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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中国最佳短篇小说-太阳鸟文学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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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BN：9787205066895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16开
- 页数：367
- 出版时间：2010-01-01
- 条形码：9787205066895 ; 978-7-205-06689-5
内容简介
《太阳鸟文学年选-2009中国*佳短篇小说（十二周年版）》，本书在传统阅读的基础上，打开了文学的多元生存空间，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它更多的是参与其中，而不是以客观审视或居高临下的姿态亲近现实，它关注生活，靠近民众的阅读心理。因此，本书不奇异、不乖张、不空蒙、不小资，平实、亲切、生活、现场，就是它的特点。
前言
在沉潜中蓄势
罗振亚
短篇小说是一种利弊混凝的文体。它简洁精致，爆发力强，擅长在片段或瞬间的现实、心理世界之间跳闪腾挪；但也隐含着先天的缺憾，论气魄、容量无法和中长篇小说比肩，论真实、迅疾难以同新闻报道抗衡，它要在有限的时空内，达成结构、细节、语言和叙述调式的有效综合，难度大，要求高。这种文体特质决定短篇小说的命运不会一顺百顺，也不会永远黯淡无望，其文体与时代语境谐调之时就将繁荣，而和时代语境悖裂之际则必走向衰颓。
在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史上，短篇小说曾经长期翘楚文坛，极尽荣光，鲁迅、郁达夫、沈从文、萧红、孙犁、汪曾祺、王蒙、高晓声……可以开列出一串闪光、响亮的名字。然而几度春秋流转后，短篇小说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间的跋涉路上，伴着“文学终结论”的聒噪声，无奈地成为边缘化的“弃儿”，个体经验的狭窄、孱弱，精英分子的溃逃，使它遭遇了短暂的集体性暗哑，不时地充当一下中长篇小说的“配角”和“替补演员”。进入新世纪以来，经过调整的短篇小说似乎又获得了再度复苏的可能。且不说作家阵容愈发壮观，除却一直坚守短篇阵地的人之外，一些中长篇的行家里手也纷纷开始光顾短篇，几代同堂，交相辉映，生气勃发；也不谈每年三千多篇的数量生产，持续不断．平稳中渐次攀升；单就质量与影响而言，也有许多值得逐步发扬、光大的“亮点”。虽然目前还没有契诃夫、欧•亨利、莫泊桑似的大家面世，也缺少足以与《套中入》《麦琪的礼物》《项链》等经典文本媲美的佳构；但作家们已练就出一种从容的气度，不再关注主义与宣言，而能不温不火、不急不躁地致力于小说本体的打磨与建设，题材阔达．孕育了个人化写作的奇观，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双向维度上，都已有丰富的存储和独立的主见。可以肯定，短篇小说正在沉潜中积蓄力量，以属于自己的声音酝酿、寻找着突围的机会与方式。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在林建法先生编选的《2009中国*佳短篇小说》阅读中，再次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信息。
“此岸”世界的抚摸
短篇小说不是时代路轨上空载的列车，它总应当承担一些什么。50年代“干预生活”的成功和新时期之初“轻骑兵”的效能，也在提醒作家，短篇小说要获得读者认可，必须介入现实，传达社会良知和群体意向，过于纯粹的选择只能是自设迷津。但是这种介入该有一种艺术化的方式和必要的尺度，那就是决不能让功利观念完全扼制、泯灭文学价值，因为短篇小说有一点和诗歌的精神是相通的，它没有直接行动的必要。80年代之前的当代短篇小说之所以在文体建设方面建树不多，主要症结是过度讲究政治至上，服务于意识形态，超重地负载政治批判、道德说教等严肃或宏大的命题，导致了审美个性的萎缩乃至丧失。历经80年代的观念至上、形式至上，进入个人化写作的90年代后，短篇小说由于商业经济、影视媒体、大众文化与微型小说的合力夹击，退缩到中心和主流之外；但也绝处逢生，走向了文体意识的觉醒。作家们清醒地感到，该尽量把短篇小说从意识形态层面剥离，从承担忧患、责任、理想、道义等沉重因子的“机器”上卸载、松绑，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片断、场景和情思中，定位它的生长空间；即便遭遇阔达的历史与现实题材，也要努力从细节进入，重在揭示人的生存状态、精神风貌，把历史与现实个人化。在这种艺术观念的烛照下，十几年来的短篇小说虽然依旧重视艺术和现实之间的有效关联，也不绝对地排斥永恒、超验的领域；但不再青睐政治社会形态、文化精神层面等重要问题的直接观照，对抽象、绝对的“在”也无特殊的兴趣，而多是从人的本位出发，走“及物”的路线，将当下*平凡、*真实的日常生存和情趣作为根本资源，在“此岸”世界的抚摸中，建构自己的形象美学。
