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07-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

德·德布鲁自传
    我在1921年生于法国加莱，我是凯米尔·德布鲁和费南德·德布鲁的儿子。
我父亲是我的外祖父在花边制造业的合伙人，那是加莱的一个传统行业。我的祖
父管理他在加莱和布隆之间的小镇马奎斯创办的印刷厂，直到他退休。
    直至1939年获得学士学位，我一直在加莱市学院求学。在1939年夏季，由
于法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我未能准备巴黎的一个校园中的一个科学高校的
入学考试，而在1939—1940年的学年中在安伯特一个临时数学专业预备班学习。
在1940年夏季，法国被德国占领军分为几个区，我从安伯特到格仑诺伯去，这
两个地方都在所谓“自由区”。1940—1941学年是在格仑诺伯校园度过的，在那
里我学数学专业课程。
    在1941年夏季，我被高等师范学校录取，在那里学习和生活直至1944年春
季。那三个年头在许多方面都是一种异乎寻常的经历。每班进校新生很少(科学
约20人，人文约30人)，而且录取手续严格，这些情况有助于创造一种过热的
学术空气。德国占领下的巴黎的黑暗外部世界也对乌姆路的小天地(指高等师范
学校——译者注)施加一种强大的抑制性压力。在那个时期的我的所有老师中，
亨利·卡坦*有影响。N．波巴基对我的数学爱好也有间接影响。
    我本来打算在1944年春季取得数学助教资格并且就此结束我的正式学习。
但是中间来了D日①；我在法国陆军入伍，被送到阿尔及利亚，丘切尔的军官学
校，然后在德国的法国占领军短期服役以迄1945年7月末。在1945年末和1946
年初我终于取得数学助教的资格。同时我对经济学发生了兴趣，当我在毛立斯·
阿来的书《经济学科研究》(1943)中见到他陈述的，列昂·华尔拉在1874—
 1877年创始的一般经济均衡的数学理论时，兴趣变成终生事业。得到助教资格
后的两年半被我用于从数学归化经济学。在那个时候我是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一
名研究助理，该中心对我缺乏有形的成果连同从一个领域转变到另一个遥远的领
域表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宽容。
    在1948年夏季的几个星期，我参加在萨尔茨堡举行的美国研究讨论会，华
西里·列昂节夫是负责人之一。1948年快结束时我得到一笔洛克菲勒奖学金，
允许我在1949年访问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
大学，并且在1950年前四个月访问瑞典Lappsala大学和挪威奥斯陆大学。我在
萨尔茨堡的日子和我的洛克菲勒奖学金使我接触到法国被割断的经济学的一切科
学发展。甚至更重要的是，在1949年秋季我访问芝加哥大学时，考尔斯经济学
研究会提供给我一个副研究员的位置。考尔斯研究会是我要做的那种研究的*优
环境，我接受了它的建议，在1950年6月1日开始了11年的联系。1945年6月
我与弗朗索瓦·布来德结婚，我们的两个女儿婵德和弗洛仑采是在1946年8月
和1950年2月出生的。
    50年代初的考尔斯研究会证明比我希望的还要好。它好像一个数理经济学
的焦点，讨论每一项*新发展。一小群研究人员在每周聚会，两周讨论会，以及
在许多对话中互相作用。在那个有非常支持性的环境中，几乎我的全部时间均用
于研究，我对帕累托*优性，对一般经济均衡的存在性以及对效用理论的工作取
得迅速进展。在考尔斯研究会的芝加哥时期的*后几年中，我在1953年夏秋离
开那里6个月到巴黎的法国电力公司。那一年阿罗发表的关于应急商品的理论论
文以及水电厂水库中的不确定水量为法国电力公司带来的应用问题引导我研究经
济不确定性，*终作为我的《价值论》(1959)专著的*后一章发表了。
    在1955年夏季，考尔斯研究会从芝加哥大学迁往耶鲁大学，在那个新环境
中我完成了一篇关于市场均衡的论文和我的专著，其目的是对一般经济均衡理论
作公理性分析。我也研究了基数效用理论中的几个问题，特别是在集合的笛卡儿
乘积上定义的效用函数的可加性分解。
    1960—1961年度是在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度过的，主要用
于1962年出现的关于一个经济均衡的存在性的一般定理的复杂证明。在那次访
问中，我接受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项任命，从1962年1月1日开始，不
过在1961年秋季我回到了耶鲁大学的考尔斯基金会，这次作为一个访问者。在
那个学期我开始了关于一个经济的核的工作，那是赫伯特·斯卡夫(Herbert
 Scarf)的工作的继续，然后在斯坦福仍做这个工作。那个工作以后产生我们在
1963年发表的合作论文。60年代中在伯克利，始于1964年发表的罗伯特·奥曼
(Robert J．Aumann)的一篇论文的经济主体的测度空间理论变成我的主要兴趣
之一，如同有关的偏好关系集的拓扑学化问题一样。
    在1968年秋季，我有了几次长休假的**次，访问罗文大学的运筹学和经
济计量学中心(1968—1969年，1971年秋及1972年冬)，英国剑桥大学丘吉尔
学院(1972年春)，耶鲁大学考尔斯基金会(1976年秋)，波恩大学(1977年冬
和春)，以及巴黎的CEPREMAP(1980年秋)。在1968年夏季，我对正常经济
问题发生了兴趣，直到1969年6至7月我访问新西兰基督教会①的坎特布雷大学
之前一直未获答案。我以后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在伯克利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
在可微效用函数的研究，一个经济的超额需求函数的表征，一个经济的核收敛到
它的竞争均衡集的速率，*小凹性效用函数问题，以及(与佳林·C．库普曼斯合
作)可加分解准凸性函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