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平淡生活(海岩最新畅销小说)

序/海岩 在这篇序文的开头，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一个靠挣稿费生活的人，从王朔先生始，我们这种人都自称为“码字儿”的。我虽不能与王朔先生比，但这几年也写了几篇小说，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和几家出版社也混熟了。一些影视制作人也纷纷上门约稿，索要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需要的东西就是在影视市场上相对好卖的东西，比如古装戏*好卖，特别是这一阵*走俏的清宫戏或武侠戏；又比如警匪戏也好卖，警匪大战多年来叱吒荧屏，高低好赖都容易出手，若再能与反腐或反黑挂钩，那就更加如虎添翼。因为一沾上主旋律就能把片子卖到黄金时间主流频道，让贴片广告的收人高上几倍轻而易举。 再比如，喜剧。写不出《我爱我家》那种隽永的，写个《还珠格格》那类闹腾的也行，也是眼下时兴的一路。电视剧本来就是大众娱乐，本来就是文化快餐，就是商品。一沾商品二字， “消费者就是上帝”的规则放之四海而皆准。这年头老百姓下了班打开电视就图一乐，所以一定要搞喜剧。 一位资深的电视节目投资商向我做了如上教诲，令我大开茅塞。但同时深感生不逢时——我的历史知识尤其是清史知识近于小学水平，性格拘泥又不擅“戏说”；对金庸古龙一类武林诸侯各派功法既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公安题材的电视剧我存顾虑，既然早就有“腕儿”在前，我再照虎画猫地“情感”一番“实录”一番，恐也难有新意，亦有学步之嫌。但投资商不以为然，他说：《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发表时，形式上是小说，实际上就是“情感实录”。那篇小说*早的素材和*后的格式，确是我对一个退役女民警的采。从作品发表的时间上看，我应当算是这类文体的前辈。那些靠这路子造化成名的作家，说不定还是跟我学的呢。 投资商的这番话与其说让我有了信心，不如说让我为之感动。我从小比较自卑，因此对一切夸奖的话、吹捧的话，总是内心渴求，情愿当真。为了不让鼓励我、推崇我、看重我的人失望，经过数日思考，终于在一个周末的晚上，我约了一位多年没什么来往的老同学，一个外号叫爷们儿的报社记者，在“谭鱼头”吃了一顿晚饭，郑重地向他请教写作情感实录的门路。 请教门路，说白了就是请他推荐介绍一点线索。他们当记者的，接触社会层面广泛，上至显贵名流，下至引车卖浆，无所不有。果然，那天晚上就着热腾腾的“谭鱼头”，我的这位老同学向我批发了一堆满腹爱恨情仇的痴男怨女，这些人大都来自报社的读者阶层，读了别人的爱情波折家庭不幸，便也提笔写信，向编辑们一述平生。第二天我的老同学还挑了几封这类读者来信给我参考，我按上面优优说出一件让她一生难忘的事情，优优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出这个日子。 其实和优优一样，很多人的这个“日子”，都还焦灼于青春期难免的躁动。青春期有一个*显著的标志，那就是性的觉醒。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心理学家常用的那个统计——十五岁至十七岁之间，大多数人将经历他一生中*浪漫*单纯的一次探险，也就是他自己当时和日后都未必明确意识到的那场初恋。 优优的“这一次”却发生在十四岁那年。年方十四就情窦初开，对一个二十世纪末的城市女孩来说其实不算什么。不知道心理学对此如何论述，反正在生物学的观点上，早熟的东西和晚熟的相比总不免难御天灾人祸，甚至难以正常地开花结果。 那一天刚刚放学天就下雨，优优进不了家门，她的钥匙忘在了家里，必须先到体校找她大姐要去。大姐在体校的拳击馆打，负责收拾东西打扫卫生之类。 优优就去了体校。这个下雨的黄昏就是整个故事的开始。在这个湿漉漉的黄昏，之后很久，优优才知道，拳击在中国，是一项竞技水平和普及程度都很落后的运动，所以她有点搞不懂，为什么在仙泉这种并不算大的城市内，在这所并不起眼的体校里，在这幢破旧得几乎像她家那座快要拆迁的危房似的建筑中，竟会卧虎藏龙般地埋伏着全省惟一的一支拳击队。 优优走进这幢房出来。