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变-2050年的世界

应对大转变
　　人类花了25万年的时间才在公元1800年前后让地球上的人口数量增加到了10亿，而*近增加的10亿人口，人类只花了12年的时间。这是个大转变，是个以惊人速度发生的、全方位、大规模的转变。这个转变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如今，技术传播之迅捷绝无仅有——互联网、手机等传播手段，还有浩如烟海的信息。这些信息要么存储在计算机中，要么通过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社交网络进行传播。想想这一切，你就明白信息传播变得如何迅捷了。我们慢慢看着全球经济的重心向亚洲倾斜。所有这些都会对人民生活、商业战略、国家政策乃至地球的未来产生深刻的影响。
　　编撰本书的目的有二。其一是找出并探讨即将改变世界的种种发展态势，如今它们正在从医疗卫生到社会财富的各个领域发挥作用。而本书结构成篇的根本原则就是打破常规的一锅端的做法，各个击破，分别探讨不同领域的问题。当所有领域的前景都被清晰勾勒出来之后，令人耳目一新的全景自然就会跃然纸上，那时视野之开拓就好像搭乘直升飞机在空中俯瞰。
　　其二就是展望未来，畅想一下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变化之后，到2050年，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乍看之下，定下这样的目标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丹?加德纳在其作品《未来狂言》中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大胆用史实证明：历史前进的道路上满地丢弃的都是*后被证实完全不得要领的各种预言。比如，英国记者H.N.布雷斯福德曾在1914年写道：“我相信世界上*强大的六个国家之间再也不会发生战争了。”而不久之后，**次世界大战爆发。还有，1929年股市崩盘前一周，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希尔预言：“我认为股市会在未来几个月里大涨。”
　　普通人又怎么能够知道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呢？仅仅是预测明天的天气情况就已经够困难的了，更不用说预测未来40年里会发生什么了。在此期间，这个世界上还不知要发生多少次“黑天鹅事件”。这个说法是研究随机性的作者纳齐姆?塔利布提出的，他把人们无法预测的事件称为“黑天鹅事件”。
　　然而，未来还是值得一猜的。也许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事实上预测2050年的世界远比预测下个礼拜或者明年会发生什么要容易。即便是对未来预测如此不信任的塔利布也愿意尝试着预测二三十年后的情况，而他的理由则是：“在经过了那么长时间以后，今天所有脆弱的东西都已经灰飞烟灭。”我们还是来借用一下天气预报的例子吧——虽不能指望有谁能够准确可靠地预测出下个月的天气情况，但是，完全不去考虑2050年的气候形态以及期间的气候变化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而且，我们确实能够比较准确地预测出未来几十年里一些重要领域的发展变化情况，比如说人口的发展变化趋势：尽管这种趋势不像数学定理般毋庸置疑，但是也非常接近事实。人口问题是一个很好的思考未来的出发点。事实上，本书正是从这个话题开始探讨的，我们将会首先读到约翰?帕克对人口发展变化整体趋势的权威预测。
　　人口发展变化趋势又会影响到本书中探讨的许多其他问题的发展方向。本书中共收录了20篇文章，每一篇都是由《经济学人》大家庭中的一位成员或者一位撰稿人来完成，广泛探讨了各种话题，这些文章被分为四大部分：人、地球、经济和知识。它们不但描述了未来世界的大转变，而且还传达了作者们就未来发展变化趋势所持有的相似观点（当然，作者们也都表达了担心自己预测出现偏差的惶恐之情）。
　　2050年愿景
　　首先，本书撰稿人或多或少都秉承同样的思路——要看清未来，首先要审视过去，回顾过去有助于我们了解未来变化的规模和性质。我们还可以借此来了解变化背后的原动力。
　　不过，这股动力也可能会遭遇抵抗。因此，大家也还有另外一个相同的思路——正视沿途的各种破坏力量，而不是一味地仅仅根据过去的历史发展来推演未来的模样。如今，大家对于环境持续遭到破坏这一趋势已经再确定不过了，但马特?里德利却认为生态环境会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好转。奥利弗?莫顿则探讨了气候问题，并指出一旦我们以全新的、风险管理的视角来看待和应对气候问题，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将会随之出现。尽管近来宗教信仰之花遍地开放，安东尼?戈特利布还是力图证明发展中国家内的宗教信仰*终还是会由浓转淡。夏洛特?霍华德认为，基因科学研究领域的突破以及医疗卫生服务的推广会改变疾病传播发展的趋势。新兴世界的迅速发展会带来许多对社会产生严重破坏作用的新情况，而芭芭拉?贝克指出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发展机遇的增加也能够起到同样的效果。爱德华?卢卡斯对世界民主形势变化的预测令人惊讶，他认为，未来40年，在专制国家里民主会进步，而在如今的自由国家里民主则会退步。
　　在谈到经济问题时，赞尼?明顿?班道斯认为，尽管目前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看似无法遏制，但在未来几十年里，贫富差距却很可能会缩小。目前的一个重要趋势之一就是各国政府因为要负担日趋高昂的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费用而日渐臃肿，但是保罗?华莱士认为，改革*终会让政府变得更加轻盈、明智和健康。一年又一年，我们几乎要认为中国的飞速发展是理所当然的了，但是西蒙?考克斯却告诉我们，到2050年，其经济增长速度也将只能保持在每年2.5%左右。
　　说到这里，不得不说，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是本书中的一个重要线索。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向东迁移，拉扎?科奇克指出，这其实是历史的重现。到2050年，亚洲的经济总量将会达到全球经济总量的二分之一强，而1820年之前，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世界经济格局一直是这个样子的。经济格局的变化必将深刻影响从环境到军事力量对比的方方面面，世界经济的重心也会发生迁移。但是，不要认为到了2050年，中国就能够在各个领域都叱咤风云，罗伯特?莱恩?格林在探讨文化问题的时候指出，普通话不会取代英语成为世界语言。杰弗里?卡尔认为，除非中国从制度上为科学研究创造更好的条件，营造促进科学的政治环境，否则中国科学家是无法引领世界科学研究的。
　　第四个共性就是，作者们都认为未来40年的发展总趋势是进步，这种态度同预言行业阴郁悲观的传统大相径庭。他们对未来的乐观，并不是因为他们在透过玫瑰色的水晶球看未来，也绝对不是对危机和挑战视而不见。他们也看到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挑战，从应对气候变化、避免因为抢夺水资源等稀缺资源而引发战争，到在2050年养活90亿人口，再到形形色色的安全威胁（详见马修?西蒙兹关于未来战争的论述）。不过，接下来诸位将要读到的这些文章的主要基调还是积极乐观。或者说，至少作者们相信，只要政策合理，在大部分领域人类都会有更好的发展。
　　换言之，2050年的世界完全有可能变得更富裕、更健康，联系更紧密，发展更加可持续，生产力更发达，创造力更旺盛，教育水平更高，贫富之间、两性之间的差距更小，数十亿地球人口都能够拥有更多的机遇。城市化的程度也会更高，近70%的人口将会居住在小城镇或者大城市，而今天的非农人口只占全部人口的一半多一点儿。世界人口的年龄水平也会提高，中位数年龄将从29岁提高到38岁；非洲人口占全球人口比例会提高，全世界人口增加的23亿当中，有一半来自非洲。所有这些都会给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就像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在研讨未来商业发展趋势的时候得出的结论一样：“创造性破坏的风暴*终会将我们吹往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在这件事情上，新技术居功至伟。有些新技术我们还想象不到，不过有一些已经初现端倪了。制造业会因为叠层制造技术，也就是三维立体打印技术的出现而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利用这种技术，消费者自产汽车零件将会变成很平常的事情。而靶向药物、无需冷藏运输的疫苗还有能够生发新组织的干细胞会创造更多医学奇迹。生物学和机器人学的融合能够赋予残废的肢体新的生命力。随着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界限变得日趋模糊，教育也实现了自主化，几乎人人都可以远程学习牛津、剑桥和哈佛这样的知名学府所提供的网络课程。2050年，许多科幻小说中的景象会变成现实：已经灭绝的生物可能重生。而且，据蒂姆?克罗斯的说法，我们也很可能会发现外星生命。
