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夜书

01　　多少年后，大甲在我家落下手机，却把我家的电视遥控器揣走，使我相信人的性格几乎同指纹一样难以改变。当年我与他同居一室，同挤一床，实在不是一件太爽的事。他从无叠被子的习惯，甚至没洗脚就钻被窝，弄得床上泥沙哗啦啦地丰富。这都不说了。早上被队长的哨音惊醒，忙乱之下，同室者的农具总是被他顺手牵羊，帽子、裤子、衬衣也说不定到了他的身上。用蚊帐擦脸，在裤裆里掏袜子，此类举动也在所难免。好在那时候大家都没什么像样的行头，穿乱了也就乱了，抓错了也就错了，不都是几件破东西么，共产主义就是不分你我的乱来。　　我穿上一件红背心，发现衣角有“公用”二字。其实不是“公用”，是“大甲”的艺术体和圆章形：“大”字一圆就像“公”，“甲”字一圆就像“用”。这种醒目的联署双章，几乎盖满他的一切用品，显然是一位老母的良苦用心所在--怕他丢三拉四，也怕他错认了人家的衣物，所以才到处下针，标注物主，主张物权。　　这位老母肯定没想到，再多的盖章加封在白马湖茶场依然无效，字体艺术纯属弄巧成拙，倒使物权保护成了物权开放：大家一致认定那两个字就是“公用”，只能这样认，必须这么认，怎么看也应该这样认。大家从此心安理得。　　大甲看见我身上的红背心，觉得“公用”二字颇为眼熟，但看看自己身上不知来处的衣物，也没法吭声了。　　他只是讨厌别人叫他“公用哥”或“公用佬”或“公用鳖”，似乎“公用”只能与公共厕所一类相联系，充其量只能派给虾兵蟹将一类角色。用他的话来说，他是艺术家，即便眼下公子落难，将来拨云见日，见到总统都可以眼睛向上翻的。你不信吗？你怎么不承认事实呢？你脑子里进了臭大粪吧？他眼下就可以用小提琴拉出柴可夫斯基，可以拉扯脖子跳出维吾尔族舞蹈，还可以憋住嗓门在浴室里唱出鼻窦共鸣，放在哪个艺术院团都是前途无量。何况他吃奶时就开始创作，夹尿布时就有灵感，油画、水彩画、钢笔画、雕塑等等都是无师自通和出手不凡，就算用臭烘烘的脚丫子来画，也比那些学院派老家伙不知要强多少。这样的大人物，怎么能被你们“公用”？　　每个土砖房都住五六个人，每间房里都是农民与知青混搭。农民们不相信他的天才，从他的蓬头垢面也看不出贵人面相，于是他的说服工作变得十分艰难。他得启发，得比划，得举例，得找证人，得赌咒发誓，得一次次耐心地从头再来，从而让那些农民明白“下巴琴（小提琴）”是怎么回事。更重要的，他得让大家明白，为什么艺术比猪仔和红薯更重要、更伟大、更珍贵，为什么画册上拉（斐尔）家的、达（芬奇）家的、米（开朗基罗）“家的，比县上的王主任要有用得多。　　实在说不通时，他不得不辅以拳头：有个农家后生冲着他做鬼脸，一直坚信王主任能批来化肥和救灾款，相比之下你那些画算个屁呵。这个”屁“字让大甲一时无话可说，上前去一个”大背包“，把对方狠狠摔在地上，哎哟哎哟直叫唤。　　“真是没文化。”大甲抹一抹头发，大概有黄钟毁弃的悲愤，眼睁睁地看着对方找干部告状去了。　　“你不吹牛会病吗？”　　“你不吹牛会死吗？　　“你自己不好好干活，还妨碍人家，存心破坏呵？”　　“姚大甲，你还敢打人，街痞子，暴脑壳，日本鬼子、地主恶霸呵？”　　……　　这就是吴场长后来常有的责骂。场长一气之下还煽来耳光，没料到大甲居然还手，闹出一场恶拼。　　场领导后来议了几次，*后决定单独划一块地给大甲，算是画地为牢，隔离防疫，把他当成了大肠杆菌。　　