随意打开一篇当下小说文本，即会感受到凡俗化艺术之风的拂动，仿佛它写的就是你周边普通的日常经验与平淡生活，其具体甚或琐碎的细节、情境，几乎取消了与现实间的距离。如夫妻两个一同恩爱地生活了很多年，可是有一天丈夫远走他乡，和别人产生了感情，当他再回来和你办离婚手续时，虽然声音、习惯和记忆中的一切都是老样子，但变得客气、疏远了。尽管自己还一如既往地爱他，对他身上的气息还强烈地依恋着，却也只能强作欢颜，隐忍、平和而坚强地与他分开，安慰自己生活终会带来蘑菇一样的好滋味。这就是柳营的《蘑菇好滋味》里流动的全部故事。故事展开的常态生活影像，完全是当今男女情感世界中一道司空见惯的景观，连一个手势、半片树影和狗的叫声，都保留着鲜活、蒙茸的现场感；只是作家巧施艺术魔法，把故事里女性的心理波澜处理得节制、古典，有种让读者心随其动、欲罢不能的美。再有接、送名片可谓平日里常见的现象，和吃饭、睡觉一样，已引不起人们的注意。可范小青的《我在哪里丢失了你》却平中见奇，从中发掘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深刻蕴含。刊物主编王友和各种人打交道，收到很多名片，其中有两张给他留下了清晰的记忆。一次是不十分熟悉的朋友间聚会，桌上互送名片，分手时走在前面的朋友顺手把杜中天的名片扔掉，他忙捡起来和那位朋友说“你掉了东西”，不想那位朋友却说“是我扔掉的”，结果恼羞成怒的杜中天抢过名片撕个粉碎，拂袖而去。还有一次是一个老太太拿着王友的名片找到他，说他是老伴许有洪的朋友，可他怎么也记不起许有洪其入。当他应约到许家谈话，老太太说许已去世半年多，并看着遗像讲起许与王友交往的细节，他开始疑惑不已，继而为安慰老太太顺着她的思路编排，*后老太太把他揭穿，说自己说的也是假的。两个“事件”似乎没啥联系，却有共同的旨向：现代社会很多人都患有都市流行症，痛苦孤寂，人和人之间表面真诚谦让，充满热情，实则勾心斗角，互相猜忌，虚情假意的巴结是为了功利、实际，高声大嗓的背后也许只是逢场作戏，对之没必要当真。试想，一个靠印刷体名片维系的社会，还有多少真情和温暖可言？原来小说对“名片文化”的凝眸，已有透析人类隔膜、疏远的精神状态，并间接唤醒社会对之警醒、抗衡的功用。
倒不是出于偏见，我以为相对敏感细腻的女作家喜欢逡巡于形而下世界，以求得和日常生活的内在呼应，一点不足为怪；但事实上男作家对身边的家务事、男女情也同样具有乐此不疲的兴趣。王手的《谁的声音》表现的不过是邻居间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论何时，只要楼上“我”家有一点响动，哪怕是正常的声音，楼下马上用木棒捣天棚，“洞洞”地回敬，为此两家很不愉快。“我”去信“商量”，希望彼此多些理解，结果楼下的非但没收敛，反而不久“告官”，请“司法”来解决，矛盾公开化了，两家隔阂日深。无奈之下“我”和妻子搬家，吸取“老房子”的教训，特意选了一楼，结果渐渐妻子也开始抱怨楼上的“声音”。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原来楼下的“丈夫”那里，知道他妻子因工作压力和刺激，患有“癔听症”，且已服药自尽，“我”和妻子为无意间伤害“她”感到十分难过。该小说的魅力在于从邻里间的“声音”切入，传达了作家对人类生理、精神疾病的悲悯关怀，既复现了现代文明挤压给人们带来的生理疾病，又不乏对人与人之间冷漠、寡情的精神疾患的隐性反思和批判，常常正是彼此的狭隘、计较，缺少宽容、理解和沟通，“以暴制暴”，一点小事*终导致关系恶化，造成大祸。尤凤伟的《门牙》更把镜头对准这二十几年在城市里频繁闪动身影的农民工，显影了马树德几天里的生活与心理状态。外出打工的马树德因拿不到工钱，原本半年就该回家的他，三年后才返乡。中间妻子何菊到城里和他住过三天，然后她在乡下怀孕、生子。满怀欢喜地到家后，马树德发现儿子长的两颗突出的“门牙”一点不像自己，疑惑而愤懑。经仔细查访，他发现妻子给他戴了“绿帽女性的尊严和矜持同时，也拆除了记忆与现实、梦与真间的围墙，使文本氤氲着浓郁的抒情性。毕飞宇的《睡觉》也是观照被包养的边缘女人，但读罢全篇对其中两个“狗男女”却讨厌不起来，这固然是因为他们也属于不幸之人，品行难用一个“坏”字包容；但主要在于小说的语言魔力，把他们的懒散生活状态和孤寂忧郁的感受传达得苦涩而现代，带着一定的艺术美感。在娓娓道来的语言流动中，景色风物宜人，细节生动精致，节奏张弛有度，文间或镶嵌的一些诗一般的比喻和语汇，和着短捷、通透的句子，透出一股沉静和清爽，即便是其中的肉身化描写，也因语言的轻灵和健康的精神向度导引，而进入了灵魂的高蹈层面，使主人公小美灵、肉分裂又纠缠那种破碎、细腻而深刻的心理痛楚，某种程度上成了病态时代心理痛楚的缩影。如今是短篇小说篇幅和句式越来越长的时代，仿佛长篇幅、长句式可增加思想和情感的含量似的，((睡觉》的成功对之是一种有力的反拨，其实短篇小说首先应该从语言上短下来、慢下来，这是一门值得严肃琢磨的学问。
也有一些作品通过文体的大胆历险，冲击读者渐趋麻痹的阅读神经。韩少功的《生气》说是小说，却抛开场景、细节和故事，全靠一个老女人九段心理独语连缀而成，非但不枯燥、沉闷，反而把一个患有严重心理失衡症的“神经质”女性刻画得贴切鲜活，入木三分，妙趣横生，老女人无所顾忌的连珠炮似的强势编排、谴责和谩骂，是病态精神症状的表现，也折射出现实社会中确实存在的腐败、愚昧、虚伪、黑暗现象，堪称独语体的胜利。史铁生的《猎人》、《算命》、《为无名者传》等一组小说，则近于传统的笔记体，言简意赅，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耐人咀嚼，文气疏朗畅通，白描甚为讲究，语言简隽而有韵味，几乎达到了“无技巧”的境界。黄孝阳的由《麦城》、《稻城》、《菽城》、《桑城》、《梦城》等组构的《诸城颂》，和史铁生的小说异曲同工，不说风格诡谲神秘，光是那种别致的结构方式，就会引起读者探询的浓烈兴趣。
2009年短篇小说的多元技艺滑翔，是个人化写作彻底到位的体现，增添了当代短篇小说艺术天地的绚烂和活力；并且它们都没有将形式探索当作终极性目标，而追求技艺的强力打造与深邃的思想发现结合，这既保证了形式的意味化，也是当下作家逐渐克服偏执、向成熟迈进的表现。
并非题外的话
我这样评价2009年的短篇小说，并不意味着它已进入理想化的状态；相反它和近几年的短篇小说类似，存有一些必须警惕的陷阱：作家们远离打旗称派的炒作是一种进步，但每个人都陷入自己的世界，整体冲击力势必减弱；作家们多沉于故事情节的经营和深邃主旨的发掘，能够让人过目不忘的人物形象却没有活起来，理念也没有很好地融入形象之中；不知是编者的兴趣使然，还是作家们想象力不足，除个别文本外大部分作品执着于现实，没写出存在的多种镜像和可能方式；现实关怀倾向显豁的作品，大多数没有提供出超越人们已有经验的发现和思考，虽然圆熟却少突破；个别作家“耍大牌”，态度欠严肃，作品结构随意芜杂，意蕴有时也过于浅白；特别是多数作家都在非常态的题材中书写，有猎奇之嫌，仿佛只有这个空间才能让短篇立足，说穿了是从日常生活里锻造文学“金子”的能力不足。
