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院刊 双月刊

该定例对常态下奉先殿等处一年内使用玉泉酒次数、每次使用量及宫中年使用总量都有明确规定。总管内务府大臣等并按缮写酱菜等各项用量清单之例，将本年宫中各处用过玉泉酒数量详细开列清单具奏。通过此举，乾隆帝亦可直接掌握宫中玉泉酒的使用情况。　　从四十三年后内务府奏销档案可以了解到，《玉泉酒定例》制定后，宫中玉泉酒年使用量几乎全在定例基数之上，依此似乎可以得出定例并没有被严格执行的结论。然该定例受乾隆帝和内务府双重监督，故不可能出现严重懈怠之情。《玉泉酒定例》虽是乾隆帝“朱批逐款钦定”，但具有较大的随意性，故宫中玉泉酒年使用量均高过定例基数之情况亦属正常。即便如此，通过奏销档案仍可看出除告祭、筵宴时添用外，宫中各处玉泉酒年用量仍1日呈现出逐年减少的趋势。　　《玉泉酒定例》对遇有筵宴、告祭等年份须添用玉泉酒的情况有“按例归并核实”奏销的规定，但有时内务府大臣在奏销时未予说明。乾隆四十八年（1783）八月初十日，内管领事务处题销酒醋房四十七年内承办及按定例传用过酒醋酱菜等物支出银两。内务府大臣等照成例派员外郎福庆将酒醋房上报的四十七年旧存、新造及开出实在用过酒醋酱菜等物数目，照乾隆四十三年新定之例逐款核对，各项数目“均属相符，并无浮冒”。经再三核实，内务府大臣德宝等缮写开销各项清单呈奏。乾隆帝在御览清单时发现，四十七年份玉泉酒用量高达1086斤8两，超出定例303斤10两之多，然内务府大臣等在折中并未予以说明，“所有玉泉酒为何用此许多？”乾隆帝着军机大臣等核查覆奏。　　经军机大臣等调取酒醋房各项用册档逐款详查，原来四十七年五月内乾隆帝筵宴哈萨克使臣沙该苏尔坦时曾用过玉泉酒30斤，四十八年正月内筵宴宗室成员时用过玉泉酒273斤10两，正是因为这两次筵宴用酒，才使该年玉泉酒用量大幅超过四十三年钦定之数。为完全消除乾隆帝的疑虑，内务府将四十三年钦定玉泉酒用项清单一并呈览，并表示嗣后继续“留心稽查，节省办理，不使任意开销，以归核实”。　　从现存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档案中可以看出，凡是该年玉泉酒用量远高于“四十三年定例”，则该年宫中定有筵宴或闰月等情。乾隆五十四年内务府奏销上年宫中奉先殿、英华殿、佛堂等处以及筵宴等共享过玉泉酒827斤14两，从该奏销折后开列各处用项细数可知，是年乾隆帝分别在正大光明殿、热河万树园筵宴外藩使臣、宗室大臣时用过玉泉酒75斤。又如五十四年时宫中各处玉泉酒用量多达1039斤4两，高出四十三年定例240余斤，从清单可知该年有几次重大的筵宴：八月间乾隆帝在热河万树园筵宴扈从王公大臣、贝勒、贝子、额驸、台吉及青海扎萨克郡王、安南国使臣等共享玉泉酒30斤；九月间绵总阿哥迎娶福晋，初定礼、迎嫁、成婚礼等筵宴共享玉泉酒64斤；十月间乾隆帝幼女和孝固伦公主初定礼、成婚礼筵宴共享玉泉酒70斤。仅此三项事务筵宴使用玉泉酒就多达164斤。　　至清乾隆朝时，相沿日久的宫廷膳食机构酒醋房已然陷入成例尽失、弊端丛生之困局，亟需整顿。本文以内务府奏销档案为核心，考察乾隆帝两次着手整顿酒醋房之乱象，重订内廷酒醋房用度奏销定例之史实，揭示其行动背后的意义，在于撙节宫廷财政、整肃宫廷奢靡之风，体现了乾隆帝法祖以俭治国的政治理念。　　在整个清史，甚至是清代宫廷史研究中，本文讨论的主题无异是一个很小的部分，但它之于清代宫廷史的研究应有特别的意义。近年来，清代宫廷史的研究由以往偏重于政治史、艺术史向宫廷日常生活等面向转变，呈现出重新出发的新态势。笔者以为，清代宫廷史的研究应当拓展其关注面向，其中对宫中各机构之历史及内廷生活日常史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以加强清代宫廷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