出工的队伍里少了他，真是少了油盐，日子过得平淡乏味。工地上没人唱歌，没人跳舞，没人摔跤，没人吹牛皮，没人闹哄哄的赌饭票，于是锄头和粪桶似乎都沉重了不少，日影也移动得特别慢。“那个呆伙计呢？”有人会冷不防脱口而出，于是大家同生一丝遗憾，四处张望，放目寻找，直到投注对面山上一粒小小的人影。嘿，那肯定是他。那单干户也太舒服了吧？要改造也得在群众监督下改造，怎么能一个人享清福？就是，我们要声讨他，他也听不到。我们要揭发他，他耳朵不在这里呵。　　大家谴责干部们的荒唐，对那家伙的特殊待遇深为不满。快看，他又走了。快看，他又坐下了。快看，他又睡下了，今天一上午就歇过好几回……那家伙大概也在张望这一边，不时送来几嗓子快意的长啸，声音飘飘忽忽地滑过山谷，落在小木桥的溪水边。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独来独往和自由自在，享受一份特许的轻松。至于他的单干任务，基本上交给了附近一伙农家娃，让他们热火朝天地代工。他的回报不过是在纸片上涂鸦，给孩子们画画坦克、飞机、老虎、古代将军什么的，给孩子的妈妈们画画牡丹、荷莲、嫦娥、观音菩萨什么的。他设计的刺绣图案，还赢得了大嫂们满心崇拜，换来了糯米粑。　　他很快画名远播，连附近一些村干部也来茶场交涉，以换工的方式，换他去村里制作墙上的领袖画像和语录牌，把他奉为宣传大师，完成政治任务的救星，总是用好鱼好肉加以款待。县里文化馆还下乡求贤，让他去参与什么县城的庆典筹备，一去就两三个月。关于剧团女演员们争相给他洗鞋袜的事，关于县招待所食堂里的肉汤任他大碗喝的事，都是他这时候吹上的。　　肯定是发现他这一段脸上见肉了，额头上见油了，吴场长咬牙切齿地说：“他能把蒋介石的毛鸟鸟割下来？”　　旁人吓了一跳，“恐怕不行吧？”　　“就是么，一个盗窃犯，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打，还是要把他关起来！”　　旁人又吓了一跳，“他偷东西了？”　　场长不回答。　　“是不是偷……人？”　　场长走了，扔回来一句：“迟偷早偷都是偷。”　　我们没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法印证场长的高瞻远瞩。我们也没等到共产主义，同样没法印证场长有关吃饭不收饭票、餐餐有酱油、人人当地主、家家有套鞋的美好预言。我们只是等来了日复一日的困乏，等来了脚上的伤口、眼里的红丝、蚊虫的狂咬、大清早令人心惊肉跳的哨音。　　不过，疲惫岁月里仍有激情涌动。坊间的传说是：有一位知青从不用左手干活，哪怕这位独臂人的工分少了一大截。他私下的解释是：如果他的左手伤了，指头不敏感了，国际小提琴帕格尼尼大奖就拿不到了呵。这种疯话足以让人吓一跳。另一则传说是，一位知青听到中国**颗人造卫星上天，不去参加庆祝，反而跑到屋后的竹林里大哭一场。他后来的解释也神经兮兮：人家抢在他前面把这件事做了呵，占了先机，夺了头功，他的科研计划就全打乱啦。　　大甲只是个初中留级生，不至于牛成这样。他的科学知识够得上冲天炮，够不上人造卫星。但这并不妨碍他也是美梦翩翩，曾谱写一部《伟大的姚大甲畅想曲》，咣咣咣咣，嘣嘣嘣嘣，总谱配器十分复杂，铿锵铜管和清脆竖琴一起上阵，又有快板又有慢板，又有三拍又有四拍，又有独唱又有齐唱，把自己的未来百般讴歌了一番。　　