过的光辉的革命的道路。人们从这里可以找到解放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建设自己的新生活的精神力量。正因为如此,我们中国人民对苏联文学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把它当作良师益友。”巴金说:“我们的读者在苏联文学中找到很多新的、健康的、鼓舞人的东西……那些把个人跟集体结合得很好、让个人和谐地融化在群众中间的人,那些不知道个人打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劳动者紧紧地抓住了读者的心。”周扬说:“苏联的文学艺术作品在中国人民中找到了愈来愈多的千千万万忠实的读者……他们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中的主人公当作了自己学习的*好榜样……他们在这些作品中看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完全新型的人物,一种具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和道德品质的人物。”这些话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今天仍旧没有失去它们的指导意义。
近年来,外国作家和俄国古典作家的翻译出版还继续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大作家的多卷本选集、文集不断问世,有的作家文集甚至有三、四种版本。而苏联作家呢,情况就显得有些冷清。除了五十年代出版过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的多卷本文集外,只有在八十年代初重新编选翻译出版了二十卷的《高尔基文集》。当然,个别苏联作家的个别作品还在继续出版,但是已经不成气候了。这对我们认识、研究、借鉴苏联文学是很不利的。现在,译林出版社推出了《法捷耶夫文集》,虽然只有三卷,但法捷耶夫的主要作品都已经包括在内了。这带了一个好头,这也是一件喜事。我在此表示热烈的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