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堕落时代:海上风丛书

 “处士王心斋先生艮”以布衣出身，成为一个学派的领袖人物，这在明代思想史上是极有深意的。他是扬子江北岸的泰州人，家境贫寒，没有读过多少书，做过盐丁(章太炎说是烧银的灶丁)，那是一件下等的工作。他完全靠着先天的颖慧，慢慢地参求学问，从而达到了哲人的境界。后来他回忆当年得道的情景时，充满了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神情：那是一个非凡的梦，梦境中天坠落下来了，地上无数的人奔号求救，只见他王艮先生，高举双臂，一手托着天穹，一手把乱了次序的日月星辰重新排列归位。梦醒后，王先生不免又惊又喜，大汗如雨，心体洞彻。他知道这个梦对他的意义真是太重要了，于是极其慎重地记下了做梦的时间：“正德六年间，体仁三月半。”从这以后，我们已经看不到盐丁王艮，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头戴五常冠，身着深衣大带，手执笏板，“言尧之言，行尧之行”的当代奇人。不知道在那时人们的眼里，这位奇人的冠服言行，会产生多大反响，他们是否相信这位奇人真的能够有“道济天下”的能力?
    也许王艮一时还不能表现这样的能力，虽然他可以凭着自己的天赋，进入学问的天地，但离开派立宗似乎仍差一段距离。而且他偏处在泰州一隅之地，根本不知道有一位王阳明夫子，其学说已经风行江南，学者翕然相从，可见他对于当代学坛及其思想界的大势，还不太了解，也不太适应。实际上他的“证道”，多少有一点自高自大的味道。所以王艮奔赴南昌见王阳明，喜剧性地成为王阳明的弟子，对他而言是一个重要机会。他与王阳明之间反复辩难，以及由上坐而侧坐而下拜的座次变动，只是象征性地说明了他在认同上的郑重。关键之处并非王艮*后心悦诚服了王阳明，而是当代大儒王阳明确认证了“道”的王艮的非凡能力，难怪事后王阳明对门下说道，“向者吾擒辰濠，一无所动，今却为斯人动矣。”事实上，成为王阳明弟子的王艮，并不想仅仅“从先生指授”，他感叹说，“千载绝学，天启吾师，可使天下有不及闻者乎?”言下之意，他是准备代阳明先生向天下人传道了。所以，他自己制造了一辆牛车，一路招招摇摇走到京都。时北京正拟对王阳明“离经叛道”的思想申行禁止，让王艮这么放肆一闹，不用说给他的老师带来更大麻烦。所以，王艮北行“代师传道”的热情之举，事后却不免受到老师痛加裁抑。不过他自己也许倒是在京都颇露了一回头角，所谓“都人以怪魁目之”，正好满足了他示人以不同凡俗的强烈愿望。尽管王艮意气太高，行事太奇，用世之心太热，但他日后能够开阔阳明之学的源流，并且自成了一派，却不是偶然的。
    其实，我对王艮感兴趣的原因，并非他是一个奇人怪杰，有关他的若干带有传奇色彩的行状和经历，也早由前人的叙述记录在案，无须置喙。我只是在追想这样一些问题：布衣王艮的学说，是怎样离开了当时士大夫阶级的学说，而成为民间的学说?他作为一个民间思想的代言人，一个“民间圣人”，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当时激进的士大夫文人的思想作风?这样的想法，也许可以更深地触及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取向，看到知识分子从庙堂退向民间的努力，怎样体现出一种自由挣扎的历史痕迹。
    “处士”二字加在王艮身上，是很有几分刻意的味道的，王心斋先生在这个传统词义下，被描写为隐居林下的才德之士，不能说没有真凭实据。曾经有人向朝廷举荐他，可惜这是一个科举正规化的朝代，征辟取士只不过是个虚应的故事，所以终于没有希望。山野遗贤无由上达，做处士也属正常。而他不能跻身士大夫阶层，大概主要还因为他出身商人，不便走科举这条路，他的处士身份事实上是被动的也是极其无可奈何的。举荐不成，科举无名，这就是王艮置身民间的背景和原因。我们分辨不清王心斋先生后来那种“处为天下万世师”的狂放心态，是出自对他的民间处境的一种反激，还是出自他对“在民间”的个人地位的极大自信与自重?但是可以肯定，“在民间”显然是他一生稳定的思想学术立场，也是他思想学术的生长点。就是从这里，王艮开始他“蒲轮辙环”修身讲道的历程，从而以“民间圣人”的面目兀自行走于当世。“民间圣人”是这样一种新的人格类型：它是意识形态在重归于民间的过程中，塑造起来的民间思想者和启蒙者形象，其核心是个人主义和超我主义，它以对个人存在的神圣性强调，重新解释社会价值标准，由此把平民日常生活提升到了“道”的精神层次，而把贵族主义的“道”泛化为平民主义的“道”，使“道在民间”成为16世纪中国又一具有前启蒙意义的思想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