当时他已离开茶场，去了附近一个生产大队--那里的书记姓胡，是个软心肠，见这一个城里娃老是被隔离，觉得他既没偷猪也没偷牛，既没有偷米也没有偷棉，凭什么把他当大肠杆菌严防死守？既然对上了眼，这位老汉二话不说，要他把行李打成包，扛上肩，跟着走，大有庇护政治难民的一腔正义。这样，大甲从此成了胡家一口子，不明不白的家庭成员，干什么都有老劳模罩着。后来，他玩到哪里就吃住在哪里，又成了梁家一口子，华家一口子，被更多的大叔大伯罩着。农忙时节，我们忙得两头不见天。他倒好，鞋袜齐整，歪戴一顶纸帽，在田野里拉一路小提琴来慰问我们，如同英国王子亲临印度难民营。“呵，在那西去列车的窗口，在那九曲黄河的上游……”他的激情朗诵分明是要气死我们。　　我们躺在小溪边，遥望血色夕阳，顺着他的提琴声梦入未来。我们争相立下大誓，将来一定要狠狠地一口气吃上十个肉馅包子，要狠狠地一口气连看五场电影，要在*繁华的中山路或五一路狠狠走上八个来回……未来的好事太多，我们用各种幻想来给青春岁月镇痛。　　多少年后，我再次经过这条小溪，踏上当年的小木桥，听河水仍在哗哗流响，看纷乱的茅草封掩路面，不能不想起当年。大甲早已回到城市，进过剧团，办过画展，打过群架，开过小工厂，差一点投资煤矿，又移居国外多年……但到底干了些什么，不是特别的清楚。凭一点道听途说，我知道他*终还是在艺术圈出没，在北京著名的798或宋庄这些地方混过，折腾一些“装置”和“行为”，包括什么老门系列、拓片系列、幼婴系列，以及不久前那个又有窗、又有门、还安装了复杂电光装置的青花大瓷罐……据他说，这是准备一举收拾威尼斯国际双年展的原子弹。　　看来世界已经大变，我在日新月异的艺术之下已是一个老土，在青花大瓷罐面前只有可疑的兴奋，差不多就是装模作样。我左瞧右看，咳了七八声，把下巴毫无意义地揉了又揉，说眼下的艺术越来越像技术，画家都成了工程师了。　　“对，说对了，这正是我追求的方向。”他指定我的鼻子。　　“你的意思是，艺术就应当成为技术？”　　“对，你真是个聪明人。你彻底忘掉画笔，多想想切割机和龙门吊，就可以到美术学院当教授了。”　　他这一说，我就明白了，当然也更不明白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不就是三岁扎小辫、五岁穿花裤、九岁还吃奶的那个留级生么？当年邻居的大婶奶汁高产，憋得自己难受，常招手叫他过去，让他扑入温暖怀抱咕嘟咕嘟吮上一番。想想看，一个家伙有了漫长的哺乳史，还能走出自己的童年？他后来走南闯北东奔西窜，但他的喉结、胡须、皱纹、宽肩膀，差不多是一个孩子的伪装，是他混迹于成人堆里的生理夸张。只有从这一点出发，你才可能理解他为何追捕盗贼时一马当先，翻山越岭，穷追不舍，直到自己被毒蜂蜇得大叫--其实他不是珍爱集体林木，只是觉得抓贼好玩。你也才可能理解他为何一转眼就去偷窃队上的橘子，为了对付守园人，又是潜伏，又是迂回，又是佯攻，又是学猫叫，直到自己失足在粪坑里--其实他对橘子并无兴趣，只是觉得做贼好玩。一切都是玩，如此而已。　　对于他来说，抓贼与做贼都可能high（兴奋），也都可能不high。只有high才是硬道理。艺术不过是可以偶尔high一下的把戏。拜托，千万不要同他谈什么思想内涵、艺术风格、技法革新以及各种主义，更不要听他有口无心地胡扯这个斯基或那个列夫。他要扯，让他扯吧。他做的那个大瓷罐，可以装酸菜也可以装饲料，雇工数人耗时一年的大制作，在我看来不过是他咕嘟咕嘟喝足奶水以后，再次趴在地上，撅起屁股，捣腾一堆河沙，准备做一个魔宫。　　