但是，像断定2009年的短篇小说比2008年、2007年有本质上的起色与改变是不现实的一样，由此就指责2009年的短篇小说太“水”，肯定也是短视的偏见。我以为2009年的短篇小说整体上是波澜不惊，日趋成熟的，它没有让众多读者的心理期待落空，它的存在本身即宣告了在新世纪的今天，短篇小说并没有沉寂．它正在以平稳、坚韧的沉潜，酝酿、生长着一种美学精神，积蓄、寻找着突破的力量，说不定哪一天它在中国文坛荡起一股汹涌的大潮也未可知。
不能说林建法先生选编的《2009中国*佳短篇小说》，完全代表或覆盖了2009年所有的短篇小说，因为任何一个选本要想做到绝对全面、客观、公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相信林建法先生严格、挑剔而又敏锐、独到的眼光，二十几年苦心孤诣经营《当代作家评论》的经验，和坚持数年的小说选本所赢得的口碑，足以证明一份文学经典产生的艰难和必然。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连现代文学大家在世时尚且说“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像这种和对象之间没有拉开必要时空距离的小说年选，也是可有可无的。其实他们忘了文学经典的筛选、确立和成熟的当代小说史撰写，都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它们必须经过几代人坚持不懈的积累和接力，才能*终成为现实。从这个向度上说，年选工作的价值就是及时、深远，毋庸置疑的了。所以我要特别感谢林建法先生，感谢他为功德无量的小说年选工作付出的辛劳，感谢他赐给我提前阅读2009年优秀短篇小说的机会，感谢他对我这个小说研究“门外汉”的信任，给我创造了一个学习和言说的空间。
我知道外行的话已经说了不少，赶紧打住。子”，孩子是高玉奎的种，于是约高到水库了断。马树德看到刚处理掉“门牙”的高玉奎惶恐、丑陋的惨象，憎恶不已，让高滚蛋。他再次提刀要去雪耻时，发现侧前方树下抱着孩子向这边凝望的妻子，一下子钉住了……农民工这个语汇，是和背井离乡、妻小留守、食宿寒酸、精神流浪连在一起的，其中还牵涉到一个更大的生理烦恼——性的问题。按照以往的理解，《门牙》的“性”故事当属典型的底层叙事，只是它已超越那种以底层苦难情境反映为标签、博得写作伦理优越感的肤浅行为方式，不重在表现农民工在都市的苦难经历，而把农民工归乡作为起点，在见证底层农民的心理搏斗、被侮辱损害的真相同时，进入了农民工深层的精神疼痛与困扰视域。马树德是该怪妻子失节不忠，还是怪高玉奎好色勾引，抑或怪自己没尽丈夫之责？在无尽的怅惘笔调里，小说的批判矛头指向了变动着的社会结构，是工业文明入侵的神秘、强大力量，将农民拖向灾难的深渊，看来人类的一切进步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啊。
当年维特根斯坦曾经感叹，要看到眼前的事物是多么难啊！而今的短篇小说写作者通过和日常生活关系的确立，在传统理解中*没文学的地方重构文学，这既证明日常生活对于短篇小说的举足轻重，恢复了语词和事物、生活之间的亲和性，也显示出作家们对客观世界的处理、把握具有高超的水准。并且正如卡洛尔•奥茨所说，“世上没有‘大’事情，只有大手笔”。，“此岸”凡庸、琐屑的生活抚摸，同样能孕育出境界、思想俱佳的优秀之作，关键是作家必须具备驾驭对象的底蕴和能力。在这一点上，2009年的短篇小说没令人失望。虽然它们不断和人间烟火气浓郁的日常世相邂逅，也不刻意去追求审美对象之外的微言大义和象征旨趣；但并没被世俗的尘埃淹没，翻版早年“新写实小说”日常化叙事那种废话连篇的絮絮叨叨，反倒因作家超常的直觉力和认知力，在贴近具象的同时又能超越具象，使“小”、“俗”的题材开拓，获得了现象学理论倡言的“现象即本质”的效果，具有了“大”、“雅”的境界与精神，成为充满思想新见和有关人类知性看法的智慧体。前面列举的小说对底层命运、现代文明负价值的诘问和思考，已很难得，潘向黎的《满月同行》、迟子建的《解冻》与阎连科的《小安的新闻》更能给人一种智性的满足。
《满月同行》的底层结构具体而质感。主人公宛若生活在他人看来非常幸福的家庭，住有别墅，出有汽车，收入稳定，丈夫优秀，女儿乖巧。可由于白日里女儿老师的蔑视，女儿和丈夫的冷落刺激，也受刚辞职的保姆“没意思”的情绪感染，她决定离家出走。先在咖啡店喝咖啡，然后坐火车离开上海。中途上车、婚姻不幸的中年农妇的真诚艳羡和赞美，年轻夫妇逗弄孩子其乐融融的场景，又让她觉得自己的家很和睦、幸福，于是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下车，打出租回了上海。从表面看小说敞开了生活单调也丰富、平庸又温馨的本相，记录了女主人公的心理流变过程，但是观察、描写的深入，已使其上升为对生活、生命滋味的形而上咀嚼和领悟，和钱钟书的《围城》一样，成了生存困境的精神洞悉。因“对手”加入，宛若感到单位是围城；挨到下班女儿的哭闹和丈夫的奚落，她觉得家庭也是围城；回想情感的来路，婚姻又成了围城；要从上海逃到城外，结果不知该向何处，发现外面的世界仍是围城。真是“人生处处皆围城”啊1人生的本质即一座一座围城的连缀。宛若精神未遂的逃离所昭示的灰色认知，赋予了文本丰富的启悟力。迟子建的《解冻》也写“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乍暖还寒时节，小腰岭村小学校长苏泽广接到教育局通知，让他后天去兴林开紧急会议，并注明此事机密不得外传。回家和妻子黎素扇说明情况后，二人联想到以前的运动，都觉得凶多吉少。之后苏泽广把水挑足，往地里送粪，嘱咐未成人的合图，还特意到年轻时追求过素扇的王统良家，婉转请求对方日后帮助照顾家小。一切“后事”安排妥当，苏泽广离开依依不舍的妻子前去开会，五天后神采飞扬地回来了，说去兴林只是看了两部电影。傍晚去感谢王统良时，王表情平淡，到家后餐桌上也没想象的七碟八碗，简单寡淡，睡觉时妻子推脱不舒服没让他接近，日子又和开会前一样不成不淡起来。小说的题目“解冻”乃隐喻性意象，兼指冰雪消融的时令季节与“恢复高考两年”后的现实政治形势，以之为中心结构全篇，自然使“解冻”空间里的一些意象、细节浸染着形而上的意蕴，从苏泽广夫妇心有余悸的表现、与政治间的紧张关系，不难体会“文革”阴影的浓厚和作者的历史批判意向；但作为心理表现的圣手，迟子建写作《解冻》的重心不是恢复、雕刻那个时代，而是将其降为远景，着眼于其在“小人物”心里激起的波澜，表现他们的惊恐与淡定，善良和坚韧。并在无意间触摸到澄明的智慧内核：突如其来的“变故”会测试出入性的深度和亲和的力量，当生活按正常轨迹运行时，人间的关系也许平淡如水，而一旦遭遇苦难、困境，理解、同情、支持和爱就将演绎出生活的温暖与美好。这种人性的洞察和张扬，为作品平添了几许清丽的辉光。
