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沉重而感伤的文学旅程

bsp;代序  先锋、常态与文学
    范式的转换
    陈思和的《“五四”文学：在先锋性与大众化之间》①一文发表
后，吴福辉、吴晓东、罗岗、李楠等先后撰文回应，围绕“先锋性与大
众化”、“常态与先锋”等研究命题展开了多方面的探讨②。这其
中，*发人深思，可能也是*富于建设意义的是关于文学史阐释模
式方面的意见，因为正如吴福辉文中所谈到的：“陈思和提出的问
题其实并不局限在‘五四’，而是牵涉到现代文学研究‘整体性’
‘全局性’的一个看法，即消解历来的所谓新旧文学的厚障壁，来重
新阐释中国20世纪文学的历史”，也正如吴晓东所认为的，陈思和
的话题中包含了“建立新的阐释范式的可能性”，“‘常态与先锋’的
阐释框架已经蕴含了一种生成库恩意义上的新‘范式’的潜能”。
但我觉得，与其说“常态与先锋”是一种文学史的阐释框架，不如更
直接地把“常态与先锋”看成艾布拉姆斯所说的，文学史上文学惯
例(conventions)和文学创新(invention)周期性反复中的两个关键
性环节③。如果这样，“常态与先锋”所涉及的，就并不仅仅是一种
 文学史的阐释“范式”，而更是文学的“范式”本身。
    从1980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提出“20世纪中
国文学”，陈思和提出“中国新文学整体观”①之后，不少学者积极
开展了旨在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研
究，历史的、宏观的研究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恰恰是在这
些文学史命题提出之后的十几年间，中国文学又发生了一次当时
的人们很难预料的变化。而在充分注重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
性特征的同时，研究者们实际上也还未找到一种既有利于整体性
把握，又能恰到好处地观照到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不同文学现
象，有利于丰富性认识的阐释方法或方式。所以我曾尝试借用现
代科学哲学的“范式”的概念，用以区别涵盖20世纪中国文学中几
种主要的不同形态文学的特殊的内在结构的全部内容。
    所以独钟“范式”这一概念，除其开放的包容性外，更主要在于
科学哲学及其范式理论给予的启示。库恩的科学史观认为：科学
的历史并不是由知识积累的连续的进步过程，而是由范式替代的
间断性转换过程。在科学发展史上，每一次“科学革命”(范式转
换)“都迫使科学共同体抛弃一种盛极一时的科学理论，而赞成另
一种与之不相容的理论”。而“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
过渡，便是成熟科学通常的发展模式”②。我觉得人类的文学活动
和自然科学研究有某种相通的因素，它们之间有着大体相近的发
展过程。同科学发展的历史一样，文学的历史不存在亘古不变的
统一的文学范式，不同的范式依照文学自身的发展而变化或更替
着。文学的创造性活动总是在创造性的断裂和革命性的突变中产
生质的变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学同样也有为作家、文学批评
 家以至文学接受者所一致遵循的主导范式。
    而库恩对科学历史的叙述给宏观把握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
另一个重要启示是，文学的历史与科学的历史一样，其发展并不是
连续性的进步过程，而是间断性的转换过程，从一个处于危机的范
式转变到一个新传统能从其中产生出来的新范式，“远不是一个积
累过程，即远不是一个可以经由对旧范式的修改或扩展所能达到
的过程”①。因此，不同的范式之间一般并不存在绝对的优或劣的
区别。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五四文学革
命，完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换，开创了以人本主义、爱国主义
为中心内容，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为主要表现手段，以现代白话