他肯定把今天的家庭作业给忘记了，把回家吃饭给忘了。　　他有家吗？我曾要来他的电子邮箱，但那信箱如同黑洞，从未出现过回复；也曾要来他的手机号，但每次打过去都遭遇关机。我只知道他大概还活在人世，偶尔在我面前冷不防地冒出来，挠挠头皮，眨眨眼睛，找点剩饭充塞自己的肚皮，然后东扯西拉一通，然后落下他的手机，揣走我的遥控器，再次消失在永无定准的旅途。*近的一段吹嘘是有关他如何解救小安子，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位熟人。他说他在美国开上越野车，挎上了美式M16，带上一位黑哥们，去毒贩子们那里嘎嘎嘎（他的冲锋枪总是在叙述中发出唐老鸭的叫声）--他朝天一个点射，“fuck--Shit--”那些来自墨西哥的小杂种便统统抱着头，面向墙壁，矮下了。　　“你这不是拍电影？”我说。　　“你不信？那你去问小安子，你现在就打电话！”　　“她怎么会在那里？”　　“刚到美国，乱走乱跑，不听我的教导呵。”　　“她不是在新西兰么？”　　“新西兰的黑社会哪够她玩？”　　一个警匪大片就这样丢下了，一段人们不必全信也不必深究的闲扯。他就是这样的一缕风，一只卡通化的公共传说，一个多动和快速的流浪汉，一个没法问候也没法告别的隐形人。他不仅没有恒定住址，从本质上说，大概还难以承担任何成年人的身份：丈夫、父亲、同事、公民、教师、纳税者、合同甲方、意见领袖、法人代表、股权所有人等。也许，这样的伪成年人，不过是把每一个城市都当积木，把每一节列车都当浪桥，把每一个窗口都当哈哈镜，要把这一辈子做成乐园。　　在将来的某一天，他可能勋业辉煌名震全球，像他自己吹嘘的那样；也可能一贫如洗流落街头，像他前妻和儿子说的那样。但不管落入哪种境地，他都可能挂一支破吉它，到处弹奏自己的伟大畅想。　　“公用鳖！”　　“公用鳖！”　　……　　我从街头孩子们的叫喊中猛醒了过来。　　02　　我醒了过来，再次醒过来了，发现很多事情还得从头说起。我得防止自己像一个梦呓者那样把事情说乱。当时白马湖茶场有八千多亩旱土，分别划给了四个工区共八个队。在缺少金属机械和柴油的情况下，两头不见天，摸黑出工和摸黑收工是这里的常态。垦荒、耕耘、除草、下肥、收割、排渍、焚烧秸秆等，都靠肢体完成，都意味一个体力透支的过程。烈日当空之际，人们都是烧烤状态，半灼伤状态，汗流滚滚越过眉毛直刺眼球，很快就淹没黑溜溜的全身，在裤脚和衣角那些地方下泄如注，在风吹和日晒之下凝成一层层盐粉，给衣服绘出里三圈外三圈的各种白色图案。　　驮一身沉甸甸的盐业收入回家，人们晃晃悠悠，找不到轻重，都像一管挤空了的牙膏皮，肚皮紧贴背脊，喉管里早已伸出手来。男人们吃饭简直不是吃，差不多是搬掉脑袋，把饭菜往里面哗啦一倒，再把脑袋装上，互相看一下，什么也没发生。没把瓦钵和筷子一并倒进肚子里去，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人们的鼻子比狗还灵，空中的任何一丝气味，哪怕是数里路以外顺风飘来的一点猪油花子香，也能嗖嗖嗖地被准确捕获，激发大家的震惊和嫉妒。　　当时粮食平均亩产也就三四百斤左右，将其乘以全县或全省的耕地数就能知道，肯定不够吃，只能计划分配。男人每顿五两，女人每顿四两，如此定量显然只能填塞肚子的小小角落。如果没有家里的补贴，又找不到芋头、蚕豆一类杂粮，地木耳、马齿苋一类野食，就只能盼望红薯了。