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是容易的

八岁那年，我已经想到过死。
　 那时候，不知道剧烈的关节痛是出血的缘故。每次发作，母亲总说我不听话，又在哪里碰伤了。当时，医院对这病也还缺乏了解。每次急诊，医生总让我摄片。x光室在住院部，要走很长很长的路，还得穿过一条树木浓密的甬道。在没有月亮的夜里，那甬道显得特别长，树影婆娑，阴森森的。我匐在瘦小的母亲的背上，听母亲一路的抱怨，心里又恨又愧。母亲心疼化钞票，摄一张片子要四五元钱。这钱化得冤枉，正像我的病，也是冤枉的。我想，我是不应该生病的，正像这关节痛不应该摄片一样。我怀疑，摄片是医院设下的赚人钞票的圈套。
　 很长一段时间，我心里老是不高兴。
　 胳膊裹上绷带，端只小竹椅，坐在家门口晒太阳。母亲不许我去马路上“野”。我应该听话了，母亲为我又用去了许多钞票；再说，敷着药料的关节还在隐隐作痛，万一被那班野蛮小鬼碰了，又要痛得夜里睡不好觉。
冬天的太阳真暖，真温存。它伏在人身上让人懒洋洋的，想睡觉。那时候，母亲总怀疑我得了一种奇怪的风湿病。晒太阳，可以治风湿病，大约是听她的阿奶说的。她几乎下定决心要用太阳光来治愈我的关节痛。这不需要钞票，决心下得起。于是，每次发病后，我总要接受日光治疗——近年，随着西方文化的浸染，连小学生都知道“日光浴”可以健身。可是，在二十多年前，从我一字不识的母亲嘴里道出“日光疗法”，的确是件了不起的事。
我眼怔怔看着我的小朋友们在我家门口那条还算开阔的蛋格路上“斗鸡”，在“九间楼”前那片空旷的泥地里打弹子。他们叫喊，我也在心里喊叫几声，见他们因作弊而争吵，就暗暗评判一番。有时，我也跟着他们笑，忘却了自己，忘却了自己的病。不过，我不敢大声笑。大声笑，要牵痛肿胀的关节的。
太阳真好，真暖，像一床新的棉花胎。我迷迷糊糊，把头搭在竹椅的靠背上睡熟了。蒙咙中，我被两个人的问答声吵醒了。一个拎马桶的过路女人在问坐在我身边那只大竹椅上的老婆婆。老婆婆住在对面“九间楼”第五幢底层的*尽头。她的家，我只去过一次。那次，我突发奇想，想搀她过马路。过了马路，她说她亲戚送给她许多大苹果，每次出门衣兜里只能带一个，到家里正可以多拿几个。跨过一道又一道门坎，穿过弯弯曲曲的走廊，绕过水斗、井台，*后才是一个小小的天井，被周围的高房子箍着，晒不进一丝阳光。就这么一次，我再也不愿去了，哪怕她把我所有的口袋都装满*好吃的东西。那天井冷，从墙隙和石板缝里爬出一片惨白凄绿的阴冷。她的家更冷，只有一扇小小的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