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辉煌 中信30年之路

本书特色

《艰难的辉煌:中信30年之路》编辑推荐：这是一个曾由邓小平钦点成立、荣老板倾注毕生心血的红色企业这是一个以市场为导向，无数次挑战政策的底线，突围成功的改革急先锋这是一个从地产到卫星通信、从金融到实业，跨行业经营的中国*大的企业集团这是一个在改革开放30年间悄然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却*不为人知的神秘企业1.中信公司在改革开放30年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多次冲破制度障碍，引领时代的发展潮流。★ **个打破新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冰封，在海外发行债券募集外资、开创仪征模式，首开中国利用国际债权市场引进外资的先河★ **个打破计划经济制度束缚，自己筹资、自己经营、自己建造房地产项目（国际大厦、建国饭店），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萌芽和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个引入国外融资租赁模式，解决投资与融资双重需求，北京街头的出租车中首次出现了400量日本生产的高档小轿车★ **个引入国外独立经济咨询公司模式的企业，开创中国经济咨询业之河者★ **个瞄准海外投资市场，开创“资本输出”之先河 ★ **个冲破高度垄断的行政体制和市场利益格局，为外国公司发射卫星，开民用商业卫星事业之先河2.后荣毅仁时代的中信，面临战略转型与长远发展的重大挑战，在中国金融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走出一条创新发展之路—— 1994年之后，这个曾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窗口作用的大型国有企业，如何摆脱自身经营困境，从五位一体的大型信托投资企业，转型为一家以金融、实业、服务为主的大型企业集团。首开金融控股之先河，在中国金融改革浪潮和全球金融潮流中，敏锐而果敢地朝着集多种金融服务于一体的金融集团目标迈进。3、解密中国经济改革重大决策背后的博弈：中信在高层决策中发挥的影响力★ 邓小平急于寻找改革破题之人，点将荣毅仁，出资2亿多协助创办中信公司始末★ 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力主改革突破，《中外合营法》出台始末★“在长安街不让中信走，煤渣胡同总得让中信走吧”：新中国海外融资之路的急先锋★ 租赁不是剥削：小钱带大钱，租赁融资之路★“鸟笼政策”：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探索，以及中信的方向问题★ 中国金融改革的破题：金融控股之路海报：

内容简介

本书是迄今为止**部全面解读中信公司初创过程和30年发展历程的重要作品。1979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宣布成立。这家由邓小平同志亲自授意下，由“红色资本家”荣毅仁执掌的公司，在后来的岁月中，成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窗口，多次冲破体制障碍，开创了一个个新的经济模式，引领了时代发展的方向，也悄然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本书以客观的历史视角，翔实而生动地记录了中信30年走过的历程，讲述了它在封闭的社会条件下，如何打开一条海外合作之路的艰难故事，以及在进入新时期后，如何摆脱自身经营困境，成为一家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中信的30年，不仅饱含了一个企业的奋斗与辉煌史，更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与时代潮流。
　　本书适用于：财经业内人士、普通读者。

节选

相关资料