场部给每张饭票扣一两米，但红薯管饱。唯一的问题，是红薯生气，于是肠胃运动很多，红薯收获季节里总是屁声四起，类似偷偷摸摸的宣叙调或急急风，不时搅乱大家的表情。一场严肃的政治批判会上，应该如期出现的愤怒或深刻，常被一些弧线音或断续音瓦解成哄堂大笑。有经验的主持人从此明白，在红薯收获季节里不宜聚众（比如开会），不宜激动（比如喊口号），阶级斗争还是少搞点好。　　这就不难理解，人们在工地上经常谈到吃。吃的对象、方法、场景、过程、体会一次次进入众人七嘴八舌的记忆总复习。不，应该说在刚吃过饭的一段，比如上午十点以前，肠胃还有所着落和依附，人们还是可以谈一些高雅话题，照顾一下上层建筑，比如知青们背记全世界的国名，背记圆周率或平方表，背记一些电影里的经典台词……来自《列宁在十月》《南征北战》《卖花姑娘》《广阔的地平线》什么的。但到了腹中渐空之时，“看在党国的分上”一类不好笑了，“让列宁同志先走”一类也不好玩了，肠胃开始主宰思维。从北京汤包到陕西泡馍，从广州河粉到南京烤鸭……知青们谈得*多的是以往的味觉经验，包括红卫兵大串联时见识过的各地美食。关于“什么时候*幸福”的心得共识，肯定不是什么大雪天躲在被窝里，不是什么内急时抢到了厕位，而是饿得眼珠子发绿时一口咬个猪肘子。　　操！吃了那一口，挨枪毙也值呵。　　这一天，我没留意时间已经越过危险的上午十点，仍在吹嘘自己的腹肌。但大甲把我的肚皮仔细审查，决不容许我用四个肉块冒充八个肉块，也不容许肥肉冒充肌肉。　　“你也肯定没有110。”他说。　　“怎么没有？我前几天还称过。”　　“你称的时候，肯定喝足了水。”　　“还憋了三天屎尿吧？”　　旁人开始起哄。赌！赌！一定要赌！……这使我奇怪，体重这事有什么好争的？争赢了如何？没争赢又如何？直到大甲高高兴兴在地上拍出几张饭票，我才恍然大悟：阴谋原来在这里。　　关于要不要刮去鞋底的泥块，关于要不要摘下帽子和脱下棉衣，关于要不要撒完尿再上秤……我们争议了好久。争到*无聊时，大甲居然说我头发太多，蓄意欺骗党和人民，因此必须减除毛重半斤。看看，半斤毛重，心思够狠毒吧？总之，在他们花样百出恶意昭昭的联手陷害下，我从秤钩上跳下来，听到他们一阵欢呼，眼睁睁地看着八张饭票被大甲夺走，然后给帮凶们一一分发。　　这是不是下流无耻，我不想控诉。我只是第二天上工时再下战表：“公用鳖，我们比一比认繁体字。赌十张饭票，一张票三个字。”　　“那不行。要比就比俯卧撑。”　　“比投篮？标准距离，一人十个球。”　　“你想反攻倒算？好，老子同情你，给你这个机会。这样吧，你当大家的面吃一块死人骨头。”他指了指身边一堆白花花的碎片，是大家开荒时刨出来的。　　我掂了掂一片碎骨，觉得阴气袭人，污浊发霉，有一种咸鱼味，但我嘴上还得硬。“十张饭票太少了。”　　“你不敢吃就是不敢吃。”　　“我脑膜炎？你要我吃我就吃？”　　“我赌二十张！”　　“我今天没兴趣……”　　“二十五！”　　其他人觉得有戏可看了，围上前来，七嘴八舌，手舞足蹈，大加评点或挑唆，使大甲更为得意地把赌注一再加码。三十，三十五，四十，四十五，*后涨停在五十--如此惊心动魄的豪赌已让我呼吸粗重。　　五十是什么意思？五十就是五十钵白花花米饭，意味着你狼吞虎咽时的晕眩，你大快朵颐时的陶醉，还有抚摸肚皮时的脑子一片空白。想一想吧，至少在很多日子里，你活得出人头地，光彩照人，活脱脱就是当今皇上，不必再对食堂里的曹麻子谄笑，让他的铁勺给你多抖落几颗黄豆；也不必捶打邻居的房门，对屋内的猪油味贼心不死抓肝挠肺；更不必为了争抢一个生萝卜，与这个或那个斗出一身汗。　　