文为载体的五四新文学传统。五四之后，这种传统成为大部分作
家、文学批评家以至文学接受者的“共识”，因此才有了文学史上具
有范式意义的五四新文学。1949年共和国成立之后，在高度一元
化，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大背景下，大部分作家、文学批评家以至读
者接受了延安文艺的精神，中国的文学形成了一种单一的，以服务
现实为主要目的，以歌颂为主要内容，以豪放、崇高为主要风尚的
共和国初年文学范式。这种文学与五四文学当然有着质的区别，
但在许多方面，如服务现实、标榜通俗等却又与五四文学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而改革开放、社会进入新的转型期之后，中国文学又
由相对统一或高度统一的一元统领的时代进入多元共存的时期，
文学长期担当社会历史重任的意识形态功能正在逐步减弱，满足
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文化消费的功能正在逐步增强，而包括言说
方式在内，属于文学本体范畴的诸因素也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
种新的文学范式实际上已经悄然形成。回眸过去的世纪，上述几
种间断性转换中的文学范式，的确很难用一种文学标准简单地加
 以肯定或否定，因此，必须彻底告别那种“二元对立”的文学史叙述
模式。
    更主要的是，范式理论的运用，还有助于推进几种主要文学范
式相互消长的历史走向的研究。而加强主要文学范式相互消长的
历史研究，正是加强和深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关键。因
为整体的复杂来自于个别的丰富，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的变迁源
于不同文学范式的更迭、交替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一些主
要文学范式进行系统而具体的考察，并探讨其相互间的关系，无疑
有利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命题的深化。
    首先，旧的文学范式与新的文学范式有着“质”的不同，两者之
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可通约性”。虽然新范式都是从旧范式产生出
来的，一开始也都较多地借用了旧范式使用过的概念与方法，但它
同时又赋予这些概念与方法新的含义和新的关系。例如从晚清以
来，革命、人民、救国爱国等相关概念，以及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
等相关的文学要求在各个不同的文学范式中一般都是被反复强调
的，但实际上在不同的范式中其所指是有很大不同的。单就“人
民”这一概念而言，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历史中，它始终是作为文
学的主要表现对象和主要受众而被提出的。但是，五四范式中的
“人民”一般来说是较宽泛地指向民众或者平民，共和国初年范式
中的“人民”主要被限定在劳动人民或工农兵，而在新时期范式中，
“人民”则似乎更多地包含了大众的含义。在前面两种文学范式
中，文学家艺术家一般是不包括在“人民”这一概念中，他们要么在
“人民”之上，肩负着启蒙的历史重任，要么在“人民”之下，承担着
服务的历史职责。在新时期文学范式中，“人民”已经包含了作家
文学家本身，他们也就名正言顺地服务于自我而自觉地自娱自乐。
新范式一旦建立，其“质”的规定性也随之产生。这种新“质”既是
洳肘期文学的集中体现，同时又规范着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既
是这一时期大部分作家共同的文学选择，同时也选择(或接纳、或
 剔除)从旧范式中过来的作家。叶绍钧所以选择五四文学范式，或
者说五四文学范式所以能够接纳叶绍钧，主要由于他原有的文学
创作所具有的平民性。巴金为共和国初年文学范式所接纳，很大
的原因是他的大部分创作本来就属于“革命叙事”的范畴；老舍选
择共和国初年文学范式，原因则是他的创作所具有的“劳动人民”
因素。而像沈从文、施蛰存、萧乾等当年被排除在共和国文坛之
外，或者像曹禺等作家虽仍然被列名于作家队伍但长期苦无新作，