2006年初，当王军即将退休的消息传开时，在香港，有记者问他：“这些年来您的成就感*大的一件事是什么？”王军回答说：“有人认为我在1996年卖掉中信泰富做得很好，但也有人说我做错了，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成就。”记者顿时瞪大了眼睛。一个构筑了中信集团巍峨大厦的人，一个在13年时间里将中信从800亿总资产猛增到8 000亿的人，竟然将一次颇有争议的百亿资产转让当做其*具成就感的大事，这一答案令媒体深感诧异。***1996年，王军向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汇报中信公司的情况，他简短而明确地说：“中信的问题是资本金不足，负债率太高。”朱镕基也十分干脆地表示，国家不会给中信一分钱，就这样回绝了王军的念想。当朱副总理追问王军打算如何解决时，王军回答：“考虑卖一些资产。”副总理听罢说，这是商业行为，他不会干涉。王军不再详细解释自己的计划，告辞出来了。***回到京城大厦8楼的办公室，王军再次盯住了香港股市即时行情表，恒生指数几乎拉起了一根向上的斜线，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恒指涨幅超过90%，1995年初仅为7 300多点，到1996年12月时，已经越过13 500点高位。再看中信泰富。1991年中信香港公司对泰富发展的收购战结束的时候，中信泰富的股价约13港元，此后便一路陡升，到1994年1月28日，股价上升到2580港元；到1996年下半年，中信泰富迅速跨过35港元，直逼40港元大关。当王军向朱镕基提出“考虑卖一些资产”，来补充资本金的时候，他脑海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方案——将中信公司在中信泰富的部分权益变现，向荣智健及其中信泰富管理层转让这部分股权。这正是荣智健期盼已久的结果。当中信泰富的股价不断攀升，当“九七”的利好不断显现的时候，荣智健迫切希望增持中信泰富的股权，他曾多次找到王军，希望中信总公司成人之美，而且他认为这是一个于中信、于他本人以及整个泰富管理层都大有裨益的选择。但是，远离中国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荣智健却难以觉察到王军此时的复杂心态。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资本市场的退出机制来获得收益，本就是市场主体惯用的手段。通过这一方式，企业适时调整和重组资本结构，既可巩固前期内部发展和外部交易的成果，又将获得再发展的动力和能量，企业亦可凭借这一方式调整战略，另辟战场。但是，对于中信这样的国有企业来说，如此行为却可能犯了国有资产流失之大忌。王军作为中信这块巨大的国有资产的当家人，一旦发生所谓的“流失”，他将为此承担重大责任和难以料想的后果，这一后果将不仅仅是撤职查办，甚至可能包括更严重的刑事处罚。可是，此时此刻，王军已经顾不得这些，他必须当机立断。1996年岁末，王军终于同意了荣智健的请求。他决定将中信公司在中信泰富18%的股权出让给以荣智健为首的管理层，每股价格为33港元。多年后，当王军被问及是否希望用这一行动来推动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保值增值的时候，王军言之凿凿地回答：“没有，没有这么想过，就是没钱了，只能这么做。”“那您当时是否已经考虑了中信金融板块的布局问题？”“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没有钱，要想办法让中信渡过难关。”率真的王军并不想拔高自己。***回到1996年的情境。得知王军同意出让股权的信息，荣智健大喜过望，中信泰富势头正旺，他一直渴望能有机会扩大其个人在泰富的权益。他即刻派出总经理范鸿龄飞赴北京。12月26日中午，范鸿龄到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直到这个时候，王军才把总经理秦晓、副总经理常振明和财务部负责人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向他们通报此事。王军说，这事已经定了，你们去商量具体条款吧，范鸿龄已经到北京了。秦晓不安地问：国务院同意了吗？王军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做了就做了，能收回来100亿，我们资本金不足的大问题就解决了。”王军深知这是一个一定要被追究责任的天大事情，他决定自己来承担一切后果，于是他作出了在董事长任上“唯一一次独断专行”。两个小时后，秦晓等人将谈妥的细则交予王军，王军浏览后即刻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是1996年的12月26日，但是王军专门叮嘱秦晓：留在纸面上的签字日期改为1996年12月31日。