　　上面列出的只是我们可以期待的无限可能中的一些，本书中收录的文章还有一个共性。这些文章中充满各种奇思妙想和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数据和事实：对于未来的各个不同领域的探索结果常常会让许多人感到惊奇。比如，2050年，法国的人口数量将会超过德国；中国人的平均年龄不光会比美国高，还会比欧洲人高；主要由穆斯林构成的繁荣的中东地区将会开始收获“人口红利”；尼日利亚人口将会达到近四亿，大有赶超美国之势，而且尼日利亚也将会成为一个像今日的金砖四国（BRIC，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一样飞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
　　在战略层面，到2050年，因为深刻的防御重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会退出历史舞台，无人机将会取代真人驾驶的飞机来执行大部分的飞行任务。在所有学科中，生物学将会成为*活跃的学科，而且会同纳米科学以及信息科学实现融合。在金融市场上将会数度出现菲利普?科根所描述的循环现象。而对个人而言，检验基因组序列将会变得像今天验血那么简单。因为机器翻译技术的长足进步，外语技能将会像被电脑取代的书写技艺一样，变成可有可无的技巧。马丁?贾尔斯认为，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个人智慧被集体智慧所取代将成为常态。事实上，肯尼斯?库克尔认为无处不在的计算机（所有东西都被植入芯片）是未来40年改变人类生存方式的*重要力量。远程通讯技术事实上已经消灭了距离，在这样一个世界，身处何方这个事实还具有什么意义吗？路德维格?希格勒认为，物理位置的重要性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综上所述，本书中收录的文章能够启发和激励广泛的读者群。公司决策者、政策制定者，以及从生物学到商业学的研究人员都能够从这些文章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任何一个愿意透析新闻现象背后本质的人，任何一个对世界未来走向感兴趣的人都会为本书着迷。
　　并不是只有职业预言家口中那样黯淡的未来才能让读者信服。尽管前路坎坷，要适应这样的大转变也势必会很困难，但是2050年的世界一定不会比现在的世界更差。要是你不相信，就请翻看本书的*后一章，这是关于预言和进步的。即使它无法照亮你未来几十年的征程，至少能够让你的一天明亮起来。
　　
　　国民健康论
　　疾病是人类面临的环境中无可回避的部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医疗卫生领域将会取得超乎人们想象的进步，同时人们也会在这一领域遇到新的挑战。
　　
　　1980年的时候，还没有人听说过获得性免疫功能丧失综合症（即艾滋病），因为当时这个说法根本就不存在。但是，那个时候，这种原本一直在黑猩猩群中肆虐的导致艾滋病的病毒却已经传播到了人类身上。1981年6月，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发出了警报，用几个短短的章节描述了洛杉矶市五位同性恋男子所感染的一种非常罕见的肺炎。这一报告本身就语焉不详，因此也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有些记者据此警告我们：“同性恋癌症”正在爆发。1982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发明了“获得性免疫功能丧失综合症”这一说法。澳大利亚、墨西哥、南非和中国都发现了艾滋病病例。1992年，艾滋病位居美国25~44岁成年男子死亡原因之冠。20世纪90年代关于艾滋病的研究轰轰烈烈地展开，挫折和公众运动此起彼伏。华盛顿特区的广场上覆盖上了纪念艾滋病感染者的被单。2001年，全世界的国家元首们齐聚联合国，宣誓共同遏制艾滋病迅速传播的态势。
　　令人欣慰的是，他们也确实取得了进展。2009年，艾滋病的新感染人数比十年前降低了19%。抗逆转录酶病毒疗法将这种疾病从一种无药可解的致命疾病变成了一种慢性病，而随着治疗药物的改进，艾滋病感染率将会进一步下降。更激动人心的是，人们还有可能成功开发出艾滋病疫苗。2009年，全世界共生活着3300万感染了HIV病毒的人，然而，艾滋病患者的分布并不平衡。近20%的南非成年人感染了HIV病毒，而在美国，该病毒的感染率是0.6%，在英国是0.2%。只有极少数病人接受了治疗；新增感染率仍然太高。但是，在过去的短短30年间，人们对这种疾病的态度已经从恐惧和无助转变为采取有效行动加以控制，而且对控制它的前景充满希望。可以预见，在今后的40年里，相关研究能够取得重大进展，而大量新的治疗方法会不断涌现。
　　然而，人类对未知未来的恐惧依然存在，我们担心会出现新的疫病大流行，担心会出现一种强大的超级病毒把我们的医学之剑变得像牙签一样不堪一击。一些表面看来同国民健康问题毫无关系的变化趋势，比如气候变化和城市化进程，却会对医疗卫生事业造成深远的影响，在贫穷国家，它们的作用尤其显著。在富裕国家，人们正在进行一场艰苦的斗争，试图解决儿童肥胖的问题：打输了这场仗，我们的下一代就注定要终生受到慢性疾病的折磨。同时，政客们正在进行激烈的唇枪舌剑，争论到底谁应该为赡养老人埋单。
　　在这些焦虑和担忧中，兴奋和激动并非主旋律。21世纪伊始，卫生保健领域充满着希望与期待。许多公司都致力于开发出新的技术来将卫生保健变得更好、更便宜、更容易获得。科学家们正致力于揭开我们基因编码的秘密。在今后40年里，一支由各种疾病组成的“恶魔军队”将要进攻人类，但是科学和勤奋有可能打败这支军队。
　　旧病谢幕
　　21世纪上半叶摆在我们面前的全球性卫生保健问题不计其数，而我们彻底解决其中某些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消除那些如今还在贫穷国家肆虐，但是已经从富裕国家消除了的疾病。对于这样的疾病，科学不发达并不是问题。根据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说法，只要利用现有的技术，到2025年，儿童的夭折率就能够减少到目前的一半。
　　*显而易见的目标应该是那些可以用疫苗防治的疾病。每年有大约200万儿童死于能够用疫苗防治的疾病。历史证据表明，这样的悲剧是可以被阻止的。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通过一系列成功的疫苗防疫项目，人类已经成功消除了天花（现在，这种病毒只在实验室里还存在）。还有脊髓灰质炎：1952年，脊髓灰质炎每年会导致24000名美国人瘫痪或者死亡。而今天，用来维持呼吸的人工呼吸器已经同水蛭疗法一样过时了。几十年前，富裕国家就消除了脊髓灰质炎。尽管目前发展中国家还在受到脊髓灰质炎的戕害，但是，到2050年，这样的情况有望得以终结。在过去20年里，脊髓灰质炎的感染人数已经骤降99%，年发生量仅为3000例。
　　其他一些疾病的传播势头也将会在未来得到遏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肺炎和腹泻是5岁以下儿童的*大杀手。2008年，5岁以下儿童死亡病例中，死于肺炎的占18%，死于腹泻的占15%。广泛采用疫苗防疫能够取得显著的效果，而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以便宜的价格让那些需要这些疫苗的人们得到疫苗和相应的治疗。
　　技术进步将对疫苗生产和疾病治疗大有帮助。科学家们已经努力研制出了不需要低温保存的疫苗，而到2050年，我们可以普及这样的疫苗。还有更多公司能够生产出使用更方便的疫苗，比如多种疫苗同时注射，这样就免去了多次到保健中心接种疫苗的麻烦。随着药品运输渠道不断改进以及发展中国家药品研发和生产的能力不断增强，药品的价格也会降低。
　　这些发展会继续显著改善医疗卫生事业的状况。贫穷国家新生儿死亡率会继续下降，而人口平均寿命会提高。
　　有很多种疾病，在应对的时候，我们既需要已有的旧“武器”，也要依赖于新开发出来的“武器”。疟疾已经困扰了人类数千年，主要通过蚊子来传播致病寄生虫。人类曾经尝试过各种办法来抵御这种微小生物的进攻。索尼娅?沙阿在其作品《热症》一书中写道：20世纪30年代，科学家们发现，相较于人血，英国的蚊子更喜欢猪血，所以他们建议人们在床下养猪来防御蚊子的叮咬。而更现代化的措施包括蚊帐、在墙上涂抹杀虫剂和治疗疟疾的药品，这些措施的效果还不错。疟疾的致死率已经从2000年98.5万人降到了2009年的78.1万人。在11个非洲国家能力。诱导干细胞采取行动可以极大提升我们身体的自愈能力。在耽搁了几年之后，2010年，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杰龙公司成为美国**家测试干细胞疗法的公司。这家公司希望能够借此修复脊髓损伤。
　　其他一些技术提供了以不同方式修复病体的前景。过去只能控制真肢的神经现在经过调整也能够控制假肢了。未来，被截肢的患者能够更好地控制新装的假肢，而且这项技术还能得到普及。同样的，截瘫患者也可以利用新技术来重新获得移动自己四肢的能力。而那些需要进行肾脏移植的人以后也能更容易地获得可供移植的肾脏，因为我们能够使用新的制造技术，包括三维打印技术，层层覆盖纤薄的细胞来创造出复杂的器官。*终，我们还有可能实现器官的体内复制。
　　同时，疫苗技术的突飞猛进也为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帮助他们攻克那些一直让研究人员束手无策的疾病，比如癌症和成瘾症。然而，有些疾病可能还是很顽固。科学家们本来希望能够通过将薄金属板精确定位黏贴在痴呆患者的大脑中来攻克阿兹海默症。尽管他们已经为此项研究投入了数百万美元，但是还是没有找到治愈此病的办法。多家公司还在努力推进该疾病的防治。新的检查手段能够尽早发现阿兹海默症，并找出健康人群中有可能罹患该病的人，这些发展都会对此病的防治发挥积极作用。然而，前景*光明的做法还是人们在2010年采取的一项新举措。世界上*大的几家医药公司说他们将会共享过去失败实验的相关数据，以更好了解这些实验到底哪里出了问题。通过吸取过去失败的教训，也许有一天他们就能够获得成功。
　　女性世界