她说不清从进到出时间多久，出来时拳击台上已经空无一人，台子的四周也空空荡荡，整幢房子因为一览无余反而显得狭小起来。不知什么人在角落里正打电话，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优优低头往门口走去，边走边往身上披挂雨布。这雨布是优优爸爸的工作单位发的，只不过是前襟后背两片透明的塑料薄膜，天晴时对折叠起，装进书包富富有余。 优优刚把雨布从头上套下，远处吵嚷的电话突然停了，身后更衣室的门开来关去，很多人进出的声音异常忙碌。但优优看不见一个人影，整幢房子好像只有她踏禹禹独行。直到很久以后优优才恍惚觉得，那天在她离开这座拳击馆之前的空寂，连同那些光光响动的门声，是她人生中的一个梦境。在这个梦境之中，她先是听到了屋外冬雨沥沥的迷乱，然后看到了独坐墙边的周月。 墙边是一排长长的条凳，凳子上堆了些凌乱的衣服——还有拳套、书包之类，也许都是周月的东西。优优一下就认出来了，他就是刚才台上那个被汗水湿透的男孩，那个瘦得一点都不像个运动员的男孩。 那男孩依然半裸着身体，靠墙坐在长凳的正中，防护的头盔已经摘掉，身上的汗珠依然发亮。那胡乱下垂的温发让优优感觉像涂了很多发胶，和日本韩国的流行歌星造型相像。那些日本韩国的歌星也都很瘦，个个都像排骨实有些奇怪，优优自己也意识到了——她从未这样长时间地照过镜子，怀着做贼一般的心情，将屋门反锁，站在这面破镜面前，仔仔细细端详自己，端详了半天才觉出衣服还湿漉漉地糊在身上。但一脱衣服她的心情立刻变得更坏，因为她从镜中看到的肉体，竟是那么苍白细瘦，胸部平平，肋骨毕现，一点美感没有。她的坏心情让她意识到她照镜子的目的，脸上顿时有些发热，她显然是在评估自己，看是否能有足够的魅力，让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向她投来热情的一瞥。 *新长篇小说下周上市 海岩畅谈3大差别 / 余韶文 畅销小说作家海岩近年来的创作周期已进入预定轨道：每年暑期推出一部新小说并迅速在秋季图书市场星火燎原，随后在年底前后改编成电视剧投入拍摄。 ……“三大差别”**是丁优和海岩以往笔下女主人公的差别。自《便衣警察》之后，海岩的长篇小说创作始终坚持描写当下的现实生活，描写以北京为生活背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的爱情生活，描写青年女性美被毁灭的悲剧。也正因为如此，海岩笔下的女主角总成为读者关注的焦点。那么，这一次的丁优和以往海岩笔下的同龄人吕月月、欧庆春、安心有什么差别呢？据海岩介绍，丁优是他塑造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女性：“我从未写过这么野的女孩，她来自底层，好吹族的心态关注也少。我的这部新小说既写了穷人的邪恶也写了穷人的善良还写了穷人的无奈。他们既是我作品中**歌颂的主人公，也写了他们中间通行的生存**的生活准则。我的这部作品与以往的创作相比力图更大众化，把善恶更突出一点、明确一点。核心是通过人物命运来表现人性善恶，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着力表现爱情。” 第三是主观写作与客观体验的差别。众所周知，海岩作为传奇作家*大的传奇之处在于他首先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然后才是一位业余作家。所以感受了海岩对贫富主题不遗余力的文学剖析之后，一个问题油然而生：每日生活在富裕的社会阶层中，如何能把穷人的行为和心态写得活灵活现呢？对此，海岩自有看法：“作家深入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的说法没有错，但我认为那种组织作家采访采风再创作的做法是对上述理论的曲解。比如有评论家说莫言的《红高粱》系列是*真实的抗日文学，但莫言并没有经历过抗日战争。再比如姚雪垠的《李自成》备受好评，他也是在间接知识的基础上主观写作的。一位作家的人生经历会影响他的世界观形成以及对生活和人物的判断，但这不等于作家要完全依赖生活经验，在很多时候，逻辑推断可以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有一种作家只会写自己亲身经历过的生活，另一种作家是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