七年后，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王军：“为什么在26日签的时候要签成31日呢？”王军丝毫不遮掩自己当时的用心：“我们国家有很多规定，而且我们是一家国有企业，如果这么大的资产出让的话，需要有很多的报批手续，也有可能国家的有关行政领导机构让我们停止这笔交易。如果说（此次转让协议）公布了以后却停止交易，在香港就属于犯法行为了，要承担很大的法律责任；在国内你又必须执行政府的这些规定。在12月31日下午，大家都准备过年的时候公布一下，等到过完年，可能淡漠一点，反应不会那么强烈了。”12月26日下午，王军签字后对范鸿龄说：“你必须在12月31日下午将协议递交到联交所，切不可上午递。”王军试图打一个时间的擦边球，“正好过年，公布的时候没人注意，（国务院）想找我麻烦的时候就来不及了。”王军不是没有过教训。“收购亚洲卫星，写了一个报告，当时的股价才7港元，报告折腾了好几次，批下来已经是5个月以后了，股价已经到了15港元。”此次要卖股权，现在的价格33港元，如果再打报告、再折腾几个月，批下来的时候，股价怕只剩下十几港元了，18%股权的含金量可能就要缩水2/3。这是商业机密，绝不能再泄露。为此，王军宁肯冒撤职查办的危险，也要擅自行动一回。王军的算盘打得很好。但是，兴奋不已的荣智健还是没能遵守诺言。12月31日上午，他兴冲冲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与中信总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二天就是1997年新年了，整个北京都沉浸在香港即将回归的热烈氛围之中。上午，王军得知消息已经透露出去，他暗暗叫苦，祈祷着北京方面*好没有人关注到此事。但是到了中午，总经理秦晓桌上的电话就响了起来，电话来自国务院——“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事先没有通报？”他赶紧向王军汇报。王军说：“反正朱副总理有过说法，同意我们出让资产补充（资本金）。”秦晓于是答复对方：“朱镕基副总理同意了……”王军一听要坏事，赶紧致电朱镕基，称“秦晓在胡说八道”，但电话里百般解释也没能说通。后来，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周正庆找王军调查此事。王军依然气势不减地说：“做买卖哪有说股票不能卖啊，我缺钱怎么办？”此次股权转让，王军收回了108亿港元!这帮他解了大围。后来有记者问王军：“如果您本人真的因为这件事情而被撤职，您觉得值不值得？”王军回答：“值得！我给公司做了一件好事。”***再说一件题外事。在王军出售中信泰富事件过去整整13年之后，2009年，中铝公司195亿美元收购力拓一案在经历了层层审批之后，*终错过了经济*低迷的时刻，缓过精气神的力拓公司已经不再需要中铝的注资，力拓单方面毁约，中铝因此错过了一宗绝好的大买卖。一份由某国家级智囊机构撰写的报告说：“市场机会稍纵即逝，市场环境也时刻变化，这都与复杂的审批程序是相矛盾的。以中铝投资力拓为例，即使澳大利亚方不延长审批期限，单是在中国政府完成所有审批的时间之内，铁矿石市场逆转的情况，也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1997年7月，由泰铢贬值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波及几乎所有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银行倒闭，金融业崩溃，导致整个经济瘫痪。但此时对于中信来说，刚刚到手的108亿港元简直成了王军的定海神针。王军连连称幸。后来他说：“这些年没有发生支付危机，这笔钱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这108亿的话，遇到亚洲金融风暴，我们可能会向国家伸手，但是有了这108亿，我们没向国家伸手要钱。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困难的时候，给了中信嘉华银行、中信泰富资金上的支持，这笔交易起了很大作用。”2004年，王军受邀在上海举行的沃顿商学院同学会上发言：“经济环境的任何变化，都会给中信带来重大的影响。中信未雨绸缪，及时考虑到经济当中隐含着危机的可能性，而一旦危机到来，公司就要作*坏的打算。