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科学-科学哲学探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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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比较系统地介绍和论述科学哲学的著作
已逐渐增多，按时间顺序主要有：李醒民、杨承斌主
编的《中国科学哲学论丛》(1988年，湖南教育出版
社)，其中有郭贵春著《后现代科学哲学》；郑祥福
著《范弗拉森与后现代科学哲学》(1998年，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刘大椿著《科学技术哲学导论》
(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郭贵春、殷杰著
《科学哲学教程》(2003年，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周林东著《科学哲学》  (2004年，复旦大学出版
社)。以上是国内学者的著作。
    翻译出版的科学哲学著作有徐向东译、内格尔著
的《科学的结构》(200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吴
国盛主编的《北京大学科技哲学丛书》(2003年，北
京大学出版社)，**辑翻译出版了五本科学哲学的
名著；此外，还有科学知识建构论方面的著作。
    以上所列书目只是我看过的一部分，很不全面。
目的是想说明，科学哲学在中国是相当受到重视的，
可以说是一片繁荣景象。这种繁荣景象源于科学和哲
学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受到了科学和哲学发展的推
动。要使科学哲学研究在现有基础上向前推进，必须
有独特的新视角，或者有更新的框架，或者对科学哲
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有新的洞见，但这都是很困难的
事情。
    科学哲学究竟应该研究哪些问题，历来的科学哲
学家都有意见分歧。我们*早翻译出版的科学哲学读
 本——约翰·洛西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概述了科学哲学的四
种观点，分别是：
    **种观点，科学哲学是与重要的科学理论一致，并在某种意
义上立足于重要科学理论的世界观的表述；
    第二种观点，科学哲学是科学家的预想和素质的一种阐明；
    第三种观点，科学哲学是分析和澄清科学概念和理论的一门
学科；
    第四种观点，这是洛西本人的观点，他认为，科学哲学研究主
题是各门科学的程序和结构，它探索下列问题的答案：
    (1)哪些特征把科学研究与其他类型的研究区分开来?
    (2)科学家在研究自然时应遵循哪些程序?
    (3)正确的科学解释必须满足哪些条件?
    (4)科学定律和原理的认识地位是什么?
    实际上，科学哲学研究的内容是不断演变的，其研究的重心又
在不断地转移。洛西关于科学哲学的观点着重点是20世纪40年代
以前的研究状况，尽管他在第二版中重新组织，并扩充了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科学哲学研究的讨论，增加了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评意见
以及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和劳丹等人的新观点，但其视野
仍显得不够宽广，甚至把历史学派列入“非正统的科学哲学。”①
    今日科学哲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和范围已大大扩展了，从波普
尔、库恩，一直扩展到后现代科学哲学。在这里，不再有正统的科
学哲学和非正统的科学哲学之分，只能认为有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
之别。科学哲学研究展示出一种深刻的转向：
    (1)从单纯地对科学理论作静态研究转向对科学实践的动态
研究；
    (2)从把科学活动看做是科学家个人行为转向看做是科学共
同体的集体行为；
    (3)从只对科学的合理性进行辩护扩展到对科学理论的发现、
创新的研究，或者可以说从“后方的科学哲学”扩展到“前沿的
 科学哲学”；①
    (4)从对科学抽象的理想条件下的研究扩展到注重社会文化
现象对科学影响的探索。
    关于*后这一点，事实上，图尔敏在1980年为《大英百科全
书》所撰写的“科学哲学”条目中已指出了。②他在条目的第三部
分“科学更深刻的问题和更广泛的问题”中指出了科学和文化的
相互关系。而这种关系在库恩的范式中更加具体了。
    这本奉献在读者面前的感悟科学——科学哲学探询是我对科学
哲学的一种追寻。我于1980年转向对科学哲学的学习和追索，其
时我正结束了11年的秦城牢狱生活。一个经历了炼狱之火的磨炼，