　　毛泽东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但是，要让妇女们得到与男人同样的回报还需要时间，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法律上平等了，经济上还没有
　　没有人会天真地认为这些措施就能够立刻带来职场上的男女平等。不过，它们表明一种重要的社会趋势正在形成。丈夫外出工作赚钱养家、妻子照顾家庭和子女的传统家庭的数量越来越少。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初，52%有子女的家庭都是传统家庭的形式。而到1975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了45%；至于现在，则只有21%。比起其他富裕国家，美国妇女外出工作的比例要高一些。不过，无论在哪里，同样的趋势都很明显。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适龄女性外出工作的比例整体上从1970年的45%增加到了2008年的58%。北欧国家这一比例*高，大部分都超过70%，只比适龄男性的比例低几个百分点。而在这一比例较低的意大利和希腊，只有一半多一点儿的女性从事有薪酬的工作。
　　尽管大量女性涌入职场，尽管颁布了那么多同工同酬的法律，平均来看，女性还是比男性挣钱少。两性全职员工薪酬中位数的差距鸿沟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已经开始缩小了。不过，如今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这个差距似乎止步于平均18%，不再继续缩小了。同样，在大多数北欧国家，两性薪酬差距要小一些，而在韩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差距则要大许多。这些数字不考虑兼职工作者的收入，而女性从业者中，有四分之一都是兼职的，而且兼职工作的薪酬一般低于全职工作，因此，实际的情况要比这更糟糕。在薪酬*高的人群中，两性薪酬差距*大，这说明，许多女性在向上级阶层前进的时候，还是会撞上“透明天花板”。
　　女性所从事职业的集中度远远高于男性，她们多从事教育、护理、美容美体以及文秘工作，而这些工作通常都不是能够让人发财的职业。不过，随着白领工作不断增加（这些工作的工时和工作环境通常都比较合适和优越），女性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而随着体力劳动岗位的减少，许多男性体力劳动者正在进入失业大军。比起男性，女性从事个体经营的概率也更高，这也说明她们很难找到工作时间和环境适合自己的工作。即使真正从事全职工作，她们的平均工作时间也比男性要短。
　　这不是因为她们比较懒，而是因为她们还有别的工作要做。在几乎所有的富裕国家，妇女花费在无薪酬工作上的时间至少是男人的两倍，在某些国家，这个数字还要大得多。这些工作主要包括：照看孩子、照顾老人以及其他一些事情。所有地方的男人都说他们的休闲时间比女人多。不过，哪里的男人都没有意大利男人悠闲，他们每天的休闲时间要比自己的妻子长80分钟，而挪威男人干家务活的时间几乎和他们的妻子一样长。
　　不过，至少是在富裕国家，照顾孩子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个永无休止的任务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家中，女性的平均生育率只有1.6，比40年前少一个，也低于2.1的人口替换率。对此，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避孕药发挥了部分作用。至此，女性才**次拥有了控制生育的能力，能够决定自己到底要生几个孩子，还有什么时候生。现在，女性生育的年龄推迟了，通常都在她们有了一定事业基础后才生孩子，而且通常也不会要很多孩子。美国、法国还有北欧国家的人口出生率比起地中海国家和东欧国家来要略高一些，后者的人口出生率曾经一度接近每位妇女只生一个孩子。近几年，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人口出生率有所回升，不过，回到过去那种管风琴式家庭（也就是一个家庭有几个年龄由大到小依次排开的孩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当然，即使是独生子女也需要人花时间去照顾，不过比起以前那种大家庭来说，照顾一个孩子要容易多了，而且，照顾孩子的时间也短了许多，因此，总的说来，妇女同时保有家庭和事业的概率是越来越高了。
　　在过去两三百年里，特别是过去五十年里，富裕国家的妇女在妇女解放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进展。她们在法律上取得了同男人完全平等的地位，也争取到了选举权，尽管女性立法者的数量还是很少。女性也可以享受平等的教育权，而且作为一个群体，她们的受教育程度已经开始高于男性。她们也可以控制自己家庭的规模。而现代家庭中孩子少了，也更好掌控了。女性得以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在许多国家，妇女的就业率几乎与男人持平。在美国，她们其实已经掌握了一半的工作岗位。男女之间的薪酬差距也在减小，尽管还远远谈不上消失。女性从事高级管理工作、高级专业技术工作或者高级行政工作已经不再是稀罕事，尽管掌握决策权的妇女数量还是很少。有些国家还颁布了正式或者非正式的配额制度，要求董事会成员中拥有一定比例的女性，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妇女进入决策层的步伐。
　　*高管理层中的巾帼英雄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在2050年，富裕国家的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差不多一半的人是妇女。而我们不太清楚的是要通过什么办法来实现这个结果：是需要立法规定配额呢，还是不需要？
　　目前，跻身于商界*高层的女性的数量还是少得可怜：美国大公司中女董事的比例为15%，而欧洲只有10%。有些欧洲国家的政府效法挪威的做法，立法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中40%的席位要给女性。而在美国，这样的措施可能不会被接受，因为这被认为是对男性的歧视。而反对配额制的人说，这样做会迫使公司在董事会里设置一些没有决策权的虚职来应付配额制，或者迫于配额压力，根据性别而不是能力来分配权力。无论有无配额，在今后几十年来，为了满足竞争的需要，公司也需要吸引*优秀的人才，也势必会让董事会中女性的数量接近男性。
　　未来的美好与不完美
　　那么，女性前进的方向到底是哪里呢？在发达国家，女性拥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假如她们能够找到一位足够富有的丈夫，她们就可以结婚，然后成为全职太太，想生几个孩子就生几个孩子；或者，她们可以找一份前途无量的工作，根本就不想孩子的事，甚至连老公都不要。但是，绝大多数人会选择一条中间道路，建立一个家庭并同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有一份工作。而实现这个目标的难易程度取决于她们到底生活在哪里。有些国家的政府实施了家庭友好型政策，慷慨地提供育儿假、税务减免和幼儿照管服务，而有些国家则不然。许多国家的劳动人口数量都在缩小，而称职的劳动力变成了稀缺资源，鉴于这种情况，政府和雇主都会更努力地吸引女性进入劳动大军，并尽力让她们留在工作岗位上。女性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取得的进展肯定是不会被取消，倒退更是不可能。有些男人牢骚满腹，说现在女人们的待遇更好：尽管她们不能将所有“美味”一网打尽，但是，至少现在她们可以从一张男人们拿不到的“菜单”上点菜了。
　　未来40年里，社会、经济还有技术领域的一些发展趋势能够让富裕国家的女性受益匪浅，而另外一些趋势则会让她们的生活变得稍微艰难一些，或者给她们的生活增加一些变数，但是过去一个世纪中发生的那些产生翻天覆地影响的史诗式变化是不太可能再出现了。大部分的大仗都已经打赢了，包括平等的法律地位，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控制生育还有自由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权利都已经争取到了。从现在到2050年的这些年里，劳动力的价值会进一步得到承认，劳动技能将会更受重视，社会各界也会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方便女性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
　　而在新兴市场，妇女们的发展前景却很不一样。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妇女还是缺乏平等的法律地位和政治权利，在很多国家，她们还没有选举权。尽管已经有186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但是，其中有42个国家还对该公约的至少一个方面持有异议，这阻碍了该公约在现实中的推广和实施。争议主要集中在婚姻和家庭内部的平等权利，国民待遇和与宗教教义的兼容性等方面。在许多国家里，女性在家庭中没有自主权，经常要遭受家庭暴力而且无法通过法律手段伸张自己的权益。
　　根据联合国颁布的数据，在北非和西亚，2010年，女性从事有薪酬工作的比例不超过30%；南亚，这一比例低于40%；加勒比海地区和中美洲，不足50%。尽管在过去20年间，男女参加工作比例之间的差距有所减小，但还是很大。而即使是那些有工作的女性，从事的也常常是不稳定的工作，比如临时性农业帮工、家政服务、工厂和作坊里的临时工，或者是自己经营点儿小生意。如果幸运的话，她们能够找到文员或者服务行业的工作。很少有人能够进入经理级或者高级官员的阶层，而且，几乎所有女性在从事与男性同样工作的时候，薪水要比男性低。