因此，我们开始调整日常资本项下的开支，并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运作。当1997年6月泰国银行发生危机苗头的时候，我们已经把钱留下来了，保证了我们的生存和发展。1997年底金融危机严重危及香港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前处理了银行的问题，使中信公司顺利渡过了香港股市危机和银行危机。正是这样有勇气、有调整和有策略的动作，中信才顶住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在1997年，“唯一一次独断专行”的王军还是遇到了一连串麻烦。1996年12月26日王军与范鸿龄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中信泰富的股价在32～33港元之间波动，王军与荣智健的转让协议定价为每股33港元。但是，到了12月31日协议生效那天，香港股票市场上中信泰富的股价蹿到了39港元，一股差了6港元，6亿股就是36亿港元。更令人吃惊的是，过了春节，中信泰富的股价更是高达58港元。这是亚洲金融风暴的前夜，东南亚本已过热的经济，再次被推到极致。股票一出手就大涨，那一刻，王军的运气看上去实在不算太好。于是，北京就有不止一人打报告向中央告状，把中信泰富股票上涨的差额，算成是“国有资产*大的一次流失”，王军当然是脱不掉干系的罪魁祸首。还有一组数据应该特别被关注：1995年，中国全年的外汇储备仅为735亿美元，到1996年，刚刚突破1 000亿美元。而此次王军出售中信泰富的股权，用居伟民的话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资产从海外套现*大的一笔”，继而股价又大涨，如果认定这是国有资产流失，那么这当然是一次不得了的“*大流失”，特别是事先又没有跟国务院通报，几重罪名叠加，王军真是凶多吉少。这一严峻的形势直到1997年底亚洲金融风暴肆虐香港，才渐渐缓解。这个时候，中信运气来了。王军手中有粮，心中有了底气。手持100多亿港元，当亚洲金融风暴袭来之时，中信才得以安然处之。但风暴眼中的中信泰富就没那么幸运了。从1997年1月到1998年1月，泰铢贬值563%，印尼盾贬值848%，菲律宾比索贬值434%，马来西亚林吉特贬值483%，新加坡元贬值123%。周边地区和国家货币对美元纷纷一贬再贬，等于港元对周边货币持续升值，直接伤害香港的贸易和出口。对于中信泰富来说，大昌贸易行的全部业务都受到损失。香港金融危机的直接结果，是股市和楼市崩盘。1997年9月30日到10月23日，20天不到的开市时间，恒生指数从15 049点跌至9 767点，跌幅高达35%。而红筹股更是一泻千里，极其惨烈。到1998年8月14日，与1997年的高峰比较，恒生指数下跌59%，红筹指数下跌86%。中信泰富的股价从1997年2月的58港元高点急剧下跌到了132港元。这是1998年夏天，香港资本市场一片肃杀。1996年岁末，荣智健曾以自己在中信泰富的股权为抵押向汇丰银行贷款，来受让中信公司转出的18%的股权。但是到1998年，中信泰富股价骤跌，荣智健的资产严重缩水，银行向他急追贷款，否则极可能自行行权，强行平仓。就在这时，中信公司动用19亿港元在二级市场回购中信泰富的股票，再增持4%的中信泰富股权。此外，北京方面的现金支持，让荣智健躲过一劫。这一串举动让中信泰富股价回升了30%，这一信号无疑也在告诉香港投资者，中信公司依然看好中信泰富的前景，这不仅为荣智健带来了莫大的利好，也向香港市场传递了信心。但是，亚洲金融风暴对香港的强烈冲击，直接拖累了中信嘉华银行。此时中信嘉华银行因70亿港元的不良贷款，已经走到了破产边缘。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初起之时，尚未直接冲击香港市场。1998年初在香港注册上市的11家银行发表的上年业绩报告表明，虽然“香港银行界拆息上升，息差收窄，但仍有单位数字增长，没有出现纯利负增长情况。其中，特别以中资控股的友联银行和嘉华银行增幅*大，分别达到261%和26%。此间业内人士认为，香港特区政府致力稳定港元联席汇率及健全的银行法例和严格有效的监管制度，使香港银行业成为全球*能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绿洲’”。话音未落，风暴骤起。由于香港红筹、内地国投等各种地方中小型非银行金融机构大面积发生严重的支付危机，加之地方政府还款意愿颇低，从而拖累中信嘉华银行出现严重的坏账。中信嘉华银行的全部贷款才200亿港元，不良资产竟高达70亿港元，不良资产率为35%。