历尽了说不尽、道不完苦难的人，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和阳光雨
露，觉得尤为可贵。自然义无反顾，以一片空白的头脑投入到这种
学习和追寻的潮流中。由于“文革”前时代条件和环境的局限，
文革时期在牢狱中我的读书学习的权利又长期地被剥夺。所以，我
关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知识极少：不了解西方科学哲学的历
史，甚至连逻辑实证主义的著作一本也未读过，以前只读过一本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它算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哲学吧。
    不过，早在我于中国科技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对科学方法、科
学的理论思维等方面的问题已感兴趣了。1962年7月5日，《中国
青年报》头版发表李总成和我合写的钱三强教授谈科学方法和学
习方法的一篇文章，题为《有所为而有所不为》。该文着重介绍了
钱三强老师的治学经验。钱老师告诫青年学子要把书读活，不可死
记硬背，要把自己喜爱的那门科学搞深搞透。他说，若是退回到年
轻时的大学时代，那他一定不再追求门门功课得五分，而是集中精
力把一门学科搞得精深，这会一通百通，就会有所作为有所创新。
三强老师的话很精辟，对我们这些年轻人非常富有启发意义。我们
的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尤其在青年学子中，引起了强烈的反
响。我因此也被聘为《中国青年报》的通讯员。此后我还写过一
系列科学家治学经验谈的文章，包括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著
 名物理学家，敬爱的严济慈老师的科学方法谈。严老特别强调为学
的专心。我耳边现在还仿佛响彻他用浓重的浙江东阳口音朗读的治
学三部曲：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当时在学校团委任职，接触这些大科学家的机会也较多，因
此受熏陶也较多。近朱者赤，我就慢慢被“赤”化了，从而决定
投考于光远、龚育之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生。
    1964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所读研究生。未等毕业，“文化大
革命”开始。当时只有革命和政治，不再问专业和学问了。
    1980年起，**次全国科学哲学研讨会召开，我作为会议的
秘书，参与筹备组织工作，研讨主题就是波普尔的科学哲学，从此
波普尔的开放社会、证伪主义和三个世界理论被介绍进中国的学
界。会后我为《光明日报》、《自然科学哲学丛刊》写了报道(见
附录)。这逼着我读了波普尔的许多著作。这位以《无穷的探索》
为题的思想自传的作者那种自强不息、奋进不已的精神和开放的心
态，深深地吸引着我们在“试错”中探索。第二次全国科学哲学
研讨会的主题是托马斯·库恩。库恩与波普尔在科学观上有相同的
地方，正如库恩所说：  “我们都关心获得科学知识的那个动态过
程，而不那么关注科学研究产品的那种逻辑结构。这样一来，我们
都强调正是实际科学发展中的事实和精神才是真正的资料，我们也
都经常到历史中找寻这些资料。从这个共有的资料库中，我们得出
了许多共同结论。我们都反对科学通过积累而进步的观点，都强调
旧理论被一个与之不相容的新理论所抛弃、所取代的那个革命过
程；都特别关注由于旧理论往往应付不了逻辑、经验或观察的挑战
而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那种作用，*后，卡尔爵士和我联合起来
反对经典实证主义的大多数富有特征的论点。例如，我们都强调科
学观察同科学理论之间的那种密切而又不可避免的纠缠；我们都对
创造所谓中性观察语言的尝试表示怀疑，都坚信科学家完全会发明
理论去解释观察到的现象，而这样做，使用的是实在客体的字眼，
 不论这种实在客体的字眼指的是什么。”①但他们对科学革命的理
解和解决方式却全然不同：一个是不断革命论，一个是阶段革命
论。这两位卓智神勇的新科学哲学开拓者的以上观点，使一批当时
的年轻人激动不已，尽力为更深入地理解科学而求索与探询。这正
是我在本书第二部分“科学哲学家的科学哲学评述”内写作有关
波普尔和库恩那几篇文章的历史脉络与时代背景。
    1987年，以龚育之、舒炜光教授为正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第
一次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八届国际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
会，我有幸作为成员参加。回国以后，我写了多篇介绍会议的文
章，其中*重要的是反映国际科学哲学界关于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