　　在发达一些的新兴市场，女性的前景看起来要乐观些。很可能，从现在开始到2050年，全球的经济增长都主要集中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国和印度将分别成长为全球*大和第三大经济体，而墨西哥、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埃及、马来西亚、泰国、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等国的经济也会飞速发展。这样迅速的增长对女性实际上是有好处的。西方发展的经验表明，女性发展进步的一个前提是教育。随着这些国家变得越来越富有，他们花在教育上的钱也越来越多。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表明，在巴西、俄罗斯和中国，年轻的成年公民无论男女都已经全面脱盲，而高等教育在校生当中女性占了一半左右。
　　经济高速发展还会加剧用人单位对技术工人和人才的争夺，这也为女性提供了更多机遇。在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当中，已经有30%~50%的女性加入了劳动大军，她们中的许多人还斗志昂扬地下定决心要努力工作，争取爬到*高处。尽管针对女性的传统观念很难消除，但是，这世界已经改变了很多，那些*根深蒂固的歧视可能也比以前更容易对抗了。国际劳工组织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职业的性别壁垒现象（也就是说，男人和女人从事不同的工作）在中国和印度甚至比以平等主义著称的北欧国家都更少。特别是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女企业家建立了非常成功的企业。
　　同西方国家的职业女性相比，金砖四国的职业女性们享有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在这些国家，照顾孩子的矛盾没有那么突出。几世同堂的大家族里有更多人可以搭把手，家政服务随处可得又便宜，而且在这些国家的文化中，人们并不忌讳让别人给自己带孩子。然而，在今后几十年里，这样的优势会逐渐减少，因为人们也期待这些女性会在她们的父母和公婆衰老的时候反过来赡养和照顾她们，这样，在她们事业发展的中后期就会被更重的家庭负担所拖累。
　　社交网络
　　保持连接、一直在线：欢迎来到社交超云时代。
　　社交图形
　　人们开始在网络中使用自己的真实身份并且开始公开地同其他人建立链接。比如说，Facebook就鼓励用户公开自己的婚姻状况，是否单身，是否有固定的交往对象，并标注出哪位好友同时也是其家庭成员。维护社交网络的计算机专业人士喜欢把这样结成的电子关系网成为“社交图形”，通过对它进行数据挖掘，可以更好地理解一个人的关系网以及兴趣网络。
　　在Facebook时代，人们愿意同网友分享的信息量也显著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如今越来越开放的社交行为规范的反映。这种变化直接导致了真人秀节目的流行。但是，这也表明如今在线社交网络已经创造出来了更严密也更圆滑的隐私控制措施，增强了用户的安全感，使得他们可以更放心地分享一些敏感信息，比如*近购物的细节或者他们的健康状况。当然，对很多人来说，网络安全还是一个很值得担忧的问题。用户可以通过Foursquare还有Gowalla为好友们标示自己目前的位置，这两个网站的蓬勃发展也是人们隐私观有所松动的明证。 交网络似乎已经开始跨越年龄的鸿沟。尽管还是年轻人更倾向于在互联网上“捅”彼此一下、互加好友或者上传一张好朋友在派对上衣衫不整的快照，但是，他们的祖父母们也开始注册社交网络账号了。2010年，非营利性机构“皮尤网络与美国生活项目”对超过2000名成年人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自2009年4月到2010年5月，美国65岁以上的社交网络用户数量翻了一番，从该年龄群体总数的13%增长到26%。而18~29岁的年轻人中有80%在使用这样的社交网络，虽然26%的比例相形见绌，但是在今后几十年里，随着越来越多的“银发网络冲浪人”发现在线分享的乐趣，这个差距会逐渐缩小。
　　迈向社交化国家
　　由隐私问题而引发的持续的紧张局势不太可能终止人类社会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步伐。社交网络以及其他一些社交媒体将会步紧随互联网，进入我们生活的各个不同领域。到2050年，我们将会生活在所谓的“社交化国家”当中——无论我们身处何地，我们的在线好友网络都触手可及；而智慧众包化这样的观念将不再新奇，而变得再普通不过。
　　现在，已经有些迹象表明，社会联系紧密化的趋势已经渐渐普及。一个标志就是，很多人现在通过手机而不是电脑来使用Facebook以及其他一些社交网络。这一现象有两个重大的意义。首先，手机用户比通过个人电脑参与社交网络的人更活跃，因此，被分享的信息将会因此大幅增长。其次，今后几十年里，新兴市场宽带无线网络会得到极大普及，而手机正在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首选计算设备。因此，数十亿用户可以凭借这样的网络用手机建立新的朋友网和关系网。社交媒体革命也将因此而变成更具全球性的现象。
　　另外一个社交网络更普及的标志就是几乎各种不同的设备中都集成了社会联系功能。比如，丰田在2012年推出一个叫做“丰田朋友”的社交网络服务。丰田车的驾驶者可以通过这个服务来同其他丰田车驾驶者实时分享资讯，并同丰田销售商联系。另外一些汽车制造商也致力于研究如何让驾驶者在行驶过程中接入社交网络。到2050年的时候，所有的汽车上都会安装声控联网装置，方便驾驶者在行驶过程中同自己社交网络里的好友建立连接。未来，这种在线联网功能会出现在其他各种设备上——从炊具到商店里的收银机，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一个让社交网络无处不在的驱动力是计算机云技术的发展。所谓云技术，就是在服务器中存储大量信息，而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多种不同的设备来获取这些信息。随着技术进一步发展，这种计算机处理技术的成本将会大幅下降，在移动中接入社交媒体将会变得更廉价更便捷。再加上人工智能等领域技术的进步，到2050年的时候，人们将能够建立起一个社交超云系统，这个系统可以从一个人的社交网络中自动搜索并提供相关的信息和联系。
　　然而，也很可能2050年的社交媒体行业将会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隐私问题带来的压力会迫使人们放弃那些商业大鳄，转而将自己的电子信息托付给那些非营利性存储机构，这些机构只为将信息存储在本机构的顾客提供服务。这些机构将会严密守护个人数据，而且只根据这个人的指令来将这些信息赋予第三方网站。
　　除了Facebook或者Google+之外，未来，人们还能够自由地注册成为任何自己感兴趣的网站的成员，并自由选择任何自己想要与之交往的人做朋友。技术也会继续进步，直至能够为人们提供目标性更强的信息，那时人们就再也不会被湮没在一个超大网络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无关信息和新闻当中了。甚至不用真正发出请求，这些信息就被呈现给你了，因为，到那个时候无所不在的网络连接和实时分享就变成再普通也不过的事情了。
　　当然，几乎不可避免地，一些新的、破坏性的社交技术会被开发出来，并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完全改变在线社交的模式。这项技术可能在硅谷的一间车库里，甚至是在肯尼亚的一间简陋的小屋里被开发出来。但是，不管这种分享的底层技术基础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可以确切知道，世界变得更联通的趋势只能是变得更快。
　　有些人甚至预言说，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经营更庞大的社交网络，与许多人建立紧密的联系。如今，Facebook网站用户的平均好友数量大约为130人，距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所宣称的一个人能够保持稳定关系的友人数量上限148人（经常被近似为150人）相去已不太远。而开发出了黑手党战争和开心农场游戏的网络游戏公司Zynga的老板马克?平卡斯却预言，几十年后，社交网络用户的人均好友数量将会达到500人。
　　即使社交网络用户的人均好友数量*终并未达到如此多的程度，有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在本章中所罗列出来的这些变化正在将互联网变得更像它的创造者蒂姆?伯纳斯-李预想中它该呈现的样子。他在其作品《编织万维网》一书中解释说，发明互联网的初衷就是把它当作一项社交工具而不是技术发明来做的。而到2050年，它就会是这个样子的。
　　文化的革命
　　全球化和技术进步都会对文化产生影响，不过，这个世界的品位还是一如既往地带有地域性。
　　守门人围堵传媒乱象
　　以新闻界为例。在2000~2010年间，博客已经颠覆了这个一直以来趾高气扬的行业。但是，人们却常常忽视另外一个趋势：传媒巨头们正在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这个博客化的世界。在美国，引领博客潮流的常常是一些知名的政治博客写手，而他们差不多都受雇于传统的传媒巨头：安德鲁?沙利文、埃兹拉?克莱因、纳特?希尔弗都是*早开博客的人；他们都受雇于传统传媒公司（分别是DailyBeast、《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 以及《纽约时报》），而他们绝不是特例。