而当时香港银行一般的不良资产率仅在4%～8%。中信嘉华银行*少要为不良资产准备近10亿港元的拨备，但1998年中信嘉华银行拨备前的利润只有6亿多港元，直接亏损4亿港元。然而，一波未平，中信嘉华银行又爆出更大丑闻，原名誉董事长金德琴因涉嫌贪污，于1998年4月12日被羁押，同年11月6日被逮捕。从1990年到1995年，金德琴往自己的私人账户里共填入3 932万港元和159万美元。中信嘉华银行雪上加霜，还能全身而退、渡过难关吗？中信嘉华银行之侧，号称“红筹之父”的百富勤公司，资产246亿港元，35个办事处遍布16个国家，这一《财富》“世界500强”之一的庞然大物，在亚洲金融危机来临之时，仅因为6 000万美元周转不灵而破产。这是一个“现金为王”的时刻，银行亏损必然侵蚀银行的资本金。资本金减少，资本充足率下降，标志着银行抗风险和抗破产能力下降。中信嘉华银行的信用危机已经命悬一线。为了防止出现对银行挤兑而导致银行破产，香港金融管理局提出紧急预案：首先，大股东要增加资本金；其次，大股东要拿出至少20亿港元现金作为存款，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挤兑。王军毫不避讳地说，这是他治上“*难的一段时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是我们日子*难过的时候。1997年以前我们公司70%～80%的收益来自海外。1998年合并报表中，国外的收益就反过来，只占了30%。一是中信嘉华银行管理层出了问题，董事长被收审了。200多亿港元存款中，不良贷款就达70亿港元，不良贷款比例超过30%……另外，在1997年以后，木材价格下降了一半，我们在海外的主要投资林业也非常吃紧。”曾几何时，中信海外实业的收益给予中信决策层极大的惊喜和信心。但是，与国内实业投资一样，海外企业也同样遭遇低谷，除了市场跌宕起伏，所在国的法律、环保、税收以及人才等等非市场因素也极大地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外汇收益锐减。但是，此时的中信又再次面临外债的偿债高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终于彻底打破了中信公司行进了18年的运营轨道，中信公司再也不能延续原有模式。在这一模式中，生产、技术、金融、贸易、服务五位一体，荣毅仁先生当初设想它们能够优势互补，齐头并进。然而纵览全局，即可发现，除金融业一枝独秀，中信的另外四个产业并没有能够齐步走，甚至直接拖累了中信前行的步伐。在这一严峻局势面前，王军必须作出重大的战略调整。在1993年、1994年以来的中信战略大讨论中，中信公司初步确立了“有所不为、有所为”的调整方针，但是，关于退与进的具体方向问题，公司内部还是发生了重大争执，争论各方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其一，将中信建成以实业投资为主兼营贸易的工贸公司；其二，将中信改造成以金融服务和金融投资为主的财团型公司。当初，秦晓详细分析了两种取向的优劣：实现工贸公司的发展战略要求我们形成控股、直接管理、有专门产业背景并占据相当市场份额的企业群结构。从中信的现实基础出发，这一调整跨度和力度都太大，相应的代价也太高。在实施这一战略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资本结构会更加恶化，现有资金循环方式所产生的现金流量压力亦会加重……与首钢、二汽、中化这些行业上的巨型公司（相比），在资产的质量与规模、技术水平及其开发能力、管理的专业化程度、人才、市场占有率及进入国际市场能力这些主要因素上我们都不具备优势。而“金融财团”则大不一样。中信以信托投资立名，其经营活动比较接近金融性公司。在金融领域中我们依然处于领先地位并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商业银行是公司今年来发展*快、效益*好的业务。国内资本市场的兴起及其与国外资本市场的接轨，使证券、基金、金融性投资、企业兼并咨询服务成为迅速成长的新型产业；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将把保险业和各种类型的投资机构推入市场。中国的金融业被视为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大的潜在市场。这为我们调整发展战略、开发金融业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自1994年以来，中信公司明确将自己的企业战略从“五位一体”调整为“金融、实业、服务”三大业务板块，并开始向金融业倾斜，其成效已经初步显现。