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人的故事-张光直早年生活自述

　　与日本人打仗是分秒间的事，女儿怎能嫁给“日本人”！可是张我军这位青年，从哪边看也不像个日本人。不错，他会说日语，而且说得和日本人一样。可是他的北京话，也听不出来一点外国口音。人长得英俊，外祖母愈看愈喜欢。那么天真，那么用功。　　四叔挣扎的结果，是民族主义（但是一种伪民族主义）的胜利。母亲马上被安排出嫁，嫁给一位小有钱的商人。这时候我父亲在台湾编《台湾民报》，母亲与外祖母急得团团转。不妨，这时就有朋友相助了。父亲在北京认识的台湾人不少，其中有一个鹿港人，叫洪槽，字炎秋。是当代大（旧体）诗人洪弃生的儿子。他那时在北大念书，父亲上次来北京时便已熟识。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便连忙写信给父亲，父亲接到信，把一切事情抛下，兼程赶到北京，与母亲、外祖母和几个亲密的男女同学商量，*后决定回台湾去结婚。为了表示尊礼，一行分两批人，到了台湾找到当时在台湾*受尊敬的绅士林献堂先生来证婚。但是没有用，四叔还是不同意，说他们是私奔，而且登报正式与罗心乡（文淑）解除叔侄关系。不过，“张大哥”和“大姐”就成了他们那一代兄弟姐妹间的英雄人物。　　从这件事情可以想见洪槽是父亲*好的朋友，后来他父亲去世，洪老太太被接去北京，和我们住在一条胡同。他们在2号，靠着宣武门内大街；我们在丙25号，离南河沿比较近。洪老太太的小脚是大有名的。鹿港显然比北京管女人管得好。她的两只三寸金莲及绣花小鞋是邻居每天争看的对象和聊天的主题。洪先生的太太是东北人，姓关，是母亲在女师大的同学。还有两个人与张、洪构成北京有名的台湾四剑客，就是连震东和苏芗雨。台湾人有给日本人做官的，如谢华辉做河北的一个道尹，谢介石做驻“满洲国”大使；也有台湾人反日本的，比如张深切被日本宪兵抓过一次，还有吴某人被日本人关了很久险被枪毙。父亲和他们全都来往，来了就喝酒，他说从喝酒可看出一个人的全部性格。可惜我没有上过他这门课，但是他的意思我也能够了解。　　给我们家影响*大的同乡，无疑要数徐木生了。在我上小学搬家到手帕胡同前后，一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搬到我们家里来住，这人就是徐木生。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圆圆的脸，一身笔挺的日本大学生黑制服。徐木生说话声音很大，充满自信，见了我和我哥哥便叫，少爷！少爷！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无事的时候便向我和我哥哥宣传马列主义。我哥哥确由一个“少年”转变成为一个马列主义的革命者，大致是受了徐木生的影响。1945年，哥哥出走，进入河北平山晋察冀边区，同时也走入了人生另一条大道。在80年代，我们重会以后，有一次我问哥哥：“什么让你下决心加入共产党的？”他的回答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我加入共产党的**个目的是，好让徐木生不再叫我少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