　　因为谁也不能在干别的事情时顺便就能写出高质量的内容来，因此，在能够出售自己创造的内容时，内容创造者写得会*卖力。数字化交流方式为消费者们打开大门，让他们能够听到如此众多的声音，因此他们需要通过一条捷径来找到那些值得听取的声音。而信任那些久负盛名的传媒公司就是*简单的解决方案。
　　传媒公司还拥有另外一个想要成为独立艺术家（无论是撰稿人、音乐家还是作家）的人们望尘莫及的工具——它们的市场推广机器。许多艺术大腕儿都是从网络上起步的。蓝调音乐（R&B）巨星亚瑟小子在YouTube上发现了贾斯丁?比伯。而另外一位蓝调歌手蓝尼?克罗维兹在MySpace上发现了另类乡村音乐歌手丽西。但是，这两位新星如今都贴上了传媒大鳄的标签，比伯签约小岛唱片公司，而丽西签约哥伦比亚公司。深知网络蹿红无法长久，艺术家们还是会继续接受大公司推手们提供的金钱和可持续的市场推广力。
　　在出版行业，电子书也改变了出版行业的面目，但是并没有将出版商淘汰出局。亚马逊网2010年电子书销售量已经超过了精装书销售量，而且电子书阅读将会成为图书销售的主流。纸质图书还是会继续存在，就像是人们还是会把发表在网络上的长文章打印出来以便以后阅读一样。但是，它们将逐渐变成一种副产品——只有在读者要求的时候才提供的产品，而不再是出版商们的主流产品。
　　与此同时，纯自我出版的作品还只是非主流的少数现象。阿曼达?霍金是个罕见的成功者，她通过亚马逊以及巴诺书店这样的网上书店独立出版并出售了了超过一百万册电子书籍（多为吸血鬼小说之类的作品）。但是她也很快被传统出版商圣马丁出版社揽入麾下。为此她解释说，自己不想要回复电子邮件、设计封面还有做其他一些独立出版所必不可免的杂务。
　　因此，守门人还要继续存在。选择多得让人眼花缭乱，读者、音乐听众还有电影观众都希望有人能够帮助他们找出好的东西，而且他们还常常想要消费那些别人都在消费的东西。这是人的本性，在未来几十年里不太可能有太大的变化。
　　你会说计算机语言吗？
　　有个东西在威胁着英语的统治地位，而它不是汉语。计算机科学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在积极尝试着让计算机来翻译自然语言了，而直到21世纪的*初几年，研究的结果还是令人沮丧。然而，现在这些技术怪杰们开始尝试不同的办法了。他们不再尝试让计算机分析和“理解”语言然后再翻译它们了，而是集合了大量由人类翻译过的文本，然后让计算机凭借它们了不起的运算能力来运算什么话可能被翻译成什么话。谷歌翻译工具就是用这个办法，它翻译出来的东西比十年前*棒的“智能”翻译软件翻译出来的质量都要高。
　　研究语言兴衰的一位学者尼古拉斯?奥斯勒宣称，英语将成为*后的“通用语”。随着翻译技术的改善，学习外语将会同书法一样成为一门过时的技艺。然而，翻译书面文章同翻译口头语言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奥斯勒的断言有些为时过早，人们在自然的状态下说话时，总是会停顿，还使用各种乱七八糟的不规范习惯用语，让计算机理解这些已经很强人所难了，更不用说还要快速准确地翻译它们了。要解决这些问题恐怕40年是不够用的，至少根据过去40年里的进展情况来判断是这样的。
　　缺少通用的翻译工具，世界上现存的7000种语言未来将何去何从呢？令人难过的是，大部分语言学家都认为，其中近一半语种将会在未来100年间随着*后一批能说这些语言的人的辞世而消亡。不过大部分语言都不是死在“英语剑”下（尽管在澳大利亚北部，英语是导致当地语种消亡的罪魁祸首）。语言消亡的热点地区集中在亚马逊河流域和印度尼西亚，杀死它们的语言是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所有这些“杀手语言”都会更加发展壮大，因为相关国家会利用语言来作为全面统一的工具。
　　养老与医疗
　　国家曾经向其公民承诺要为他们提供养老和医疗保障，现在它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了，但是必须有人来做这些事。
　　老龄化震撼
　　毋庸置疑，如果政府不采取相应措施，人口结构变化会极大危害公共财政安全。人口老龄化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其二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率先剧增后暴跌的变化效果终于显现，老龄人口数量膨胀，而年轻的成年人数量缩水。人们担心一旦婴儿潮一代退休，养老、医疗保健负担会不断加重，而承担这一重担的劳动者的数量却相对减少。
　　潜在的财政余震是非常可怕的。从预算角度来看，美国的人口发展前景要比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要好一些，特别是比人口老龄化相当严重的日本和意大利要好。然而，2010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却发布了一份非常悲观的预测报告。该报告首先对未来政策走向进行了合理预测，认为财政收入水平占GDP的比例会长期保持在平均水平。以此为基础，报告预计到2035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负债水平将要从2010年占GDP的60%（已经是“二战”结束以来的*高水平了）上涨到无以为继的185%。而财政恶化的主要原因就是两个医疗卫生保障项目——老年人医疗保健和穷人医疗保健。而更高昂的养老金支出带来的问题倒是没有那么突出。
　　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对30多个发达国家2050年的财政状况作出的预测也同样悲观。因为老龄化而带来的财政压力从2020年开始激化。在典型的发达国家，从2010年到2050年，同老龄化相关的公共财政支出增幅将会达到GDP的10%。就像在美国一样，养老金不是*严峻的问题，只造成了三成左右的支出增长。而医疗卫生保障支出将会是罪魁祸首，一半的增长都是由它造成的，其中长期护理花费又贡献了1.3%。假设税收水平不变，巨额赤字就会“安营扎寨”，而政府净负债（也就是总负债减去流动性金融资产）更是会不断膨胀，从2010年占GDP的65%增长到2050年占GDP的329%，而各国发行的国债都会变成一堆废纸。
　　标准普尔讲述的“恐怖故事”并非只在发达国家中蔓延。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中只有两个国家可以幸免于难。在印度，同老龄化相关的支出基本上不会增加，在中国，这种支出的增长大概能够控制到GDP的2.5%；然而，在巴西和俄罗斯，这项支出将会达到GDP的12.5%。
　　因为人口老龄化的步伐非常之快，标普对中国形势的预测恐怕过分乐观了。2000年，中国的中位数年龄是29.7岁，比美国的35.3岁小了5岁多。但是，仅仅到2020年，中国人的中位数年龄就比美国人大了，而到2050年，中国人的中位数年龄将会达到48.7岁，而美国人的中位数年龄是40岁。虽然中国*近经济发展速度惊人，但是其生活水平还是落后于西方国家，因此，它和其他一些出生率下降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国家在变富之前就已经变老了。
　　老龄化对一国财政破坏作用的实质就是财政收入减少而财政支出却增加，并由此引发了财政紧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财政收入蛋糕被医疗和福利瓜分，一个国家的政府常常会开始忽视自己的一些核心职能，比如国家安全。其实，在老龄化问题真正开始发挥作用之前，这种情形就已经存在了。比如在英国，20世纪80年代末，医疗支出同国防支出是差不多的，分别占到GDP的4.3%和4.6%。而20年后，国家医疗服务的支出已经占到了GDP的8.5%，而国防支出则缩减到了2.5%。伦敦经济学院专门研究公共支出的托尼?崔沃斯指出：“国家医疗服务已经吞噬了国防支出，而且看起来还要继续吞噬其他财政预算支出。”而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对美国政府未来财政前景的预测则更恐怖，它预测美国社会保险、卫生保健和利息支付之外的所有其他财政预算将从2010年的占GDP的12.5%降到2035年的9.3%。
　　在极端情况下，政府会因为太贪婪而破产。因为过度消耗会使其国家财政能力遭到根本性破坏。纳税人的负担加重势必伤害商业发展，私人资本会出逃，国际信心会下降，经济系统会崩塌，而国家也只能随之破产。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在他们合著的《这次不一样》一书中记叙了800年的金融荒唐史，他们指出：尽管在许多危机中发挥主要作用的都是私营企业债务，但是在我们研究的这些形形色色的金融危机当中，更经常成为普遍性问题的是政府债务而不是私人债务。
　　医生，你能少赚一点儿吗？
　　然而，即便2050年各国政府能够控制住养老金支出，随着老龄化问题加剧，控制医疗保健支出的任务则显得更加困难。年龄超过65岁的老人的医疗保健支出一般是年轻成年人的3~4倍；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为一名85岁以上老人支付的金额是为一名16~44岁的年轻人支付金额的6倍。随着人口中老年人的比例增加，似乎支出是注定要激增的。人们总是做出这样的预测，这都已经成为常识了，但是这样一个悲观预言的演绎推理基础却非常值得商榷。
　　给老年人治病之所以花费如此之高并非因为他们老了，而是因为他们快死了。更细致地考察人一生的医疗费用状况，我们就能够发现，临死之前的一年左右花费的医疗费用是*多的，无论这个人的年龄是大还是小。事实上，同样是生命垂危的病人，老年人花的钱还要比年轻人和中年人要少。随着人的寿命越来越长，这种临终消费模式反而被弱化了。
　　医疗费用花费的特点说明，2050年病人们并不会让政府瘫痪。当婴儿潮一代逐渐离开人世，未来二三十年里，医疗支出肯定是要增加的。但是，从理论上来讲，随着婴儿潮一代被数量少得多的一代养老人群所取代，这部分费用又会降下来。