如果说潘向黎、迟子建的言说，已打破理性、知识、抽象等存在常和男性联系、而和女性互相背离的神话，抵达了智慧福地那么阎连科以形象为依托的思想表演，更透着一股举重若轻的艺术风度。他的《小安的新闻》在擅长的题材领域挥洒笔墨，收放自如，平静地道出了乡土生命的悲剧过程和实质。爷爷去世后小安只想做两件事，一是买电视，二是上电视。买电视的细节见出小安的执拗、自尊和一点狡黠。他声称买电视是为了却爷爷的遗愿，为免除别人的轻视他强调自己有钱，有力气，看上样品根本不顾及别人的劝告和包装开封与否。上电视则透出掺杂孩子气的理想意识。他搜肠刮肚地想上电视新闻，找不到新闻*后制造新闻，从三四层楼高的树上跳下摔死，结果新闻效应有了，乡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扛着机器来录制，但却始终没有播出。两重事件共享着一个主题空间：当下走出贫困的农民萌生精神生活的渴望，值得肯定，只是未受文明教育的愚昧，让他们找不到实现精神富足的渠道和方式，困扰中国农民几百年的启蒙事业还没完成，农民仍需精神的洗礼。同时小安的买电视、想上电视，也折射着话语意识的觉醒，和农民对独立自由、话语权的渴望，他以为拥有电视就拥有新闻或话语权威本身，他寻找新闻、以生命制造新闻，就是想争夺话语权。而他这种意识*终的崩断，话语权占有者——新闻和话语权争取者——小安的结构对立，使文本充满了强烈的反讽意味，小安想获得话语权爬上杨树，电视台却想将他的上树行为给出要“观看村里改革开放的形势”的意义，但小安往下跳时出了意外，“新闻太大了，反而让人家没法播放”，新闻制造者怎么也获得不了话语权。那么到底是谁害死了小安？是自由的渴望，是话语权的诱惑，还是传统文化中的声名观念？都是，又都不完全是，小说留给读者思考的内涵是难以彻底穷尽的。它让我更加坚信，所有文学艺术的*高层是理性思考，优秀的作品总是在生活、情感的律动中流贯着智慧的节奏。
“文明病”：在城乡两极之间
费孝通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是中国自然和人文状况的整体背景；因此从乡土透视去把握民族的性格与心理，就成为一个理想的角度。正缘于此，新文学中的短篇小说一度就凭乡土题材走红天下，鲁迅的浙东民俗、沈从文的湘西牧歌、沙汀的川北性情几乎家喻户晓，至新时期乡土书写的成就始终居高不下，远发达于都市叙事，汪曾祺、贾平凹、苏童、迟子建等都有不俗的表现。一直到200 1年，谢有顺先生在给当年“中国*佳中短篇小说”选做的序中，仍指认“入选的小说几乎都是写农村故事的”。短短八年过去，情况有了很大改观，从2009年精选出的三十余篇作品看，主体还是由都市和乡村的两极文化结构而成；但都市观照与乡土表现的比例已不再像以前那样一边倒，甚至都市题材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上扬、压倒之势。
那么都市文化在文本中是什么形态，它与乡土文化的关系如何，作家们对都市经验和存在的把握是否到位、成功呢？现代都市乃神奇而令人压抑的存在，摩天大楼、接踵商场、电报手机、车水马龙，写就了令人目不暇接的繁华喧闹，同时西式快餐、匆匆步履、尾气噪音、乞丐妓女混杂，也让你心烦意乱，孤寂浮躁得无所适从。如今短篇小说早对为都市浮光掠影地画像生厌，能写出声音、色彩、气味、形象与节奏背后的都市灵魂，是作家们一致的企望。也许是传统审美积淀的影响力太强，也许是都市的确充满太多的异化现象，也许是作家骨子里的理想情结太重，也许是几者兼而有之，入选作品对都市的文明与进步热情礼赞者少，更多的侧重展示林林总总的黑暗、丑陋现象，聚焦于都市对自然、人性的异化和损害，日常生活和人类心理的困顿、灰暗，一些作者在不自觉间充当了都市“精神啄木鸟”角色，好像对都市怀有先天“偏见”似的。如张楚的《夜是怎样黑下来的》就是一颗都市阴暗灵魂的高清扫描图。老辛一门心思要搅黄儿子晶晶和女朋友张茜的姻缘，原因不是张茜长相普通、性格过于大方，而在于她那双仿佛能够洞穿一切的鹰隼般凌厉的眼神，令人胆寒。张茜和晶晶谈话时对老辛“色”的指认、“狡猾”的判断，似乎将他以往的工于心计、道德龌龊“戳穿”，所以张茜是他必然的“敌人”。可当他自以为已拆散儿子与张茜，在学校宿舍把行男女之事的儿子和张茜堵个正着、挨了耳光的儿子跑掉、张茜跪在他面前求他原谅时，他却下意识地将自己的手由张茜的头发移至耳垂、脸颊，继而移向嘴唇，被对方骂了一句“老不正经”，他顿觉夜黑下来了。老辛暧昧的情感和动作，对自己此前“义愤填膺”于张茜的无声否定，暴露了人性的阴暗、卑鄙，和灵魂深处的“小”字，它们虽微妙隐蔽，但在作者手术刀一层层、一段段的剥离下却异常清晰。田耳的《寻找采芹》属于嫖娼、卖淫、吸毒、抢劫、包二奶等丑、怪社会现象的透析系列，它讲述了一个复杂的婚外恋故事。廖老板嫌妻子无情趣，假借招导购之名，把搞推销的采芹留下当“二奶”．后来采芹觉得廖老板对“爱”不专一而失踪。小说写的就是廖老板寻找采芹的过程与细微感受。在私人侦探的指引下，廖老板以铅锌矿承包商身份，带车到朗山县屋杵岩村，住在采芹的未婚夫李叔生家，不断地和李下棋，以输钱笼络他，“守株待兔”。几天后终于等来采芹。通过一番激烈的心理较量，廖老板以十万元的身价把采芹从李叔生那领回到自己身边。随着采芹不断成熟、实际，对他愈发顺从依恋，他在采芹身上再找不到当初二人在一起时年轻的情趣，有了一种说不出的疲倦和平淡。廖老板的心理变化揭示了一个道理，世上很多事情虚无飘渺、若即若离时很美，而一旦这种东西被你占有，和你没有了距离，那种奇妙的感觉就会逐渐减弱、消失；但小说的真正落点，恐怕还是文本中三个人物的“黯淡”表现所引发的人性沉沦与悲凉的喟叹。廖老板坑蒙拐骗，李叔生见钱眼开，受侮辱*重的采芹无丝毫的刚烈、节操和善良可言，置身于这样被金钱主宰却少廉耻之心的世界，人无法不疼痛、愤慨、绝望，因此小说中无一贬词，否定之情却昭然若揭。