从1996年到1998年的三年间，中信公司的整体利润分别为247亿、285亿和228亿元人民币（见表5）。这其中，中信实业银行的利润贡献率*高（见表6），此外还有中信嘉华银行的利润贡献，再加上1996年之后中信证券的利润贡献，中信公司从金融板块中所获红利几乎占据了整个中信全部利润的80%以上。谁都可以就此得出一个结论，金融产业已经渐渐成长为中信公司一木擎天的力量。然而，新的更加严峻的问题再次袭来。王军十分清楚，中信金融业一枝独秀的格局，并不稳当，体制的障碍将极大地限制中信金融板块的后续发展。原本属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中信公司，当银行、证券、基金、期货、信托、保险门类逐渐丰满的时候，立刻就遇到了与现行法律不相容的尖锐矛盾。因为，至少从法律制度上来说，中信公司似乎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1995年7月1日，《商业银行法》颁布，常振明认真研习之后深感困惑，他来到中国人民银行“求教”。“《商业银行法》有一条，不能用借来的钱投资，可中信所有的钱都是借来的，国家只给你两个亿，中信的资本金只有20个亿，中信银行的资本金是30个亿，子公司的资本金加起来有100多个亿，远远大于总公司，那肯定是借款啊。我找夏斌、谢平，他们说，你们还做什么啊，你什么都做不了，所有的法规与中信的负债经营模式都是相矛盾的。”“什么都做不了”，这一灰色幽默太令人失望了。对于中信来说，生存都已经失去了依据，遑论发展？1996年10月，国务院有关部门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体改委等在内的机构在北京专门召开了会议，讨论中信公司如何尽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以适应国务院分业管理的政策。为此，国务院专门发布了一个会议纪要，要求中信公司尽快落实。监管部门甚至提出，撤销中信公司的部分单项金融业务，还特别提出要撤销中信信托业务。这立刻遭到了王军的激烈反对。王军求见有关领导。王军说：“中信信托的业务绝对不能弄掉，我在各方面都让步了，你要把我起家的东西都弄掉，在国际上影响很大。”……虽然高悬的利剑并未马上斩下来，但是很显然，对于中信金融板块来说，情势已经陷入危机。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体制问题，理顺关系，创出一条新路，中信金融产业的持续成长就将是沙漠中的楼阁，随时可能从根基上动摇。因此，解决体制矛盾，这将成为王军绕不过去的挑战。而这将是中信十几年发展历史中所面临的又一次重大挑战。回溯这一段让王军常常难以入眠的日日夜夜，常振明深感艰辛。“到1993年，中信在过去的14年经历了中国经济体制的三个阶段，从计划经济到‘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再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说，荣老板在计划经济时代，做的事大多是突破计划的框框，中信闯出来了。可是到了90年代中，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法治。在这个用法律法规来说话的时代，中信就要适应新的环境，只能试着再闯出一条新路。这个转型期很艰难，海外发债不可能了，《商业银行法》又规定了信托公司是非银行金融机构，投资不得使用借款。中信怎么存在，往后该怎么办，哪条路适合中信？没有人知道，谁也说不清楚，中央也说不清。”怎么办？出路何在？***靠卖资产、卖股票、调整产业结构，都还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中信的生存问题。在接下来的数年中，王军殚精竭虑，为中信苦苦探寻生存发展之道。一场力度*大、*深刻的公司改革正在酝酿。此时，跨出国门，整个世界的金融变革风起云涌。这股浪潮必将穿过厚重的长城，进而影响中国的金融界。1996年底，在日本参加亚洲开发银行年会的王军，从那里感知到了这股完全不同的金融大潮。这是一股令人激动的潮流，它成为王军二次变革的重要参照。

作者简介

王伟群，知名媒体评论人、作家、传媒人。曾先后担任《中国青年报》记者、编辑，北京电视台7频道新闻部主任、制片人，《成功营销》杂志总编辑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