　　实际上，老龄化问题对医疗费用的推高作用要比前面提到的临终消费模式要大，因为婴儿潮一代要比他们的父母更苛求更好的医疗服务。但是，这个压力只是推高医疗费用的众多因素之一。到21世纪中叶，各国政府必须要解决在21世纪初让各国政府苦恼的问题：即使抛开人口老龄化问题不谈，技术进步和低效率的医疗市场也在坚持不懈地推高医疗卫生支出。
　　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通过共同支付计划来让个人承担更多医疗费用。在进行这项改革的时候必须精心设计，要设法免除穷人和慢性病患者的负担。但是，当务之急是要提供更多的医疗服务选择，并加强医疗行业的竞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调查发现，要阻止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有效的办法就是强化该领域的市场机制。
　　荷兰为我们树立了在主要由公共资金来支付医疗费用的框架下推行这种政策的范例。该国从2006年起开始推行这场颇具创新性的改革，建立起了医疗卫生领域内“受控竞争”的基本框架。
　　假如不施以任何形式的约束，医疗保险经营者当然会选择年轻和健康的保户并把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拒之门外。荷兰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要求保险公司接受一切投保人，无论投保人是年老还是年轻，男性还是女性，健康状况如何，不过政府对保险公司的拨款则会根据保险公司风险的大小进行调整。由保险公司出面同医院以及初级护理从业人员来讨价还价。病人可以更换投保公司，并且在需要医疗服务的时候自主选择医疗服务提供方。政府依然要为医疗服务的质量负责，还要确保享受医疗服务的花费是大家可以负担得起的。每个人都要支付等额的保险金来购买基本的医疗保险，而政府会为儿童和需要帮助的贫困人口埋单。
　　伟大的调平作用
　　世界上的贫富差距到2050年的时候会极大缩小。而决定人们贫富程度的不是生活的地点，而是受教育的程度。
　　如今不平等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大事。2011年，总部设在瑞士的全球精英人士俱乐部——世界经济论坛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其成员认为收入差距加大是未来10年里威胁全球的两大风险之一（另外一大风险是全球治理的衰落）。
　　在过去几十年里，许多国家的不平等状况都加剧了，而且恶化速度通常十分惊人。平均每四个发达国家中现阶段收入差距比20世纪80年代要高的就超过三个。许多贫穷国家也变得越来越不平等了。中国从30年前世界上贯彻平等主义*彻底（尽管很穷）的国家变成了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总而言之，现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公民都生活在贫富差距比二三十年前更大的国家里。
　　不过，过去的发展却未必一定是序幕，未来收入差距将不会像*近一段时期那样不断大幅加大。越来越多的国家贫富差距会加大，特别是非洲和亚洲一些刚刚开始发展且相对较贫穷的国家。但是，在那些贫富差距已经很大的国家，比如美国，贫富差距将会停止扩大，甚至会在未来几十年里变小。到2050年，国民收入的差距会呈收敛态势，而许多国家的贫富差距会比20世纪更大。
　　这些国家国内的发展态势会吸引许多政治关注。但是，从全球视角来看，国内局势并非决定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因素。这是因为全球收入的分配并不仅仅取决于一国之内的差距，还取决于国与国之间平均生活水平的差异。在今后几十年里，贫富国家之间的差距会随着新兴市场国家越来越发达而迅速减小。这种情况同过去200年里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些年里，欧洲和北美洲那些更加富裕的国家的发展速度比贫穷国家要快。
　　国与国之间差距的缩小会比任何国家内部差距拉开的幅度更大。其结果就是，全球的不平等水平会下降，还很可能降幅明显。而考量全球不平等水平时不考虑一个人生活在哪里，而是比较所有人的收入。未来几十年里，全球的生活水平会越来越接近。
　　与此同时，不平等的本质也发生了改变。今天一国国内*富裕的人群同*贫穷的人群之间的贫富差距相对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还是要小得多。全球70%的不平等是因为贫穷国家比富裕国家落后太多。而到2050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尽管一国之内的贫富差距依然很大，但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会出现一个庞大而且不断发展壮大的中产阶级阶层。财富的差异将更多取决于一个人从事什么工作而不是他住在什么地方。
　　更平等的未来
　　未来几十年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稳妥的预测就是新兴经济体的追赶性成长还会继续。经济学理论认为，只要它们的经济体系是开放、稳定和秩序井然的，相对贫穷的国家会比相对富裕的国家成长得快。越来越多的国家印证了这一论断，创新和技术的传播变得越来越容易，这种追赶会持续下去。未来有些国家的发展速度相对如今的飞速发展会略微放慢，特别是中国，自从变成中等收入国家以后，也因为人口老龄化的拖累，它的发展速度已经变慢了。但是，更贫穷而且人口结构也更加年轻化的印度会拥有飞速发展的空间。非洲大部分地区也是如此。随着发达经济体因为债务和逐渐加剧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而举步维艰，今天的富国同穷国之间的发展速度鸿沟还会继续加宽。
　　而这一趋势会极大减小全球生活水平的差异。经济学人智库的拉扎?科奇克在上一章中所做的计算显示，到2050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会达到美国的40%，而今天这一比例只有21%。中国的人均收入将会达到美国的一半，而今天只有16%。印度的人均GDP与美国人均GDP的比值会增加到现在的5倍，从7%增长到35%。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人均收入将会达到美国的14%，而如今只有不到5%。
　　所有这些积极变化会不会极大缓解全球不平等现象，还要看国家内以及国家间的不平等情况如何发展。如果新兴经济体迅速成长的果实大都流向了极少数精英集团成员，那么收入分配“伟大的调平作用”就要消极得多。而且，这种发展在政治上的可持续性也更差。
　　中国的情形似乎说明，非常贫穷的国家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就会加剧不平等状况。这同库兹涅茨的假设似乎是相符的：随着人们离开土地，不平等就加剧了。但是，中国的情况尤其特殊，它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因此其基尼系数曾经非常之低，也因为如此，这看似自然的不平等情况加剧也不尽正常。更重要的是，一些扭曲分配模式的做法也加剧了不平等的恶化，这些做法包括给一些特殊群体丰厚的报酬和限制人口流动等。因为带有居住权审批性质的户口制度的存在，中国人不能够自由地从贫穷的乡下搬到富裕的城市地区生活。结果就是，地区差异巨大：中国*富裕的沿海省份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内陆地区的10倍。如果人们能够自由迁徙，这个鸿沟就肯定会变窄了。
　　中国的经历在其他地方被部分复制。那些贫穷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农业国的经济体会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遭遇贫富差距加大，特别是在那些贫富差距低得不正常的地区。非洲和南亚的大部分国家情况都是如此。世界银行的三位经济学家毛里西奥?布索洛、拉斐尔?德?奥约斯和丹尼斯?梅德韦杰夫主要关注潜在经济趋势，比如工业化等，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他们在分析中指出，在今后几十年里，三分之二的贫穷国家内贫富差距都会拉大。
　　但是，正如中国的情况一样，这些国家的贫富差距大小还要由其具体政策和起点来决定。有些新兴经济体的贫富差距已经很大了，比如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它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还能减小贫富差距。巴西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长久以来，因为过去殖民主义历史的残余影响，它一直是全球*不平等的国家之一。然而，近年来，巴西却成功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减小了贫富差距。它的基尼系数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0.60下降到了现在的0.54，降幅惊人。这主要得益于巴西的工作岗位迅速增加、教育投入增加还有为穷人提供经济帮助等因素，而这些因素的作用大致相同。
　　中国的贫富差距也会停止继续扩大甚至可能会减小。其人口迅速老龄化意味着工人收入水平会迅速提高；劳动力的缺乏也可能导致人口流动性限制的放松；将经济发展的重心转向拉动内需上也会提高底层人群的收入水平。与此同时，中国的政界人士也已经在构建安全网了，政府税收收入也要像西方国家那样主要依靠所得税了。
　　新的发展时期？