而对讽刺一向情有独钟的劳马，更以《小说一组》对都市社会或明或暗的病灶进行了集束性“显影”，堪称新时代的“儒林外史”。《探视》里的导师赵先生特别愿意去医院探望病人．貌似关心别人、看重感情，殊不知他是想从病人的痛苦里寻找愉悦，幸灾乐祸；《金嘴》中号称“金嘴”的大学同学“焦大头”，课讲得叫座，可惜完全钻进了钱眼儿，一心琢磨自己“话”的含金量，和同学见面懒得动口，以至于与老婆聊天时居然伸手讨价；《有意思》写的年轻教授小侯，口口声声*瞧不起当官的，可后来却抓住机会做一个县级市的挂职副市长，成了自己骂过的“小官僚”。至于《上学》与《万能》，则是目前大学里金钱开道、教育腐败和盲目崇拜知识的愚昧思想的曝光。由于作者所写的现象和细节，多从现实生活中生成、捕捉，所以能把讽刺落到实处，使作品的典型性、主旨极具概括性和说服力，它们对当代知识分子温文尔雅、纯粹清高、体面尊严背后那种尔虞我诈、重利轻义、口是心非真面目的呈现与批判，振聋发聩，体现了作者强烈的担当精神和忧患意识。
不仅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每个精神生产者的心底都蛰伏着精神还乡意向。记得海外学者顾彬在其《中国文人的自然观》中断言：每当我们对文明生活的复杂性感到厌倦的时候，就会向往一种更“接近自然”或“淳朴”的生活方式。此言不虚。似乎是一个悖论，人类早已在消受现代化的种种便捷和好处；可却时常怀想、迷恋逝去的桃花源式的乡村文明。(《寻找采芹》《夜是怎样黑下来的》《我在哪里丢失了你》等给出的都市，有如沈从文当年揭示的，是一片人性扭曲的昏天暗地，充满放纵的肉欲和金钱的铜臭，有生活而无真正的生命。对之作家们在化笔为刀，对准社会的“毒瘤”和“盲点”的同时，自然把情感移向另一极文明即乡村世界，那里曾被视为理想化的精神故乡，有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思想依托。而如今的乡土是否还能安放被现代文明驱逐的流浪灵魂，保持着传统的淳朴和谐？回答在两可之间。刘庆邦的《沙家肉坊》让人窥见了乡土卑微生命的人性和尊严的复苏。马安阳是撇家合业的窑工，每天靠绰号“火箭”的骡子从窑下往出拉煤挣钱。情感生活的饥渴，使他一次趁机勾引了隔壁窑工牛有坡之妻杨妹喜，而后一有性欲就和杨妹喜说“我想哭”，杨妹喜就满足他，二人长时间保持着性关系，而牛有坡一直被蒙在鼓里。速度、力量都令人羡慕的骡子“火箭”的突然患病，使微妙的人物关系发生了变化。马安阳在兽医老关那里知道“火箭”的伤腿已无法恢复，只能送到沙家肉坊杀掉，不忍亲自去卖，牛有坡代他去屠宰场时，看到残忍、血腥的杀牛场面也实在“受不了”，又把“火箭”牵回。结尾写道：“从那以后，马安阳再没有对杨妹喜说过‘我想哭’。不管牛有坡在不在家，他都没有再对杨妹喜提过任何要求”。马安阳是觉得牛有坡和自己一样都很可怜，若再去占人家老婆的便宜，就无异于屠宰工对骡子的屠戮了，于是道德意识开始觉醒、自律起来，他以为下等人也要堂堂正正，有人的准则和尊严。我以为绝非无心的巧合，作品里三个人被作者有意的分别设计为姓马、牛、杨，它们的谐音马、牛、羊和“骡”恰好构成了一个动物系列，这种设计隐喻着窑工生活、命运的凄苦可怜，也与人的精神达成了一种呼应，“骡子”作为牲畜尚通晓人性，那么作为驾驭牲畜的人又将如何？马安阳身上“灵”对“肉”的*终战胜，人性和人格的猛然觉醒，向善的意识与行为，是一线人性曙光的复苏。等张惠雯的《垂老别》这个关注老年赡养“问题”的小说，就只能给读者增加沉重与悲凉。一生含辛茹苦将两个儿子带大的王老汉，风烛残年时却落得没人收养的窘境。经协议，他在兄弟俩家一家一月地轮流住，可在乡下老大家一个多月，住在镇上的老二也没来接他，老大媳妇不容他。没办法他弟弟王安请来村长，三更半夜带他到老二家评理、劝说，软弱的老二、刻薄的媳妇只让他在楼下沙发上将就一晚，第二天还要把他送回老大家。为避免两个儿子吵架，不让乡亲耻笑，天还没亮他就从镇上艰难地走回老大家，收拾好铺盖，拖着病腿，走上了流浪的乡土路……养儿防老是中国人代代相传的正常心理，可王老汉却这般无助、无望，卑琐凄苦，在儿子面前处处谨慎“畏缩”．生怕失去亲情和一个父亲的尊严。兄弟俩的互相推诿，王老汉的欲哭无泪，折射出当今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传统伦理观念正在惨淡地崩塌。作品对传统断裂和悖反现象的书写，对当下国人卑琐、冷漠的灵魂构成了一种冷峻的精神拷问：翁媳、父子、兄弟之间尚且如此，人间还有何真情可言？如宝贵的美德尽失，中华民族还有啥值得骄傲？若“道德滑坡”持续不断，入与动物又有何异？它的背后潜存着对亲情、温暖和美好传统回归的期盼和呼唤。上文论及的《门牙》中马树德的精神遭遇，也表明乡村的美好记忆在逐渐黯淡，纯朴的人性在悄然流失，本来可容纳农民工从都市退守的土地、伦理和亲情，已被背叛、冷漠与利益无情地置换，别说乡村世界的桃花源般的诗性和生命的高贵荡然无存，就是正常的社会、人伦秩序也无迹可寻了。
城市在很多作家笔下是一片没有希望的“荒原”，乡村在现代文明的侵袭下也逐渐失去传统的光泽，无可皈依，人性真空的悬浮，使许多看重精神质量的心灵饱受折磨，打上了痛苦的烙印。好在生活不都是漆黑的一团糟，作家们对城乡两极文明“社会病”的观照，也只是放大了问题的某些侧面，无全盘否定之意；并且因深刻的批判精神和悲悯意识压着阵脚，基本没有迷失．他们揭出“病苦”仍是希望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进而实施对人类的救赎和拯治。事实上，生活里丑恶、肮脏与虚假的东西固然不少，但也有美好、高贵和真实的事物、情感存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城乡两极文明的差别日益缩小，对立状态也开始向缓解乃至互渗趋势转换，它更要求作家超越狭隘的二极对立思维，以更宽广、博大的视野和襟怀去透视。于是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叶弥的《蔡东的狩猎》、裘山山的《致爱丽丝》、于晓威的《羽叶茑萝》等“亮色”作品。《蔡东的狩猎》承续作者一贯的主题，探索人的命运。