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传

本书特色

《贺龙传》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的决定，由总参谋部组织编写，历经十余年，七易其稿，在对全国25个省、11个大军区的数百位当事人和知情者采访的基础上，搜集综合了无数珍贵的历史档案、文献资料，忠实而完整地再现了从两把菜刀闹革命到成为共和国开国元勋的贺龙元帅的一生。邓小平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内容简介

自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赋予编写《贺龙传》的任务以来，已逾十年。今天，这部书终于同读者见面了。邓小平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贺龙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他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各个历史时期的艰苦斗争，从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的一生，与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发展、壮大，与新中国的建立和繁荣昌盛紧密相连。我们能为这样一位中外驰名的开国元勋、共和国元帅立传，既觉得十分光荣，又深感责任重大。
　　这部《贺龙传》写了十多年，除了因为传主的经历十分坎坷曲折，实践丰富，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而我们在各方面都与他的距离很大，要准确、全面、生动地反映他的一生，使其光彩照人的形象跃然纸上，做到传如其人，实非易事。此外，还由于战争年代的许多重要文献资料没有保存下来，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传主遭到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许多重要的史料被查抄、销毁、散失，大大增加了传记写作的难度。加之由于各种原因，多次更换编写人员，因而影响了写作的连续性，延缓了工作的进程。
　　没有材料，就无法写传。因此，我们首先从调查研究着手，点点滴滴地搜集资料，采访老同志，抢救“活资料”，沿着传主进行革命活动的足迹，到全国25个省、市和自治区、近110个县、11个大军区进行了调查。中央档案馆、国务院档案处、军委档案馆、外交部、国家体委、军事科学院、国防科工委、海军、空军等都给了大力支持，提供了许多档案材料；曾与传主一起斗争或曾受过传主领导下的老红军、老八路和各根据地的革命老人，以及民主人士、国民党起义将领等共数百位，其中不少是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他们提供了许多生动材料，为传记写作奠定了基础。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精神，遵照总参《贺龙传》编写领导小组确定的“史文结合，以史为主，文为史服务，”“既要有可信性，又要有可读性”等原则，对传主的光辉业绩用事实说话，不虚构浮夸；对传主的评价，力求准确公允，不人为拔高；对与传主有关的重大历史问题，按历史本来面目秉笔直书，力争达到见传如见人之目的。但实际效果如何，尚待大家评判。
　　总参党委和总参首长对编写《贺龙传》十分重视，在各方面给予支持，为编写工作创造了条件。还专门成立了以王尚荣、迟浩田副总长为正、副组长的总参《贺龙传》编写领导小组，直接抓传记的编写工作。后来，因王尚荣有病，迟浩田调军区工作，1983 年6月，总参党委请装甲兵司令员黄新廷出任第二组长，后勤学院院长杨秀山、总政副主任颜金生、总长助理刘凯任副组长，主持领导小组工作。领导小组提出了编写《贺龙传》的原则，确定了实施方案，对写作步骤、方法和进度提出了具体要求，对传记书稿，从初稿到送审稿进行了认真审阅，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
　　王震副主席生前对写《贺龙传》非常关心，亲自过问。在接见编写人员时，一再指示一定要把这本书写好，还阅读了《贺龙传》书稿。
　　1988年，《贺龙传》征求意见稿完成后，曾送给肖克、余秋里、廖汉生、王恩茂等许多老同志及党史、军史部门审读，广泛征求意见。1988年9月至1989年2月，先后在武汉、成都、兰州、西宁、乌鲁木齐、北京和上海召开了9次座谈会，分别由张秀龙、李文清、陈明义、李书茂、张国声、王恩茂、张希钦、马森、黄新廷、杨秀山、颜金生、邢永宁和何以祥等主持，参加者仅军队军以上、地方部(省)级干部就有90多位。还有10几位老同志寄来了书面意见。他们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补充与订正史实，提出改进意见，对修改《贺龙传》书稿帮助很大。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各元帅传编写组、军事卷各编辑部都给了真诚的帮助。特别是《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和《当代中国》丛书国防军事卷编委会办公室给予具体指导，对改好这部传记稿起了重要作用。总参政治部、管理局、作战部、装甲兵部等部门，在政治、经济、人力和工作上给了很好的保障和大力支持。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贺龙传》是集体劳动的成果。到《贺龙传》编写组工作过的先后有20余人，其中撰稿的有朱泽云、刘雁声、黎白、金江、刘桐树、孙叔扬、孙临平、谢武申、顾永忠、徐惠恩等。另特约王鼎华、刘正栋撰写了传主主管国家体委和国防工业部分的书稿。初稿完成后，由黎白、金江、孙叔扬、顾永忠、徐惠恩负责修改、改写为*后成书各章节书稿。全书由张静波、金江统稿。刘伍和周奋，曾于1981年10月前，先后担任编写组组长，刘秉荣、王景乾、王敬颜、程义怀、韩俊亚、张岩、辛淑梅等也在编写组工作了一段时间。他们分别参加了编写组的筹建、调查研究、资料搜集等工作，为写《贺龙传》作出了贡献。

节选

相关资料

在北伐军向河南胜利进军的过程中，南京和武汉两方面的国民党右派相互勾结，反共反人民的逆流正在发展。许多北伐军的将领，已经在他们管辖的部队和区域中进行“清共”。他们对并肩作战的共产党人，或残酷屠杀，或撤职逮捕，或“礼送出境”。在这种情势下，贺龙诚恳地对周逸群说：“时局虽然这样紧张，我还是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定。所有在我部队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都不要离开，放心大胆地继续工作。”周逸群十分感动。　　6月26日，贺龙回到武汉。汪精卫正在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形势对共产党更加不利。28日，贺龙主动去拜访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林伯渠，请他介绍当前形势。7月初，贺龙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　　贺龙握着周恩来的手，热情地说：“你的大名，我早就晓得。逸群对你钦佩得很呢。如今见面胜似闻名喽。”周恩来也热情地说：“疾风知劲草，我们对你是很钦佩的。”贺龙说：“钦佩不敢当，我一直追求能让工农大众过上好日子的政党。*后，我认定中国共产党是*好的，我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共产党相信我，我就别无所求了。”周恩来说：“贺龙同志，我们当然是相信你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你呢？”贺龙说：“我很清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帮王八蛋拼到底。”　　贺龙与周恩来这次见面，奠定了他们之间以后几十年患难与共的深厚友谊。贺龙还会见了共产党员朱德。　　与此同时，蒋介石、汪精卫都分别派了他们的高级军政官员来拜会贺龙，用封官许愿那一套进行拉拢，但是，全都被贺龙拒绝了。　　进入7月，武汉的形势更趋复杂。汪精卫一方面想以武汉政府的武装同蒋介石争夺领导权，打出了“东征讨蒋”的旗号，命令担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张发奎率领所部，包括贺龙的第二十军、叶挺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等部队沿江而下，东征讨伐蒋介石；另一方面，又一步步地撕下了左派的假面具，日渐暴露出镇压工农大众、背叛革命的反动嘴脸。　　作为第二十军军长的贺龙，坚决站在工农大众一边。他趁部队尚未离开武汉之际，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共产党人的措施：　　7月8日，贺龙派第二十军的船只送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刘少奇离开武汉。　　7月10日，贺龙同意周逸群转达的中共中央军委的建议，把正在遭受严重迫害的鄂城、大冶各地武装工人纠察队秘密编入了第二十军教导团。贺龙高兴地说“我带了多少年的兵，从来没有哪个上级给我补充过人员，连军饷都是层层克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