　　比起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事情，今天发达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对于全球收入分配平等化的影响并不太大，因为到2050年，这些富裕国家在全球人口和全球收入中占据的份额都要小得多了。但是，既然发达国家目前对世界经济、政策的影响力还非常巨大，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的发展趋势还是会产生巨大影响，不仅对美国，也对全球的政策环境产生影响。多年收入差距加大的趋势，还有中产阶级利益受到挤占很容易引发贸易保护主义回潮，而这会让全球的发展前景变得暗淡。
　　那么，富裕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是否会继续拉大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跟新兴经济体一样，这也取决于政策决策以及基本经济走向的合力。
　　在过去30年里，技术创新和全球化的脚步都加快了（驱动新兴经济体奋起直追的主要力量就是它们），这导致富裕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随着在20世纪中被创造出来的那些需要中等技能的工作（特别是在制造业中的这类工作）逐渐被新技术所取代，或者转移到了新兴经济体中，劳动力市场越来越两极分化。因为教育进步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对技术人才需求的增长速度，技术工人的薪酬更高了。而20世纪应运而生的那些对工人阶级有利的机构和规则也都逐渐衰退，这也加深了内在的经济压力。比如说，行业工会在整个西方世界失去了影响力，特别是在美国，美国私人企业中的雇员如今只有6.9%是工会成员了。
　　科技和技术的差异以及工人力量变弱解释了为什么穷人变得更穷。但是，这无法充分解释为什么落到*富有的人手中的财富会增加了那么多。一定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经济学家们想出了几种可能的原因。一个原因是，现在各个领域的**人物，无论是*好的演员、首席执行官还是律师，所掌握的都是全球市场，比以往要大得多。这造就了一个“赢家拿走一切”的环境，于是在任何一个行业里，**的人和垫底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必然拉大了。另外一个原因是过去30年里，比起其他行业，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壮大显得过快过强了，这也促进了贫富差距的加大，因为很多高收入的人都是这个行业的。即使是在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在大多数国家里，政府政策的再分配功能却弱化了。惩罚性税收税率也削减了。尽管发达国家还在利用税收和消费杠杆来缩小贫富差距，但是效果却没有以前好了。
　　在今后几十年里，这些趋势的发展走向不尽相同。金融业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可能会变弱，一些新的规则会驯服这个行业。但是，在一个更大的全球化市场上，随着技术继续迅速更新，世俗的经济力量还是会继续青睐高技能人才。这是否会深化收入差距鸿沟还取决于人们能否及时提高技能，而关键要看人们的教育水平。那些对教育投入更加成功的国家贫富差距拉大的步伐就会慢一些。
　　*大的不确定因素在于政府会如何进行收入再分配。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方式强化了市场趋势。即使是在收入差距加大的大背景下，公共政策还是变得相当保守，没有采取激烈的手段来缩小这种差距。很可能这种趋势会继续下去，特别是在富裕的少数精英集团成员拥有超强政治影响力的时候。但是，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因为简单的预算加减法就能让人发现其中的不合理。
　　大部分发达国家公债规模都比较大，还面临着巨大的人口老龄化压力。要修复其公共财政状况就需要更多的税收，而且还要控制养老金和医疗保健费用规模。有两条*显而易见的途径，一是增加高收入人群的税赋，二是通过“收入测试”来确定是否发放公共救济，比如医疗保障和养老金。这两条路都有助于保持政府的收支平衡，还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要是设计不合理的话，惩罚性税项会伤害经济发展，而设计合理（比如将侧重点放在消除减税项目而不是提高税率上）就可以让经济运行效率更高。换言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都需要选择正确的政策才能在改善经济前景的同时改善收入分配状况。
　　市场动量
　　从现在开始到2050年的经济形势和市场运动会呈现周期性变化，而投资者有时候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才能发现这一点。
　　潮流正在改变吗？
　　很可能两个延续了非常长时间的发展趋势如今已经发展到顶点了。**个趋势就是利率不断降低。1981年美国发行债券的收益率达到了近16%，而到2009年，其收益率已经降到了1.9%。这对经济还有股市都是巨大的刺激。债券收益率下降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了政府的预算压力，并鼓励投资者放弃安全的债券转而投资更有风险的项目，比如股票和房地产。
　　这个趋势可能还有发展空间。历史上，日本曾经为了刺激经济而建议将公债收益率控制到1%~2%之间。但是，跟日本不同，美国和英国必须依靠外国的资产来补偿相当一部分赤字，想要用低收益率来打发投资者是很困难的。而提高利率来吸引投资者又对经济发展有害，因为这会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也是对借款者（其中包括买房者）偿债能力的巨大挑战。
　　第二个趋势同政府支持市场的能力有关。发达国家在2008~2010年间持续破纪录的财政赤字让众多发达国家的国库弹尽粮绝。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的研究表明，一旦政府负债超过GDP的90%，政府债务就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许多西方政府的负债率要么已经达到这个警戒水平，要么在不进行财政改革的情况下很快就会达到这个水平。
　　因此，发达国家的政府现在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现在他们无法以减税措施或者更多的政府支出来收买选民，而是必须分配痛苦、提升税率并削减公共服务。这可能会导向一个政局动荡不安的时代，就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让极端主义政党赢得民心。
　　而发达国家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现象：商品价格上涨。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事件是由农业周期推动的，收成好就意味着繁荣，而收成不好就意味着革命。但是，其他原材料的价格——从石油到铜，也有涨有跌。而它们的价格同勘探和开采利用它们的难易程度还有成本密切相关。
　　当某种原材料价格很低的时候，生产商寻找更多这种材料的动力就不足（事实上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做这件事）。因此，供应增加就受到了限制。*终需求会增加，供应的压力也会增大，鼓励生产商寻找更多资源。不过，要找到并开采它们需要一定的时间，价格还会继续上涨，有时候会持续上涨20年左右。而这么长久的上涨趋势只会进一步鼓励勘探和开采，*后就会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价格也会应声下跌。正因为这个道理，20世纪70年代商品价格上涨之后，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又出现了下跌。
　　而这个循环的*低点在2002年达到。从那以后，来自中国和印度越来越多的需求赶上了供给，并引起了价格的可观上涨。GMO基金管理公司的杰里米?格兰瑟姆创造了33种商品的等权重指数。从1900年到2002年，这个指数实际上下降了70%（只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20世纪70年代有短暂的回调）。但是从2002年到2010年，短短八年期间，所有的失地都被收复了。
　　更令人吃惊的是，在2008~2009年经济衰退之后，商品价格上涨的速度尤其惊人。在过去的循环中，商品价格下跌通常可以让发达国家轻易逃出经济衰退的泥沼，其效果就像减税。但是，因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增长，发达国家已经不再是商品价格的制定者了，它们已经变成了被动接受价格的一方。
　　摘星揽月
　　未来，人们对太空的探索会更加脚踏实地。
　　重启太空竞赛
　　热衷于让英勇的航天员坐上火箭登陆另外一个世界进行英雄主义太空探险的人都是些乐观主义者。在有些地方，对过去的怀恋还常常同在21世纪展开新一轮太空竞赛的预期不谋而合。而美国这次的假想敌是中国或者印度。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2011年发表国情咨文演讲的时候提到了这两个国家的崛起，说这就像是美国面临的又一个“‘伴侣号’时刻”，并重提前苏联1957年发射世界上**颗人造地球卫星“伴侣号”的事情，这无异于公开支持太空竞赛。“伴侣号”出现在冷战*疯狂的时刻，被美国人视为一场灾难，由此引发了他们被共产主义对手远远甩在后面的深刻恐惧。