论争论的文章，**篇题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交锋》发表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主编的《自然科学
哲学问题丛刊》1988年**期上。有人认为这篇文章对中国科学
哲学界其后所展开的科学实在论研究的热潮具有先导意义。这一评
价是否恰当有待科学哲学史家去研究了。从1987年到1989年我赴
美访问以前的两年里，我写了多篇关于实在论文章。本书中有两
篇：《科学实在论研究现状概述》与《埃利斯的内在实在论》是我
当时付出不少心力的。我相信，它们对于我们了解科学实在论至今
仍然会有意义。
    上世纪90年代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
就是人们所说的“高科技时代。”那么，科学哲学应该怎样顺应科
学发展新时代的需要呢?周林东教授在他的《科学哲学》一书中
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他说：  “科学哲学直接产生于人称
‘科学时代’的19世纪，迅速发展于人称‘科学革命’的20世
纪。于是，在我们已进入人称‘高科技时代’的21世纪，我们对
科学哲学的发展又能寄予什么样的期望呢?”②对此我深有同感。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称之为“周林东问题。”我对“周林东
问题”的回答是：“科学哲学要研究创新!”因为创新是高科技的
灵魂，自然也是高科技时代的灵魂。  “科学哲学要研究复杂性”，
 因为复杂性思维是高科技时代的主导思维形式!所以创新和复杂性
思维方式应当成为21世纪科学哲学发展的主旋律。我于2000年提
出一个口号：  “创新研究应当成为科技哲学研究的新阶段”  (见
《东北大学学报》，2000，v01．2，No．4)。这是得到我的老友陈昌
曙教授支持的，也是我对“周林东问题”的回答。本书第四部分
就是论述科技哲学对科技创新尤其是原创性(或自主创新)研究
的一些初步成果。当然，有待丰富、深入和提炼。
    本书第五部分是关于复杂性思维方式的。与复杂性思维方式相
对的是简单性思维方式，也即是还原论思维方式。对还原论思维方
式的批判在我的《生成哲学》一书中的前半部分已经作过了。这
里主要论述的是与思维方式相关的问题，也还需要作进一步深入的
探讨。
    当我回顾20多年科学哲学追寻的历程时，我要对我的两位情
同兄长的老朋友舒炜光教授和纪树立先生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怀念，
他们先后离我们而去。我和舒炜光在莫斯科期间一直在一起。我们
都喜爱吃米饭，我从中国带去了大米，用我的大茶缸(这个茶缸
在火车上差点被一位吉卜赛女人抢走)与他在莫斯科大学宿舍内
煮饭做菜，两人一起吃。回到中国后，梦还未断，就听到他的噩耗
传来，深感悲痛。由此，不禁使我想起一件小事，那时他已经生癌
症做了手术。全国第二次科学哲学会议后，他到我家去看我。我当
时住在人民大学宿舍红二楼乙组五号，我泡了茶一起到凉台上聊
天，他却坚持用他自己特意带的茶杯。(我想他可能认为他自己有
病不愿给别人造成麻烦，但他给我讲了科学哲学方面的许多研究心
得)。小事见大，为他人考虑，这大概也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舒
炜光的形象时不时在我脑海中浮现。1990年我和纪树立先生同在
哈佛访问，纪先生来波士顿与我一起住在我亲戚家，我们常常在一
起畅谈，我还特意买了大龙虾招待他。我在《科学革命的结构》
一书中谈到我和纪先生一起去库恩家做客的情况。我在那里说：
    “我送给他(库恩)一幅梅花盛开的中国画，他十分喜爱。两
个月之后，一个大雨滂沱的下午，他的夫人开车接我和纪树立教授
去他家做客。在沿着查尔斯河行驶的过程中，汽车前窗玻璃模糊得
无法看清道路，我替库恩夫人不时地擦去玻璃内面的雾气，库恩夫
人边开车边向我们友好地介绍库恩的生活经历。看得出来，她为自
 己有库恩这样的丈夫而充满着自豪。到了寓所，库恩出来开门，一
进门就见到了墙上挂着那幅红梅图，库恩教授微笑着指指它向我们
示意。梅花盛开，使我顿入一片春情画意之中，温暖着我的心。那
天，我们整整交谈了一个下午。”
    而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追忆过去是为了创造更好的未
来。他们两位曾对我国的科学哲学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他们的
离去是我们科学哲学界极大的损失!在这个时候，我还对我在哈佛
访问时的两位老师——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和诺齐克
(Robert Nozick)的逝世表示深深的怀念。
    诺齐克的不幸去世，我极感突然，也很悲痛。我于1989年到
1990年间在哈佛做访问学者，到哈佛哲学系，听诺齐克讲课的时
间*多。那时诺齐克显得年青，很有精神，充满活力。我于1990
年离开哈佛以后，没与他有过联系。不曾想到，他比我要小好多
岁，怎么就那么快离世了呢?