生死抉择，成王败冠，翻身农奴得解放，不就在此一拼吗？我抹了一把脸，大声说：“有什么了不起？饭票拿来！”　　他们被镇住了，好一阵沉默。　　我清点饭票，确认赌资无误，然后旋旋腰，压压腿，捏一捏喉笼，咧一咧牙口，把自己当做出场前的运动员。我闭上眼，想一想舍身炸碉堡的英雄，想一想舍身堵枪眼的英雄，过一遍电影里诸多动人形象，在精神上也做好准备。*后，我用衣角细细拭去一块片骨上的霉污泥迹，两眼紧闭，大喊了一声：　　“毛主席万岁--”　　一次深呼吸之后，我咔哧咔哧地大嚼猛咬，没觉出就义是什么味，也不敢去想就义是什么味，直到胃里突然一阵恶涌，眼看就要涌上口腔，像高压水枪一样把嘴里的骨渣喷射出去，这才拔腿狂奔，蹿到附近的小溪旁一头扑下去，在那里拼命呕吐和洗漱--逃蹿前当然没忘记一把抓走地上所有的饭票。　　从这一刻起，皇上的幸福令人陶醉，攥紧在手中的一沓饭票简直是镇国玉玺。晚上，队长买猪娃回来了。队长姓梁，绰号“秀佬”和“秀鸭婆”，不知有什么来历。他听说此事，觉得问题严重而且形势危急，立即把全队人召集在地坪，没顾得点上一盏油灯，就在黑糊糊的一圈人影里开骂：“连先人都不放过呵？什么人呢，就不怕遭雷打？也不怕吃得嘴巴里生疔？就不怕烂肠子烂肚？就不怕你婆娘以后生个娃仔没屁眼？”　　黑暗中的责骂声在继续：“陶小布，你看你，长得十七八九二十一二三四岁了，还像只三脚猫，不上正版！”　　这也太夸张了吧？一口气滑出七八个数，铆足了劲给我拔苗助长，怎么不一口气把我拔成一个老前辈？　　“你锄死了花生苗，我还没说你。你一锄头下去，就少了半斤花生，明白不？你是个枯脔心，打牛--是你那样打的？你爹妈是那样打牛的？你爹妈是那样教你打牛的？你吃饭，它吃草。你睡床，它睡地。你跟它有仇呵？”　　这话不但离题，还有点费解--他似乎不知道城里没有牛。　　其他农民兴高采烈，会后一再点头哈腰笑脸逢迎，争相找我借饭票，又忍不住好奇地打听：那骨头到底是什么味？是不是有点酸？是不是有点咸或者涩？年纪稍长的几个，问过以后还心重，还嘟囔，看我的目光不无异样。我喝过水的杯子，他们决不再沾。我用过的脸盆，他们决不再碰。到了深夜，同房的一个老头从噩梦中惊醒，大喊大叫，满头大汗，找到梁队长强烈要求换房，说他情愿睡牛栏，也不同啃尸鬼同住一窝。只有食堂里的曹麻子好像很欣赏我：“小子，你胆大。以后吃烂肉算你的。”　　他没解释“烂肉”是什么。　　作为一种惩罚，我和大甲都被梁队长勒令去山里买竹。这是一种重活，得挑担子行走七十多里山路，不死也要脱层皮的。由于没拿到竹木砍伐指标，虽是给集体办事，但也算违规违法，只能贼一样昼伏夜行以求躲过沿途检查站那些关卡。我们这次去又遇上大雨，还没赶到产竹地，便在路边一位木匠家避雨，吃光了随身所带的几斤米，不知道接下来两顿饭的着落在哪里。　　木匠是做棺材的。工房里摆了几口刚上过漆的胖大家伙，有木料味和油漆味，黑幽幽的阴气袭人。有时棺材板会无端发出炸裂之声，大概是板材干燥后变形所致，足令我们心惊肉跳。大甲喜欢这种阴森的布景和声效，一定要在这里睡觉，一定要在这里掌灯打牌，而且老是眉飞色舞。“喂，你后面的棺材里怎么伸出了一只手？”　　一个绰号“光洋”的说：“大甲，你自己后面有一张女人的脸！”　　“哈，是你的相好吧？来偷看我的牌？”　　“真的，你回头看看，看看么。