也完全是他们原有的创作或他们的文学观念与新的文学范式之间
不具备像巴金老舍那种“可通约”成分。
    所以在第二个方面，不同文学范式的转换规定了中国文学的
宏观走向，同时也影响甚至改变着大部分作家作品的历史命运。
当新的文学范式取代旧的文学范式，成为文学家共同遵循的规则
和标准之后，活跃于旧“常态”时期的文学家必须抛弃原有的文学
范式，接受新的文学范式的规则和标准，才有可能进入新的“常态”
时期的文学领域，成为新的“文学界”的一员，或者说才能为新的文
学“共同体”所接纳，否则就被排除在文学领域之外。这就像孙犁
在读《胡适的日记》时所说的，“五四文化一兴起，梁启超的著作，就
被冷落下来；无产阶级文化一兴起，胡适的文化名人地位，就动摇
了”①。而到了共和国初年文学范式基本建立之后，胡适则首先受
到了全面的批判。实际上，何止梁启超胡适这种领袖式的文人，就
是一般的作家艺术家，在范式更迭之际也都同样面临着重新选择
和重新被选择的历史命运。五四文学范式建立，成为“常态”之后，
近代以来在某些方面引领文坛时尚的王国维、夏曾佑、蒋观云、章
太炎、林纾、曾朴、陈去病、柳亚子以及后来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
小说家们，无一不被排除在新的“文学界”之外；而另外一些如刘半
农、叶绍钧等曾经活跃于旧“常态”中的作家则告别原有的范式，接
 受新的文学范式的规则和标准，进入新的“常态”领域，成为新的
“文学共同体”的一员。共和国初年的文学范式建立之后，原来活
跃于五四文学范式中的诸多作家虽然仍然留在大陆，并且大部分
还列名于作家协会，但很多人已无法写出令自己满意也令别人满
意的作品，所以在这新的“常规”时期他们实际上已经不是“文学
界”的一员。而取代他们的，则是那些来自根据地、来自工农革命
队伍的作家，或者用新的文学范式规则和标准培养出来的年轻作
家。在范式转换的八十年代，固有范式中的不少作家在劫后之年
似乎又回到了文坛，似乎为新的文学共同体所接纳。但实际上，这
些作家中的大部分发挥“余勇”的时间都没超过八十年代中后期，
而新范式真正成为一种新的“常态”至少也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之
后。*典型的两个个案是，巴金的《随想录二》完成于1986年底，所
以他还能以一种昂然的文学姿态与读者告别；孙犁的创作生命支
撑到1995年11月《曲终集》出版，但*后只能怀着沉重而感伤的
心情退出文坛。所以，在范式更迭之际，作家们都同样面临着重新
选择和重新被选择的历史命运。
    *后，不同文学范式的更替虽不限于一种模式，但都是一个从
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我觉得，一种文学范式从萌芽到衰落，一般也
必须经历类似于库恩所描述的科学范式循环往复的过程，即“非常
态(先锋)一形成范式一成为常态一出现新的非常态(新的先锋)一
被新范式取代”的转换过程。在“非常态”时期，新的文学范式在旧
范式之中萌芽，接着以先锋的姿态出现，在与旧范式(常态)的对话
中不断壮大，这是一个量变的过程。在经历“范式的革命(转换)”
之后，这种范式就完全取代旧范式，它的“质”的规定性也就成为此
后很长时期文学的“常态”。如发端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运动所
包含的白话文写作、科学民主精神、启蒙救亡使命等，的确源于晚
清以来进步知识分子所进行的种种不懈的努力，黄遵宪、梁启超等
人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相对于古典范式的
 “常态”是一种“非常态”，在当时的文坛也可以说是一种“先锋”。
但是，先锋未必都能成为新的范式，只有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一大
批作家汇成的五四新文学，才不仅是一种新的先锋，而且才具备成
为新范式的意义。又如共和国初年文学范式的*早萌芽，可以追
溯到李大钊的《什么是新文学》，因为这是对五四文学范式的质疑
或“重新提问”。但萌芽只不过是微弱的非常态，并未能达到先锋
状态。这种新范式的萌芽在与五四文学范式的不断交锋和对话中
(如初期革命文学的倡导)，在自身结构的不断调整优化过程中(如
普罗文学的倡导与论争)，日益发展，并且逐渐以先锋状态出现(如
蒋光赤以及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创作)。而从延安文艺开始到