    我在哈佛期间，选听科学哲学课。当然首先想到普特南。因为
在国内就知道他的大名了。普特南(Hilary Putnam)正开了一门
“非科学知识”  (nonscientific knowledge)的课。所谓“非科学知
识”，是指成熟科学知识之外的知识，包括语言知识、艺术知识、
社会科学知识、伦理与宗教知识。普特南的课在哲学楼(Emes—
son)的305教室，这是一个大教室，每星期两次，上午10点开
始。听课的人很多，有五六十人，教室挤得满满的。
    与普特南的课济济一堂的情形形成对照的是诺齐克的课却门庭
冷落。每堂课连我只有六个人，周三下午3点到5点Emesson 310
室内显得空荡荡的。我去听的课是诺齐克几门课中的一门，题为
“哲学启发力”(Philosophical Heuristics)。我对Heuristics非常有兴
趣。因为在国内科学哲学中已有接触，Heuristics被译为“助发现
法。”有时也被译为“启发力”，与发现的方法论相似。例如，拉
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就强调助发现法。他的研究纲领是
由反面助发现法与正面助发现法组成的。Heuristics一词源自惠威
尔。惠威尔所说的Heuristics是指发现的艺术。诺齐克把“哲学启
发力”解释为是“通过考察一般认知启发力，考察历史与当代的
特殊哲学文献，为哲学思维与理论建造发展出非机械的启发力”。
    “哲学启发力”的课非常具有特色。趁此机会我希望介绍给读
 者，或许对我们的哲学学习与教育很有启发。整个课程分12个专
题，先让学员阅读文献，课堂上再讲解讨论，*后诺齐克提问、质
疑与小结。这12个专题分两类，**类重点是有三：启发力与问
题模型，科学发现，类比与隐喻。启发力与问题模型专题指定的参
考书是希尔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人的问题解》(Hu—
man problem solving)书中的第71—105页和《发现的模型》中的
一章，波利亚(G．P0lya)的两本书《怎样解决问题》与《数学
发现》中的有关章节；科学发现专题指定读物是西蒙的《科学发
现》、杰拉德·霍尔顿(Gerald Holton)的《科学思想的主旨起
源》，卡尔·波普尔的《客观知识》等有关章节；类比与隐喻指定
的阅读文献有尼尔逊·古德曼的《艺术的语言》和约翰·霍兰的
作品，后来诺齐克在课堂上又补充了霍兰所著的《推理、学习和
发现过程》一书。我们知道，霍兰在复杂性研究中做出了极其杰
出的贡献，被称为“遗传算法之父”；他的两本具有突破性贡献的
名著《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和《突现：从混沌到有序》
在复杂性研究中是极富想象力、充满智慧和洞察力的开创性著作。
因此引起诺齐克的重视不是偶然的。
    课程的第二类重点是哲学家关于“哲学启发力”的著作。诺
齐克所选的名家有普特南、奎因、古德曼、罗尔斯、卡维尔。这几
位都是哈佛的教授。诺齐克除了开列出他们的著作让学员课前阅读
之外，还特别邀请这些名家亲自到课堂与学员见面对谈。我在课堂
上听到课的有普特南和奎因。他们亲自来向学员介绍自己思考问
题、从事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罗尔斯没有来课堂，‘是诺齐克通知我
们去别的大教室听罗尔斯的课。由于我对伦理、法律、公正等缺乏
基础知识，加上英语听力不太好，听课效果也不理想。因此，只去
听了一次课就不去了。
    诺齐克布置学员事先阅读的参考资料，关于普特南与奎因
的有：
    普特南的著作：
    (1)《心、语言和实在》(哲学论文第2卷)中“分析的与综
合的”部分，“意义之意义”部分，以及“心与机器”的部分；
    (2)《实在论与理由》中的“模型和实在”；
    奎因的著作有：
     (1)《悖论之方式》中的“约定真理”；
    (2)《经验论的两个教条》；
    (3)《本体论相对性》中的“对象之所说”；
    (4)《词与对象》第2章；
