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叙事与中国经验

nbsp;   序
    近半个世纪的世界考古学研究表明，东西方古代文明的衍化过
程具有相似性。然而，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这样悠久的巨大文明体能
像中国这样历经变革而延续不断。东部面向海洋，西部面向欧亚大
陆，此种人文地理特征，不仅为在黄河、长江流域发展中国古代文明
创造了基本的环境和条件，也为中国与世界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
连接提供了相应的可能。
    当然，中华文明之聚合力和绵延性的形成，既与“书同文”即汉语
言文字的高度统一有关，又与“史传百姓与知”的文教浸淫传统密不
可分。诚如晚清章太炎指出，“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而“史
之所记，大者为春秋，细者为小说”，“传固有载故事者也”。以此亦
可见，“史”、“传”虽为汉语叙事的原初样式，但其中早已埋下了小
说、故事、神话的连体因子。中国文学史上的叙事经典，像《史记》、
《山海经》、《聊斋志异》、《红楼梦》等等，经世代披阅、口耳相传，无疑
对民族精神的形塑和汉语智慧的传承起到了无可比拟的作用。
    值得一说的是，汉语世界向来注重叙事活动的价值奠基作用。
在甲骨文里．“叙”为形声字，以又(手)为形，余为声，本义即指排列
 出高下和先后的次第；用作名词，如《尚书·洪范》“五者来备，各以
其叙”，指的是次序、秩序；用作动词，如《周礼-天官·司书》“以叙
其财”，指的是排顺序；而《国语·晋语》“纪言以叙之，述意以导之”，
其意则为陈述、记述。诚如当代法国思想家Paul Ricoeur反复阐释
的，叙述过程所带来的秩序或者统一性、连续性，实际上正是整个价
值世界的基础。
    强调叙事活动与价值世界的内在关联，在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
变局”的近世，尤具深意和针对性。20世纪以来，“兽栏”(尼采)、“城
堡”(卡夫卡)、“铁屋子”(鲁迅)、“深渊”(海德格尔)、“荒原”(艾略
特)、“监狱”(福柯)等空间意象，均传达了中西哲人对世界精神状况
的危机感受；尤其在当下，“诸神之争”不息，“消费社会”兴起，电子经
验已开始取代人们的自然经验——面对现代、后现代的诸多价值困
惑，我们当如何作出回应，如何激活自身的经验和叙事资源，并促成新
的可能性领域的开放，还有赖于人文学界长期而艰难的努力。
    自本根基而不泥古，广采西学而不崇洋。本着这一文化自觉态
度和文化开放精神，我们特设“同济·汉语叙事文学丛书”，以吸纳新
思、交流才艺，展示汉语叙事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创造性成果，并为
促进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尽绵薄之力。同济者，同舟共济也。
以此，我们将视“丛书”为天下公器，诚望海内外同道伸出援手，参赞
其事，共同来见证一个时代的文学步履。
    王鸿生
2007年夏于沪上同济大学

被卷入日常存在
——李洱中短篇小说论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对语言的仪式功能开始了无忌的颠
覆。一个突出的迹象是，在余华、格非、苏童之后，小说家们在兴趣方
面变得更加日常化，而叙事方面更富于技巧性了。如今，他们必须成
为凡人中的凡人，小说家中的小说家。
    这种文化上的世俗取向与学科上的专业取向结合在一起的情
况，似乎在世纪初那场哲学革命里也发生过。当时，为了排除各种无
法被经验观察所证实的知识，打破那些超越于日常生活世界及可感
事物之上的形而上学的精神秩序，维特根斯坦等人发展了一套复杂
的语言分析技术。这项技术的一个积极后果是，从此以后，人们开始
意识到，形而上学的话语，可以表达某些有趣的或充满挑战性的信仰
态度，却不能对生活世界的事实作出陈述。
    剥离事实与态度，即严格区分事实陈述与价值陈述，是现代哲学
(从分析哲学到现象学)对付形而上学的共同策略。不可避免地，这
一思想方法也渗透到文学观念的变化里来，并导致了一系列对经典
理论的质疑。比如“真实”，无论是浪漫主义的“主观真实”，还是现
 实主义的“客观真实”，实际上都不能不意味着“事实与一个观念构
造的结合”。这样，就叙事技巧的严肃性而言，如何在语言中呈现“事
实”，而不是通过语言去达到“真实”，换句话说，如何给出“经验图
像”，而不是如何给出“本质”，便成了一部分小说家的探索目标。
    在我看来，李洱小说的叙事学意义，正系于“反形而上学”这一背
景性命题。抓不住这一点，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正是在市场化的
今天，才出现了这类作品，而这些看上去如此“形而下”的作品，又怎
么会受到敏锐的批评家、青年读者，特别是一些有影响力的文学期刊
(如《收获》、《花城》、《大家》、《作家》、《山花》等)的青睐。但李洱自
己似乎并未着眼于此类“宏大”用心，他不愿意在摆脱一种意识形态
的时候，又落入另一种意识形态，他只是对“事实”感兴趣，只是想为
人，尤其是当代知识者的日常境遇及其心理行为，找到对应的语言表
达方式，并将之妥善地落实在各个叙述环节上。
    大概是缘于阅历本身的提示，李洱迄今关注“人”的兴奋点一向
比较集中，其叙述对象主要是两代知识者：“老师”或“同学”。推想
起来，这两代人当在是否经历过“文革”上有所分属，一般来说，“老
师”辈大多的青年或壮年时期参与过“文革”，而“同学”辈则是在幼
年或少年时期“目睹”了“文革”。有趣的是，在李洱笔下，“老师”的
问题往往出在“单位”，而“同学”的事情则常常发生于“家庭”。前者
所涉及的社会关联域，与后者所敞开的个体关联域，不仅隐含着不同
的观察层面，而且出示了关于“人”的问题的时代性变迁。但作为人
寄予其间的直接的生活共同体，无论是“单位”还是“家庭”，他们显
然都比“旅途”、“梦境”或特定的“历史时刻”更能表明人的日常属
 性。如果将李洱的小说读为某种“抽样报告”，那么，我们的确可以从
中“看”到两代知识者精神状况之间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
当然来自“事实”，另一方面则与观照者与观照对象的不同距离关系
有关。
    对人的隐秘欲望和无能心理，李洱有着非凡的洞察力。在写《导
师死了》、《加歇医生》的时候，叙事人的目光堪称“刻毒”，师长辈有
学识的无知、无能(博览群书，能把自己的“病”升华到学术高度来谈
论)，其失常人格与荒谬境遇之间的隐秘关系(永远需要被治疗，对他
们来说，生活就是互相的“治疗”)，以及种种言行不一和包含于其中
的人格焦虑(身体已走进一个欲望时代，而脑子还停留在一个神性时
代)等，似乎都未能逃脱学生辈无情的审察。到写《白色乌鸦》、《缝
隙》、《悬铃木枝条上的爱情》等篇什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写
“同学”宛若写“自己”，观照位置开始与对象平行，叙事人的目光也
趋于缓和，紧张感消失了，隔代相望的疏离感也解除了，一切显得放
松、随意而疲乏。现在，甚至连爱欲、嫉妒和敌意也非激情式的了，至
多，它们只是作为不可缺少的生活伴随物来到叙事之中，温吞平静，
模棱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