1949年之前，这种先锋文学已充分具备范式的意义。但是，从范
式的雏形到成为文艺界一致遵循的主导范式，成为常态，中间还经
历了一个带有革命性质的“建构期”。五十年代初三次规模巨大的
文艺批判运动对共和国初年的文学范式的建构而言，发挥的正是
这种决定性的变革作用。这期间，从旧“常规”时期过来的作家在
被规范的同时也自发地参与了新范式的建构，从而加速推进了主
导范式的确立进程。所以我认为，“常态”与“先锋”是文学范式转
换中的两个关键性环节。
     第三编  巴金与泉州
    在20世纪三十年代前期巴金小说中，革命叙事占了大部分的
篇章，它们曾经以充满革命的鼓动力为当时青年读者所接受。在
五十年代之前的一些文学史著作中，巴金也因此被认定为“革命文
学”作家。但在这同时，批评界，特别是一些左翼批评家对其革命
叙事的真实性曾经提出过质疑。五十年代之后，巴金叙事中的革
命性问题再次被提出讨论，所谓“历史”真实和“本质”真实的缺失
成为彻底否定巴金这类作品的理由。对于这种评判，巴金曾经作
过不懈的辩解和默默的抗争。但作家本人的努力似乎是徒劳的，
随着对《家》的“反封建”主题的指认和有意强化，以及后来对《寒
夜》等小说艺术价值的重新认识，《随想录》思想文化意义的凸显，
巴金的革命叙事正在被逐渐淡忘。曾经在读者心中被当作革命领
路人的巴金，如今正以“对于现实的暴露和批判”的民主作家的身
份被定位于文学史。本文无意于作家身份的重新认定，而是尝试
回到作家曾经的辩解，回到原初的历史文献，考察巴金“革命叙述”
的“本事”，并对过往文学史叙述中有关“革命文学”的命名和界定
进行新的审视。
一共时接受与文学史叙述的悖离

 《死去的太阳》、《雾》、《雨》、《电》、《砂丁》、《雪》(《萌芽》)、《海的
梦》、《利娜》、《春天里的秋天》、《家》等十余部中长篇小说，结集出
版有《复仇》、《光明》、《电椅》、《抹布》、《将军》、《沉默》、《神·鬼·
人》、《沉落》、《发的故事》、《长生塔》等短篇小说集。这些小说中，
描写民众运动和社会斗争的革命叙事占了大部分的篇章。如果排
除批评上的思想偏见，或者对作者的思想信仰不作过分的追究，那
么，巴金种类小说给人的印象，似乎与当时流行的普罗小说、左翼
小说并无两样。都以年轻的革命党人的活动为主要内容，表现爱
情与革命的矛盾、感情与理智的矛盾，字里行间充满着对社会现实
的激烈批判，同时又都充满着革命的罗曼谛克情怀。甚至杜大心、
敏等*后因愤激而行刺而灭亡的故事，也和蒋光慈笔下的菊芬
(《菊芬二》)、王阿贵(《*后的微笑》)等人的相似。
    正因为如此，在共时接受中，巴金主要也是因充满鼓动力的革
命叙事为当时许多读者所接受。1929年4月，巴金的成名作《灭
亡》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完毕，次年，就有读者发表《灭亡》的读后
感说：“《灭亡》就把这个残杀着的现实，如实地描写了出来。不宁
维是，它还把万重压榨下的苦痛者底反抗力，表现了出来(虽然不
见十分强烈，似乎还能……)。从反抗压迫的叫号中，我们可以知
道；弱者不是永久的弱者，他们有的是热血，一旦热血喷射的时候，
哼!他们要报复了。复仇!复仇!以他们内心底燃烧着的热血，
去复仇!这个残杀的局面，总不能维持多久的。在*近的将来总
须有一个极大的破灭!”因此这位读者也同作品中的人物一样，表
现出“革命什么时候才来呢”的期待①。另外一位读者到晚年也比
较具体地回忆道：“1933年，那时我是个刚从师范学校毕业不久，
刚走上社会的一个23岁的女青年，在苏州洞庭东山的一所小学当
教师。我酷爱文学，尤其喜爱巴金先生创作的小说。从小说中的
  故事情节对照当时的社会现实，使我对旧中国政治的腐败，社会上
种种不平现象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更加不满现实，使我年青的心
更加不能平静，探索着如何才能找到改变现状的真理，找到革命的
道路。巴金先生初期作品《灭亡》和《新生》给予我极大的启发和鼓
舞，推动我努力争取投向革命的洪流中去”①。而在三十年代曾经
是左翼作家的陈荒煤后来也撰文谈到：“真正认识到巴金作品的影
响，还是1938年冬天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招考文学系学生的时
候。……有好几个比较年轻的同学，都说他们爱好文学，要革命，
思想上的许多变化，是受了巴金作品的影响”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