    (5)《自然化认识论》；
    (6)《真理之追求》。
    奎因讲得很慢，毕竟那时已年过八旬。他走路的步伐与他说的
话一样，都慢条斯理的。奎因讲完课，我一个人送他出了教室。教
室与他的办公室不远，我一直送他到办公室门口。他一边走一边问
我一些情况。我向他表示希望有机会能在北京看到他。他笑着说，
年纪大了，希望不大了。这是我**次也是*后一次见到奎因，他
是我仰慕已久的著名哲学家，现在也驾鹤西去了，想到此不免一阵
心酸。
    与我一起听课的朋友说，诺齐克当时已是哲学系的负责人，年
轻有为。诺齐克曾说过：“要想知道我下一步会做什么，只要关注
一下哈佛的课程安排就可以了。”我这里追踪十多年前诺齐克的一
门哲学课程安排，或许我们也能从中寻找出诺齐克深邃思想的线
索。诺齐克的早逝，在我心中留下遗憾。借此表达我对诺齐克和奎
因的深深悼念!
    在我编辑本书之前，我正主持一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A类重
大课题《科技哲学与当代科技发展》，这本《感悟科学》正是从这
项课题中得到启发和促动完成的。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本书中
的若干章节已在我其他的书中以及报刊中刊用了。我之所以又将它
们搜集进这本书中，是为表达我一路走来思想的连贯性。本书是我
多年来学术生涯回顾和总结。感谢北京修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金
刚编辑，他仔细阅读过我的原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感
谢张增一教授和蔡肖兵博士协助我为本书的出版做了许多工作。没
有他们的鞭促和帮助，在短时间内要完成这本书，是难以想象的。
更感谢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北京理工大学为本书的出版所作出的共同
努力!
 第三章科学哲学专题研究
    **节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交锋
  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论战
显得十分激烈。不但哲学家参加，而且不少在科学前
沿工作的科学家，尤其是理论物理学家也参加了。这
段时期内，出了许多种哲学家论述实在论的专著；物
理学家也不示弱，不时有论述物理实在问题的著作问
世。如法国物理学家德斯帕纳特(Espagnat)1983年
出版了《对实在的探索》，而美国康奈尔大学理论物
理学教授牟民(Mermin)表明他的“月亮，在没有
人看它时，它肯定不存在”的断言的文章也已发表
了好几篇。
    这场争论也许主要是爱因斯坦和玻尔之间论战的
继续，尤其是EPR佯谬和贝尔(Bell)不等式的实
验检验结果更激起了人们的关注；同时也是哲学认识
论本身所未解决的课题。所以，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关
注这个问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第八届国际和科学哲学(莫斯科)会议，就曾
收到过讨论这个问题的许多论文(本章以下内容即
为这次会议的简略综述)。
  一、量子物理学中的实在问题
  如何正确理解量子实在一直是有哲学头脑的物理
学家和有科学素养的哲学家关注的热点。由于贝尔提
 出他的定理(亦称贝尔不等式)并付诸实验检验而得出了否定结
果，使这场争论在新的水平上更广泛深入地展开了。现在许多物理
学家和哲学家都认为，阿斯佩克特(Aspect)的实验结果*终表明
了有利于反实在论解释。然而，从逻辑观点来看，实在论并没有被
打败。实在论者们已用多种方式作出反应。
    丹麦学者琼·费延(Jan Faye)的《量子物理学中的实在问
题》，在作了上述评论之后，力图从语义学的角度捍卫科学实在论
主张。他说，按照杜密特(Dummitt)的观点，句子的意义在于对