狩猎内涵是双重的，它必构成猎人和猎物的一种关系。小说里除了那些可以用枪猎取的，小梅也是蔡东的猎物，她从游泳馆的救生员，成为一个富有、高贵的女性，包括她家人的住房，都是靠情人蔡东供养，所以她对蔡东言听计从。但是所有的猎物都不是天生注定要驯服、被玩弄和捕杀的，在和蔡东及他的三个朋友打猎时，小梅接受蔡东的枪托敲打、语言侮辱以及当众的肉体折磨后，脱光衣服只身游到湖对岸，摆脱了被猎杀的命运。也就是说，小梅主体自觉的意识苏醒了，在情人高干子弟的背景、花不完的金钱和女性尊严的选择问，她已能把握住生命的正确方向，在赴打猎的约会之前，就下定了离开蔡东的决心。而她做出勇敢叛逆的支撑点就是自由，是对自由的向往，是不自由毋宁死的生活信念。作品对“特殊职业”女性尊严意识施予的善意关怀，打捞起了未完全沉沦的人性与道德光辉，保证了伦理向度和精神重量的获得。《致爱丽丝》更洋溢着圣洁的人性美，充满沁人心脾的爱与善的温情。读不起高中的乡下姑娘九香，到城里的素梅家做保姆，她淳朴善良，聪明听话，很快就适应了工作，和主人的女儿爱丽丝感情深厚，也讨素梅的喜欢。为在女儿身上实现自己学习钢琴的梦想，素梅想方设法，可爱丽丝偏偏不愿学，并瞒着素梅，让九香替她弹琴，自己跳喜爱的舞蹈。一晃七年过去，爱丽丝上了初中，九香凭着刻苦和坚韧，到爱丽丝曾学钢琴的少年宫做了钢琴教师。一次爱丽丝在作文中披露了事情经过的真相，素梅很感意外，也有淡淡的怅然。后来在已具有十级钢琴水平的九香教授下，素梅终于学会了钢琴，弹奏出少年时代神往不已的美妙乐曲。小说的叙述虽很冷静，但对九香身上不断上进的天性仍掩饰不住肯定、褒扬的情感倾向，也揭示了人的成长与环境的辩证关系，良好的教育可以为人的进步插上飞翔的翅膀，逆境也能激发出入类潜隐的生命创造力，而给逆境中的人一点关爱就是对他们生命*好的推助。在当下真心流失、精神病象严重，人和人之间越发冷漠、隔膜的背景上，纯真美好的《致爱丽丝》的出现更弥足珍贵，它对那些焦渴的心灵，无异于一种及时与必要的慰安，犹如一片温馨、迷人的精神绿洲。这种明亮、温暖的感觉在《羽叶茑萝》中也获得了充分印证。90年代以来，世俗之风、大众文化与庸常琐屑的生活合谋，使很多人沉于物质世界不能自拔，无暇、无心去关注生命的质量。《羽叶茑萝》里的一对大学毕业生林未渊和小琬却是追求“诗性”的人。男的供职于死气沉沉的县剧团，终日憋闷，女的被中学教学和摇篮里的孩子拖得疲惫不堪，经济拮据。为实现举办一个“作文辅导班”的梦想，他们夫妇忍受了教育局、环保局的批评，在只有七个孩子的情况下，照常开班、授课，从中得到了微薄收入外的另一种乐趣。这两个小人物的思想和行为里那份诗意，正如夺目的羽叶茑萝，是理想和美好生活的象征，是向上生命哲学的一种昭示，是对世俗化之风的*好遏制，并对读者有一定的启迪。不是吗？穿行在灯红酒绿、物欲横流的世界上，人活下去还是需要坚持一点什么，有一股精神的，有了它生活就不至于彻底被下降的尘土掩盖，就会拥有一点诗意的葱茏。
技艺之路上的个人化滑翔
虽然在文学和艺术世界里，能够活下去的只能是思想；但我更相信任何文学作品“处理的都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想象的世界”④，说到底也皆为一种技艺的博弈。特别是短篇小说写作，比起其他文体似乎更需要技术的含量，它若失去灵性和想象力的支撑，就将如缺少翅膀的鸟，永远只配在地面泥实而笨拙地舞蹈。对于短篇小说来说，一段故事、一个人物、一片场景固然重要，但仅仅类乎于未加雕琢的材料，它们本身并无任何神奇可言，只有经过技艺高超的工匠精心设计与砌垒，在文本的整体建筑物中，它们才会显示出价值来。所以有出息的优秀短篇小说作家，从来不偏废艺术一维的认真经营，有时甚至把形式提升到绝对的高度，80年代后期从事小说叙述方式革命的一些探索者就是典型的代表，那时仿佛不在形式上搞出点花样，不玩一点儿解构、游戏，就无法在文坛立腕扬名。从2009年小说年选看，清楚完全依靠日常经验和心灵掘进远远不够的作家们，在打磨作品的思想深厚度同时，也没忘记以个人化的姿态，进行短篇小说艺术可能性的再度寻找。
谈及个人化，在理解上可谓姚黄魏紫，差别很大。我们无须在这个概念上纠缠，作为一种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写作立场，个人化就是作家从个体身份和立场出发，独立介入文化处境、处理时代生存生命问题的一种话语姿态和写作方式，它强调要在公共背景里突出个体声音、风格和话语的差异性。这个原则在2009年小说年选里，得到了缤纷的确认。虽然多数作品选择及物路线，但创作主体却如八仙过海各施绝技，在艺术招法上什么能指实验、仿写、反讽、戏剧性、互文、文体互渗等全盘运转，花样百出，这种差异性的标举也表明个人化的同义语即是多元化。
有的作者在叙事方式上寻找创新点。如具有神秘艺术天性的韩少功承续《爸爸爸》《女女女》的余脉，在《第四十三页》里走了一条魔幻之路。它违背物理时空逻辑，像科幻电影一样，让主人公——当下走红的年轻球员阿贝鬼使神差地上了一列几十年前的火车。在中山装时代的车上，阿贝信手捡起一本杂志《新时代》，上面登载的故事发生时间、背景、人物等，竟和自己置身的场景一一对应，并在四十三页处提示车到子龙峡将与泥石流相遇发生车祸。惊诧之余，阿贝问乘务员莫小婷有没有可口可乐，对方根本不懂，他耻笑他们是“山顶洞人”、“兵马俑”；当他拿出手机拨打，乘警和莫小婷则把手机当发报机，把阿贝当特务关进乘务室。车将到子龙峡时阿贝跳车，摔断了腿，又重回现实，医院收了他很多钱。当他乘出租到车站，拿出六天前买的票追问车上被收走的手机时。车站的人说他拿的是二十几年前用的票。*后他到子龙峡，终于找到一块爬满青苔的石碑，上面刻有几位被泥石流吞没的铁路员工之名，其中就有莫小婷。小说完全像一场梦，一座虚拟的“空中楼阁”，它混淆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细节真切，整体模糊，有种超现实的荒诞；还起用元叙述手段，在“附注”中主人公阿贝不再听作者支配，而和作者平起平坐，尴尬地争辩，批评作者胡编乱造，这更是传统小说所不敢想象的。这种写法一方面以间离效果的制造，缓解了文本压力，一方面也挑战了读者的阅读神经，属于典型的召唤结构建筑。在挑战传统真实观这一点上，斯继东的《今夜无人入眠》与《第四十三页》不谋而合。