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明与中韩传统关系

新罗中代文化的吸收利用与儒学教育
一、文化吸收利用的双重含义
　　根据《真兴王巡狩碑》、《壬申誓记石》等金石文资料看，自中古期开始传人新罗的儒学，被王室用于宣扬其王道政治，而在民间，儒学则进一步内化成为新罗社会的伦理规范。中古末期，新罗国内出现了从政治理念上重新认识儒学的文化环境，据史料记载：
　　善德王九年，夏五月，王遣子弟于唐，请入国学。是时，太宗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数幸国子监，使之讲论，学生能明一大经以上，皆得补官。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增学生满三千二百六十员，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于是，高句丽、百济、高昌、吐蕃，亦遣子弟入学。
　　真德王二年，遣伊涂金春秋及其子文王朝唐，太宗遣光禄卿柳亨效劳之。既至，见春秋仪表英伟，厚待之。春秋请诣国学观释奠及讲论。太宗许之，仍赐御制温汤及晋祠碑并新撰《晋书》。
　　前一则史料所记载的是应唐朝要求而出现的现象。它表明儒学已经作为一种理念影响到唐朝和周边国家之间国际秩序的形成。在儒佛道三教鼎立时期，以儒家学说谋求国家安定的唐太宗完善了唐朝国子监的设施，扩大了国子监人员的规模，并主动邀请周边国家的王室子弟进入国子监学习，其目的就是想以儒学为媒介，让周边国家认同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后一则史料记载的则是因新罗需求而出现的情况。这反映了金春秋主动借助儒学来整顿新罗国内统治秩序。金春秋在即位不久，便着手进行了相应的内政改革，至真德王时期，新罗又在国子监设置了掌管儒学相关事务的大舍二人。可以说，新罗中代从儒学中延伸、发展而来的内政改革理念是曾经流行于社会上层的佛教所不能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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