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的辩护词

鲁迅的“骂人”

《鲁迅与他“骂”过的人》一书出版后，受到读者的关注，在一年不到
的时间里，又重印了第二次，国内有十余家报刊发表了评价文章，这对作者
来说，自然是一件高兴的事。有不少读者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或者
说，是什么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呢?
我所在的单位，是所谓“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有许多名牌大学的毕
业生。我不止一回听到名牌和非名牌的大学生，在我面前谈到鲁迅，他们在
轻松地刻意地表现自己潇洒的同时——他们不愿与沉重的没有“可读性”的
鲁迅为伍——用不屑的口吻说：“鲁迅，无非就是骂人。”说得轻飘飘的。
这类无聊的妄语，让我激愤!
读了不少关于鲁迅的书，我很快发现，“鲁迅，无非就是骂人”，不仅
是我的一些年轻同事的看法，也是一些名家学者的见解。鲁迅生前，梁实秋
就问过，鲁迅到底自己有什么见解呢?他认为鲁迅除了骂人以外，并没有什
么积极的东西。他说：“没有人能说清楚‘鲁迅思想’是什么……鲁迅思想
，其实只是以尖酸刻薄的笔调表示他之‘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而已。而单单
的‘不满于现状’却不能构成为一种思想。”鲁迅死后，苏雪林骂鲁迅只会
“骂人”，骂鲁迅“褊狭阴险，多疑善妒”，“是一个刻毒残酷的刀笔吏，
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耻的小人”，“睚眦必报，不近人情”……她攻击
鲁迅的杂文“文笔尖酸刻薄，无以伦比”，“含血喷人，无所不用其极”。
“骂人”似乎成了鲁迅的一条罪状。是的，鲁迅在文章中指名道姓“骂
”过的人，有百人上下；与其论战的重要人物，也有二三十人。“得罪”人
如此之多，在中国现代文坛和学界，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十分罕见的。
可是，我们若是脱离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就不能正确认识鲁迅的“骂人
”现象。我以为，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学术文化空前繁荣的
几个时期之一。在对传统一元文化进行全面彻底的批判的同时，外来文化纷
纷涌进国门，逐步形成了文化机制的多元格局。派别林立，论战不休，是上
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坛的特征之一。彼此骂来骂去，虽有意气用事的时候，但
大多是涉及大是大非问题。虽然也有“骂人”的“不雅”，而唯其“不雅”
，才更真实，更有生气。较之于文化取向不受制约和挑战的“一边倒”——
无论倒向哪一边，不管是雅的还是俗的——都应该看成是一种进步。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并不是只有鲁迅在那里“骂”，也不都是鲁迅首先
开骂。不是的。被称为温文尔雅的梁实秋，不仅骂过鲁迅，甚至也骂过以胡
适为代表的“人力车夫”派。带着湘俗湘风进入北京文坛的沈从文，在《沫
沫集》中也指名道姓地抨击了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文人。高长虹不仅骂鲁迅
，也骂周作人、郁达夫。若说起骂人的“狠”来，又有谁比得过以上所列举
的苏雪林呢?只是，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只读《鲁迅全集》，只看到鲁迅在
那里“骂人”，而没看到别人是怎么骂鲁迅的，没有搞清楚是谁首先挑起事
端的。
彼此骂来骂去，同是“骂人”，并不是没有区别的。对于时人对鲁迅的
攻击，鲁迅要宽厚得多。事实是*为雄辩的，对比是有助于人们搞清问题的
。人们攻击鲁迅的，是“学匪”、“学棍”、“赤色作家”、“汉奸”、“
双重反革命”、“法西斯蒂”；便是“左派”的同志，也说鲁迅“右倾”、
“危害联合战线”、“助长着恶劣的倾向”……都是含着杀机，可以遭到通
缉、撤职、逮捕、监禁乃至杀头的诬陷和谣言。而鲁迅的反击，给论敌定的
大多止于“正人君子”、“绅士”、“叭儿狗”、“资本家的走狗”、“鹰
犬”、“洋场恶少”、“才子 流氓”……无一有生命的危险，就是直斥为
“帮凶”，也与他们的主子划出分明的界限。
不少人由所谓鲁迅的爱“骂人”，继而得出结论，认为鲁迅心胸狭窄，
是个睚眦必报的人。事实真是这样的吗?傅东华伤害过鲁迅，鲁迅*后还是
宽容了他，应他之约，仍旧为他办的刊物供稿；周木斋攻击过鲁迅，鲁迅也
宽容了他……鲁迅把丁玲误解为沈从文，也对杨树达的“袭来”事件过于多
疑，但他一旦知道了事实真相，立即忏悔。对比之下，很多被鲁迅批评过的
人，有的甚至是事实证明鲁迅批评得对的，过了半个多世纪，却仍然耿耿于
怀，比如夏衍，他的打冯雪峰，实际上是打鲁迅；比如施蛰存，目下他将近
百岁，尚不能释然，说当年是鲁迅“踢了他一脚”；又比如梅兰芳，建国后
，梅兰芳身为中国文联副主席，可是，凡鲁迅纪念会，他很少出席，勉强来
了，从不发言，而且往往是迟到和早退……相比之下，究竟是别的一些文化
名人还是鲁迅更小气、更褊狭?广大的读者应是自有公论。
鲁迅是宽厚的。曾经挨过鲁迅“骂”的傅东华说：“谁要说鲁迅先生的
精神成分里只有。恨，而没有爱，我就和他拼命!谁要把鲁迅先生的哲学解
释成惟恨哲学，我就永远痛恨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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