它叙述道：得知帕瓦罗蒂莅临小城演唱，李白、马拉、黄皮、毕大师和赵四小姐五人一同前往，演唱会后去酒吧喝酒．半夜十二点多散场，毕大师自行离去，马拉开车分别送李白、黄皮和赵四小姐回家，可到凌晨两点多他还没回家。马拉妻子李警官分别给李白、黄皮、毕大师打电话，追问马拉的去向，他们直接或间接的回答里都充满暧昧的暗示，即马拉和赵四小姐的风流。而*后马拉自白，与李、黄分手后他没和赵在一起，而是和一个男人在决斗。几种视角下各不相同的故事叠合在一起，作者也不说孰对孰错、孰属真实孰为编造，把读者撂到半路小说就结束了。在这里它把“创作”变成了“写作”，说法间的互相矛盾使叙事的意义被颠覆、解构，构成了一种叙述反讽，或者说小说的重心被引向了叙述自身。也许有人会说，这样故意抹煞叙述经验的真假界限，游戏得有些过火。其实不然。《第四十三页》探索的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是文本内蕴的高度外化。它让当下和中山装时代不期邂逅，形成一种冲突又互补的潜对话结构。中山装时代刻板、落后、僵硬却温暖、单纯、无私，即便对有敌特嫌疑者也为之送去热毯，烘烤外衣，为抢救顾客列车工作人员能不惜生命；手机时代一切高效、便捷、文明，但人与人之间陌生、疏远而冷酷，金钱**，感情淡薄，无钱没人送病人去医院，医院的热情背后是层层盘剥和算计。两相比较，倒能够品出作品中那股复杂的怀旧意绪。同时把两个时代压缩一处．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历史虚无感，二十几年前的事件、时间仅仅存留在《新时代》一类的纸面上，在人世间痕迹浅淡，纪念碑被牛粪和茅草掩埋，就是历史被人遗忘的*好诠释。《今夜无人入眠》也非无谓单纯的形式游戏，它的分角叙述，与现代人荒诞的生活、精神状态达成了内在应和，小说中出现的五人谈天、酗酒、飙车、做爱、调情、夜游、婚姻危机等碎片，聚合一处，正是现代都市“多余人”生活和情感状态的外化，它不仅以真、假的模糊在“怎么写”方面对传统小说构成了严酷的艺术比照，而且那种对存在和虚无问题的把握在“写什么”向度上也不无启示。
有的作品借助想象力，向非现实空间扩容，在情节、结构上充满神秘、虚拟色彩。张炜的《阿雅的故事》像民间故事传说，其中的外祖母把“我”引向了一个神性世界。她讲过去的大户人家要想富足平安，都得靠有特异本领的异兽不断搬来各种东西，暗中佑护。野物“阿雅”有神通又忠实，数年间每天夜里到山上、河汊里寻觅黄金粒，天亮前把黄金粒衔回到主人家窗台的水碗里。后来黄金粒日少，“阿雅”找到更贵重的白金粒，可惜愚昧的主人家不识货，连续两天都把它倒掉，并且骂“阿雅”被别人收买变心了，要废掉它的洞穴。而后开始诱捕“阿雅”，用夹子打断它的前爪。*后“阿雅”趁人不注意，挣扎着流血跑回了森林。这个寓言似一首美与真诚的灵魂赞歌，人与物谐的境界被彰显得亦真亦幻，如醉如梦，催人向往．而*终美丽和诗性的消逝，也留给人无限的怅然。和《阿雅的故事》的神性相比，缪克构的《暗器》更像传奇。“父亲”看见表演温州词鼓唱的盲人，觉得面熟，陷入回忆中。某个雨季，他和三个同村弟兄被迫把满载黄鱼的船停靠在炎亭，炎亭村长驼背锡提供了许多方便。闲聊中驼背锡说对他们到来并不意外，因为几天前他喜欢唱词鼓的瞎子弟弟夜里听到了黄鱼的喊叫声，再过几日弟弟就要结婚。饮酒时“父亲”觉得驼背锡不善，趁机将其打昏，误将其未嫁的弟媳强奸。当“父亲”的思绪回到眼前，招待盲人词鼓手吃黄鱼时，彼此都猜测、认清了对方。瞬息之间，盲人词鼓手双手齐动，剧烈的弹拨使牛皮鼓爆响、开裂，从鼓腹急骤射出的几枚锋利的暗器，将“父亲”杀死，为含羞死去的未婚妻报了仇。一个民间的复仇故事，在不足两千五百字的篇幅里被作者渲染得惊心动魄，跌宕起伏，尤为巧妙的是“我”的视角引入，既和“父亲”的叙述互补，便于心理的直接揭示，又和精神病“母亲”的时间指认形成裂隙，“母亲”固执的把父亲被杀的50年代当作1 983年，无形中延长了仇恨的时间和报应思想的强度，陡增了故事的沧桑感。张玉清的《觐见元首》则有种黑色幽默的倾向。画家维特拉宣布元首要接见他们夫妇和女儿，全家欣喜若狂。为第二天晚上元首府的觐见，从衣饰、队列到要说什么话，他们精心演练，维特拉连夜赶制一张送给元首的狮子画。约定的时间，他们随元首府的车前往。人家先是认真地核对照片，再是提问年龄、体重和生日，接着上缴金属制品，*后脱光衣服检查，还用牙科器械撬开维特拉口腔、将玻璃棒插入他肛门。待一切检查完毕，他和夫人走在觐见路上．觉得仍像被扒光一样，精神难以集中，女儿则如受惊的小鸟，羞辱又恐惧。小说里一面是专制国家的壁垒森严，一面是民众个体的喜悦与期待，一面是无所不在却始终也没现形的元首威力，一面是维特拉一家持续两天的虔敬话语和行为，虚实交错，真诚和荒唐混凝，加上前后情绪基调的逆转，赋予了文本一股戏谑、滑稽的味道，它是对权威的讽刺、解构，也烛照出人类身上的奴性与劣根性，令人忍俊不禁同时也会沉思不已。应该说，这三篇风格不一的作品都有或浓或淡的传奇性．它们表明文学创作不能仅仅面向当下，它的触角还应向历史传说、未来预设和想象虚拟的世界敞开，只是这种扩容存在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可贵的是作家们的想象不是为猎奇，虚拟的形态也非完全荒诞的存在，不会把读者引向虚无缥缈的空间；特别是它们都能把艺术真实作为前提和依托，在其中渗透对人类、生活、生命、艺术本质的独特理解，所以这类作品和在现实领域驰骋的文本具有同样的价值。