真的有一张大白脸，抹了口红，眼角流血，舌头尺把长，牙齿绿幽幽，哎呀呀我怕……”　　我用一根食指封嘴，“别闹。好像有动静。”　　我们屏住呼吸，确实听到了什么。但竖起耳朵再往深里听，能听到窗外下雨，树梢在摇摆，溪流轰鸣声膨胀，主人在隔壁的咳嗽有一下没一下……但这些都不关棺材什么事。直到一张木门突然咣当震响，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才吓出一片齐声惊叫。　　原来是一阵风吹开了门。　　灯火飘忽更加微弱，我们虚虚的不再敢回看身后，更不敢探身门外，出门撒尿也相约一起行动，你盯上我，我看住你，撒尿时不再有比谁射得更远或更高。突然，我们都感觉到赤裸的脚心一阵发麻，两腿不由自主地弹向空中--事后才明白电光与雷鸣同时抵达的恐怖意义：我们被击中了？　　重新点亮油灯后，更多的震怒雷击接踵而至，一次次把窗外的夜晚照亮如昼。大水狂泼，地动山摇，整个世界黑白相续暴放暴收忽有忽无，似乎正万劫不复地向某个方向倾斜和滑落。又一道响亮的钢鞭抽下。一个火球滋滋滋地从大门外跳入，吓得我们叫的叫，倒的倒，蹿的蹿，无不灵魂出窍。待回过神来，发现火球没有了，但门边一堆碎瓦散泥，是从屋顶垮落下来的。空气中有刺鼻的焦糊气味。室内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大概是火球经过之处，有些地块久久地发烫。一个扫帚变成了灰烬，只剩下秃秃的一根棍。一个空油漆桶竟成了废铁皮，收缩成瘪瘪的一个铁瓢。　　我们刚才若不是蹿得快，躲过了雷公爷这一“火轮车”（木匠的说法），眼下也会成为几团黑糊糊的烤肉吧？　　我们整顿表情，心有余悸，陷入了激烈的互相指责。我一口咬定是他们刚才胡言乱语，对棺材不敬，触怒了阎王爷，才遭受如此严厉的警告。大甲当然更愿意相信是我吃了死人骨头，发了死人财，几十张不仁不义的饭票被雷公爷紧紧盯上了，害得大家差一点受连累，一把扑克也玩不好……*后，他们一齐起哄，把我当成扫帚星，祸根子，危险万分的轰炸目标，决不容许我同他们挤睡在一起。我只好夹了一捆稻草，在愤怒的指责声中去厨房那边另打地铺。　　六年后的一天，我总算得到一个招工的机会，如愿以偿返回城市，结束了自己的知青身份。当时秀鸭婆早已离开茶场，回到他的村子去了。听说我要走，他一大早还是赶来送行，往我衣袋里塞了两个硕大惊人的鹅蛋，还有一堆板栗，又挑上我的被包和木箱，一直送到公路口。“你们这些城里仔，不是这个八字，其实本不该来的。” 他叹了口气，“看看这一坡坡茶树，这些年苦了你们，也苦了你们父母。”　　“没什么。”　　“男子汉嘴大吃四方，但吃死人骨头那事，以后不能再搞了。听见没有？”　　“你还记得这事？”　　“不管什么时候，都要靠自己一双手，靠自己做。”　　“当然。”　　“你们有文化，是干大事的人。不过，万一哪天你们在外面不好混，就回来吧。这里没什么好东西，但有我们的一口干，就不会让你喝稀。”　　“我知道。”　　“你晓得的，我们眼下也有水泵了，有碳铵了，有薄膜了，有喷雾器了，还杂交了……”他是指正在推广的杂交水稻种。　　“梁队长，你的意思是，可以多打些谷子了吧？”　　“就是，就是，肯定不会再饿你们了。你往后就是拖家带口的来，锅里也不会空着，桶里也会有的。”　　我眼眶有点发热，去溪边洗了一把脸。早春的溪水还是透骨凉，一沾就好像手指头都被铰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