条件的详细说明，在何种条件下这个句子是真的或假的。而实在论
被定义为这样的主张：实在在下述意义上使句子是真或假，即任何
陈述句具有一个确定的真值，它与我们建立这个值是什么的能力无
关(真理条件的超验原理)，且任何陈述句要么是确定地为真，要
么确定地为假(二值原理)。另一方面，反实在论是这样的主张：
一个句子仅有一个确定的真值，如果这个值能被建构的话；真理条
件的内涵原理，即二值原理不是普遍有效。
    但也有人认为，二值原理可以放弃，实在论主张仍可得到维
护。例如，罗斯克耳德(Roskilde)大学的斯蒂格·安多‘佩德森
(stig Andur Pedersen)就认为，二值原理对定义实在论并非重要。
实在论可以坚持存在固定句子真值的某些事态，例如表达不决定性
关系的状态，即表达量子力学中原子客体的不决定性状态。但费延
认为，一旦放弃了二值原理的普遍有效性，则难以承认实在论的可
靠性了。所以，按照费延的主张，为了替实在论辩护，真理条件的
超验原理和二值原理必须同时坚持。
    这里可以看出，在量子物理学的新形势面前，从语言学角度为
科学实在论辩护，这个任务还有许多困难亟待克服。
    美国学者亨利·J·福尔塞(Folse)在他的《实在论和量子革
命》中则认为，这些争论问题的解决，关键不在语义学而在本体
论。他指出，虽然量子革命需要抛弃作为因果描述理想的决定论，
但这个事实并不暗含着因果性在对自然过程的量子描述中不再起作
用。事实上，量子物理学的接受直接依赖于它描述微观体系和宏观
探测器之间因果相互作用的能力。这里的问题主要是为玻尔所强调
的“原子过程的整体性”，以致难以定义相互作用体系的分立的
态。他强调，量子物理学的实在论捍卫者现在必须放弃那种旁观者
的认识论。量子革命的结果要求实在论者用对真理的说明去代替真
理的对应论。这种真理存在于认识者和被认识者的成功的相互作用
中，而不是存在于那种独立存在的自然秩序的表象中。
  二、量子物理的多世界解释
  美国学者贝利·洛伊维(Barry Loewer)提交的《对多世界解
释的解释》，也是尝试维护科学实在论，并且力图维护对物理世界
局域实在论的描述。有一种多世界解释理论是由德维特(Dewitt)
提出的。他认为：“宇宙被分裂成多得惊人的分支，所有测量结果
都是它的巨大组成部分相互作用产生的。”作者称这种观点为SWV
(the Splitting World View)。笔者则不同意SWV，而提出另一种多
世界的解释观，我把它叫做多心观，笔者自称为MMV(the Many
Minds View)。这种多心观同时坚持(a)所有物理系统都服从薛定
谔方程；(b)我们的心理状态永不叠加(super position)使(a)
和(b)为真的唯一途径就是把精神状态理解为非物理状态，由各
种信念、思维等等构成大脑状态。这样便可以解释量子力学问题
了。观察者加电子的演变服从薛定谔方程是完全决定论的，而心理
的演变则按照先前的指令是几率的。笔者自己承认MMV是二元
论。这种二元论用来解释量子理论就是它限于一组心理和与大脑有
关的精神状态完全由大脑的物理状态所决定的。它只是加于量子理
论的个体心理的几率演变。按照MMV，笔者得出七点推论：
    (1)按照多世界解释的基本思想，一切物理过程都服从薛定
谔方程，这里用不着假设有神秘的“塌缩”(collapses)存在。
    (2)与SWV不同，MMV提供了一种解释量子力学几率的途
径。由于物理宇宙演变服从薛定谔方程，所以它是完全决定论的，
与大脑有关的心理演变则按指令因而是几率性的。
    (3)MMV符合我们真正深刻的信念，即精神状态永不叠加，
从而可推出它是与下述主张相一致，即：感觉存在(sentient be—
ings)能够准确地报告它们的精神状态。
    (4)与SWV不同，MMV推出，选择用以表达系统状态的一
组完全的基本矢量，没有任何物理意义。
    (5)这种说明在下述意义上是实在论的：假定整个宇宙存在
一个唯一正确的状态，又假定这个状态不以任何方式依赖于特殊观
察者们所选择观察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