更多作家在技巧上推陈出新，他们或擅长心理刻画，或工于感觉经营，或彰显语言魅力。铁凝的《伊琳娜的礼帽》颇具细节雕刻和心理探寻的功力。小说像一幕滑稽的轻喜剧。在飞往哈巴罗夫斯克的航班上，一个带着五岁左右男孩的俄罗斯少妇伊琳娜，和前排瘦高个男人奇遇、交谈、换座、融洽、亲密、下机、分手。小说叙述的是一个未完全发生的逢场作戏的暧昧男女故事，其中有客观的环境交代，有男女从礼貌到微妙的对话，有女人搓手、转身、戴帽和男人帮忙、半跪、手不断下滑的动作，有女人貌似正派实则轻浮、男人卑琐好色的性格刻画，更有作为旁观者的“我”从*初的冷漠褊狭到下机后为他们遭遇尴尬时解围，对他们整个情欲过程的分析、微讽和评价。日常情境、画面的再现和含蓄微讽的批评立场结合，见出了作家理解、宽容的感悟风度，和超强的把握复杂微妙生活的能力。特别是伊琳娜和瘦子的手之较量描写，令人叫绝。“那只手像受了这暗示的刺激一般，迅疾地隔着裙子行至她的腿间……那只被瘦子紧紧捉住的充血的手，拼死向回撤着”，仅仅一段动作、细节的捕捉，就把二位当事者微妙的个性、隐秘心理揭示无遗。结尾处伊琳娜把礼帽扣到自己头上的细节描写也很精到，那是一种幽默下的掩饰，一种巧妙的精神逃避，一种灵魂的自责与羞愧。这些描写，视境微小却幽深，把传统小说以行动表现内心世界的手段推进到了出神入化、习焉不察的化境。柳营的《蘑菇好滋味》在感觉书写上独出机杼。它扬女性感觉敏锐的特殊之长，通过意识流动中的官感变化，把一个老、俗的人性故事营造得煞是精致，把“我”的情绪处理得平稳如水又缠绵似火，突破了已有的叙述经验高度。用意识流或心理独白完成一段叙述过程的小说并不鲜见，但通篇都用这种手段就不容易了。而柳营从“我”沉默寡语、不时微笑的特点出发，硬是靠嗅觉(兼以视觉)功能建构起了独异超拔的气味诗学。下电梯瞬间，“我”对“他”夹杂骆驼牌烟草气息的特有味道的回想，复现了当初的恩爱；街头散步“他”取烟时，“我”发现他身上的骆驼烟味已被另一种杂乱、遥远的烟味取代，暗示曾经的爱正在消逝；回到家“浴室里还飘散着他洗澡时留下的余味”，咫尺天涯即是爱的终结；而结尾照应的“所有一切都可能会离去，所能记住和留下的，只是那些滋味，就如外公的蘑菇好滋味一样”，又留给人无限的怀想与希望。原来，是“我”的鼻子一直在牵着小说和读者的思维走，让人嗅到了爱从香甜、清新到枯干、腐败的变化，“我”与“他”灵魂褶皱里的私密气息以及“我”心里喧哗不已却缄默微笑的隐忍。用味道贯通并结构文本，是《蘑菇好滋味》了不起的艺术创造。
文摘
直到门外有人叫她，她才提着水桶离去，咔嗒一声锁了门。
事后阿贝想起来，当时确实只有咔嗒一声。
事后阿贝无论怎样回忆也只得承认，当时只有咔嗒一声，连半句话都没有，连咳嗽之类也没有。
他是否应该大松一口气？
风雨还未停歇，车窗上还有斜斜的水流，黑森森的树影在车窗外起伏。列车一下钻入车轮声紧密的隧洞，一下又飘上车轮声柔远而稀薄的桥梁，正头也不回地向前狂奔。阿贝感到前方神秘莫测的第四十三页正在步步逼近——他相不相信那个结局？他怎样才能摆脱那个结局？或者他是否应该让女乘务也知道那个结局？
车头尖叫了两声，车身再一次剧烈晃动，然后明显放慢速度，大概是进入了弯道或坡道，再不就是又遇到什么险情。他神色一振，全身通了电一般，立刻朝车窗外看了看，几乎想也没怎么想就拉起了吱吱嘎嘎的车窗。在出窗前的那一刻，他扯出背包里的一条裤子，束紧了自己的腰，束出了及时的勇敢和果断。
他把两只腿从窗口先放出去，感到各种布片被疾风鼓荡，但既然半个身子已豁出去了就是箭已离弦，他一咬牙，终于跃入黑暗。
醒来的时候，他觉得光线太刺眼。又过了好一阵，待瞳孔渐渐适应光明，才发现自己躺在一片白菜地里，完全暴露在清鲜的乡村阳光下，全身都是泥，小虫子在脸上爬。
这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早晨。有鸟叫。有绿树。有浮云中露出的蓝天。世界太安静了。他还活着吗？他试着挪挪脚，伸伸手，眨眨眼皮，吐一口带着泥沙的唾沫，发现除了右膝和右踝剧痛，其他部件还能听使唤。他当然还发现地边有一辆摩托车，一个男人走过来，好奇地看着他。
“帮帮我……救救我……”
对方上下打量他，把他散落在地边的背包翻了翻，向他伸出两个指头。
“我不会……亏待你……等到了医院……”
对方摇摇头，再一次伸出两个指头。
阿贝想了想，只好把泥糊糊的手表摘下，扔了过去。
对方擦擦手表，把它放入口袋，似乎满意了，起身走向摩托车。不一会儿，他不知从哪里带来一辆农用汽车和两个青年，把哼哼呀呀的阿贝抬上车去。有意思的是，在汽车开动之际，阿贝发现身边两个青年都手握一罐可乐。不错，确实是那种眼熟的红白两色易拉罐，他感到无限亲切和无比激动的久违之物。
“你们……喝什么？”
两后生看看他，对视一眼，笑了笑。
“我不是要喝，我只是想知道你们喝什么。不不，其实我也知道这是什么，只是想知道你们怎么叫。不不不，我其实也知道你们的叫法，我只是……”
阿贝自觉说得太乱，但他就是想让旁人确证一下他的发现，确证一下他逃出恶梦的真实性。“中药水！”一个青年大笑以后又补充，“喝中药水，呸呸，还是曾麻子的包谷烧味道足些。”
什么是曾麻子的包谷烧？也是一种饮料吧？阿贝不明白。
他住进了医院。几天下来，右踝骨节已经复位，两处创伤也已愈合。大表姐已经来过这个县城医院了，给了他一张信用卡，买了水果和肉罐头，洗净了全部衣物，还就续假事宜同他的公司老板打了长长的电话。还好，在这个有香水味隐隐弥漫的地方，他可以大喝特喝可口可乐了，还可以扶着拐杖找电视看足球，去网吧找到足球游戏软件，让自己带领母校代表队把英超、意甲等各大牛队统统狂胜一轮，每一场至少赢下八粒球。他看着窗外的大雨曾略有一刻的恍惚。奇怪，不还是这玻璃窗上的水流吗？不还是这一片到哪里都差不多的萧瑟秋景吗？这生活怎么说变就变了？
护士拿来账单要他去缴款。他一翻账单就差点滚下床，差一点要再次跳窗逃逸。亲爱的！六万五！没搞错吧？不开玩笑吧？什么钱呵？他不知道自己是进了病房还是被绑了票。难怪这些天医生对他笑容可掬，不厌其烦地来量血压、测心律、做X光，做彩超，做CT……口口声声这些绝不多余，完全是为了对他的身体高度负责。这下好，光量血压就量去了三千多，不是明摆着是要逼高他的血压？
他自觉血压升高的叫骂引起了骚乱。三四个白衣男女拥入病室，倒也不生气，倒也很耐心，只是向他详细讲解每种收费的依据，让他明白血压高无理。
降压药总算出现。一个穿白大褂的老太婆走来，有点领导模样的，对账单皱起了眉头，抽出圆珠笔在这里一勾在那里一划：“哎呀呀，对外地客人要优惠一点嘛。这笔免了，这笔减半，这笔也打折……”然后将账单递给阿贝。见他还黑着一张脸嘟嘟哝哝，又再次善解人意地操起圆珠笔：“这样吧，大家都献点爱心。这笔归你出——”她指着一个部下；“这笔归你出——”她指着另一个部下；“这笔归我——”她拍拍自己的胸口。
六万五已一减再减，*后成了一万六，周围的白衣人士已有悲壮表情，阿贝还能说什么？况且老太婆*后还发话，称确实困难的话就不必缴啦——但这种没面子的事，一个伟大球星肯定做不出来。
他只能交出信用卡，还傻傻地说了声“谢谢”。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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