　　乍看之下，你可能会认为今天的情况同20世纪60年代的情况类似：中国和印度都是新崛起的政治力量，发展速度迅猛，而且至少表面上看起来都信心十足。而今天的美国则前途未卜，因为近几年诸事不顺，再加上经济形势始终不温不火而步履维艰。2011年宇宙飞船退役，美国在1981年之后首次丧失了将人员送入太空的能力。这个赢得了上一次太空竞赛的国家现在必须得靠租借俄罗斯宇宙飞船上的铺位才能够把宇航员送入自己的空间站。作为美国潜在的竞争对手，中国的进步*快。2003年，它成为全世界第三个可以用自己研制的火箭把宇航员送入地球轨道的国家（许多国家的宇航员都已经搭载美俄的飞船去过太空了）。当时中国空军中校杨利伟在绕地轨道停留21小时后，成功降落到了内蒙古的草原上。
　　从那以后，又有5位中国“太空人”被送入了太空轨道。而且，这个国家的雄心绝不止于此，除了利用长征系列火箭来发射卫星并招徕商业卫星发射生意之外，中国还在计划建立自己的空间站。2011年，试验站的两个部分顺利实现了对接。中国还勾勒了在2017年实现无人登月的远景目标。而该任务的目的是收集月球土壤带回地球。而2025年的计划是实现航天员登月。
　　但是，我们不应该高估中国的实力，其实力还远远落后于俄罗斯。而且，即使没有宇宙飞船，美国花在载人太空航行上的经费也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情况不会改变。显然，把太空人送上月球无疑标志着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超级大国的实力，这也算得上是严密组织同技术实力结合的壮举。
　　并非所有的太空竞赛都是出于和平目的。太空的军事意义非凡——可以从太空密切监视敌方的一举一动，保持各部队之间的联络，甚至可以通过类似GPS的各种工具来帮助制导武器准确命中目标，帮助士兵顺利到达任务目的地。现在，这方面的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了。同欧盟一样，俄罗斯已经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并投入使用，中国也有类似的计划。2007年，中国利用导弹摧毁了一颗老旧的气象卫星，让人们意识到中国拥有了摧毁卫星的能力。为此，俄罗斯警铃大作，马上开始吹嘘自己也具有这样的能力，而美国则在几个月之后把自己的一颗旧卫星打下来了。美国政府坚称把这颗卫星打下来纯属安全措施，因为这颗人造卫星即将要坠落到地球上来了。没有几个人会相信这套说辞。
　　太空商机
　　20世纪60年代的太空开发给人类传递的另一个信息就是太空中蕴藏着无限商机。而如今，事实证明这也有些言过其实。利用建在绕地轨道上的工厂在失重状态下进行工业生产的梦想如今基本破灭。而科幻小说宠爱的另外一种技术就是利用轨道卫星定向反射太阳光能。这项技术可以用来给孤立无援的军事基地或者科研设施提供能量，但是成本过于高昂。一个人数不多但很有影响力的决策委员会（据说其成员包括了中国登月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大力鼓吹建设必要的设施从月球上开采氦-3（这是一种地球上不存在的因为宇宙射线爆炸而产生的物质），并将这种物质用于核聚变。经过了50年的尝试，我们还是没有找到建立氦-3核聚变反应堆的办法，所以这些人开采氦-3的热情也就渐渐消失了。
　　不过，太空中确实也蕴含着商机。20世纪60年代，加加林和阿兰?谢巴德都是被改装过的弹道导弹送入太空的，那时火箭技术还是很激动人心的新技术。而今天，全世界每年都要实施几十次卫星发射，火箭的型号也有十几种。而掌握火箭发射技术的也不仅仅是美国航空航天局这样的官方机构了，其实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大部分工程项目也是私营承包商承接的。火箭发射行业一直存在竞争，参与竞争的都是实力雄厚的巨头，主要有欧洲的亚利安太空公司和美俄合资的国际发射服务公司，而中国也在积极为其长征系列火箭谋求商机。卫星相关行业规模庞大，同时也已经非常成熟，主营全球范围内的电话、互联网以及电视等的信号传输业务。美国政府同这些业务关系紧密，因为它控制着GPS系统，而这个系统则革命性地改变了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国际货运系统到假日自驾出游，无不受其影响。
　　美国政府正在成为更大的太空服务消费者。奥巴马总统2010年面世的太空战略中计划让私营企业发挥更大作用，也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让美国航空航天局不必再继续承担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物资的重任。美国政府还希望能够在几年之内，实现太空人员运送的外包化。外包的费用会远远低于由美国航空航天局自行发射的费用。有几家公司已经在美国航空航天局的资金支持下研发自己的新产品了，而其中得到媒体*多关注的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这是一家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公司，经营者是互联网企业家埃伦?马斯克。2010年12月，该公司将他们自己的天龙号太空船送入空间轨道并成功回收。而之后，它又携手一家叫做轨道科学公司的同行业竞争对手一起为空间站运送了货物。
　　未来发生在太空领域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完全没有政府介入的、真正意义上的私人太空飞行，主要是旅游开发。在这方面，俄罗斯已经趟出了一条路子。它的“联盟号”宇宙飞船已经将好几个游客送入了绕地轨道或者空间站，而其费用据估计是每一次3000万美元。一家由英国企业家理查德?布兰森经营的公司，名字起得气势恢弘，叫做维珍银河。该公司希望能够利用从飞机上发射的太空飞船搭载游客进行亚轨道飞行。号称美国进入太空**人的谢巴德所做的就是这种亚轨道飞行。该公司希望几年内就能够开始载人飞行，不过，它的飞船上一个坐席的价格就高达20万美元——仍旧贵得让人望而却步。如果能够通过火箭设计改进、规模化生产等方式降低太空旅游的费用，那么可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太空旅行这种娱乐休闲方式就会成为人们，至少是富人们，能够负担得起的活动了。也许在21世纪，一次大气层外的旅行就跟现在的一次豪华的滑雪圣地游差不多。
　　奇怪的是，并非所有太空科技公司经营者都是讲求实际、一门心思赚钱的生意人。马斯克坦言，他之所以从事这个行业是因为他相信从长远来讲，人类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到地球之外的地方开疆拓土。而他认为私营企业才是唯一能够降低太空飞行成本的可靠机构，也只有它们能够把登陆火星的宇宙飞行和外星球殖民变成现实。
　　距离已经消亡，物理位置长盛不衰
　　技术消灭了距离。然而，随着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他们到底身处何处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每天都是母亲节
　　对许多人而言，这个所谓的未来已经成为现实了，他们借助的工具是互联网通话服务，比如Skype和GoogleTalk。只要把相关软件下载安装到你的个人电脑或者智能电话上，而且你的谈话对象也安装了同样的软件，你就可以一分钱不花使劲煲电话粥了。而且通过互联网给普通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打电话，话费也非常低（比如2011年6月，用Skype从英国往美国打电话只需要每分钟2美分）。即使是那些更愿意用普通电话来打电话的人，语音通话也变得极其便宜了。凯恩克罗斯的书刚出版时，在高峰时段从美国往任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打电话每分钟的费用是81美分。
　　语音通话只是个开始。1936年德国邮政公司开展了首个公共可视电话业务，从那以后，技术预言家们就在预言视讯电话的成功了。这其实也已经成为现实了：Skype就允许用户打免费的视讯电话，而2010年上半年人们通过该公司服务打出的950亿分钟电话中有40%是视讯电话。
　　Skype或者谷歌所提供的视频通话服务也许能让家中的老奶奶露出幸福的笑容，但是，其质量和可靠性还不足以满足专业视频通话的需要，无法取代面对面的交流。因此，有几家公司，包括思科和惠普都开发了“远程呈现”技术。特殊的演播室取代了照相机、麦克风还有扬声器，使用者可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而声音就从呈现说话者影像的那个巨大显示器的方向传出。快捷的网络再加上精妙的数据压缩技术确保了通话的即时性。参与者会感觉到大家是在同一个房间里交流。
　　这样的工作室还很昂贵。但是，随着它们售价的降低，在企业界这样的交流很快就会普及。在今后几十年里，人们出差的次数应该可以大幅减少，不过你必须晚睡或者早起来同身处其他时区的同事们一起开远程呈现会议。
　　*终远程呈现技术会进入普通家庭，也许内置进电视机，而未来的电视将会变得更大更平。消费者会想到许多新的使用办法。现在已经有一些家庭通过视频网络同打电话进来的亲戚共进美餐。还有人通过电话屏幕看到对方厨房里的景象，屏幕成为他们参观别人家的一扇窗户。这些都预示了未来的发展趋势：不同地方之间建立虚拟连接的影视墙会走入千家万户。
　　电影中的世界是真的吗？
　　直到*近，还只有哈利?波特和少数几个人们想象出来的魔法师才拥有过可以移动和说话的照片。不过2011年初，现实的“麻瓜”世界里也有了这样的照片。让这种梦想得以实施的工具是英国的一家科技公司Autonomy（自主魔力）推出的Aurasma产品，同年，这家公司被美国计算机制造公司惠普收购。用户可以将这项应用下载到自己的智能手机上，这样他们的手机就能够识别物体并将相关信息显示到手机屏幕上了。将安装了Aurasma的手机对准罗杰?费德勒的照片，它就会为你播放他*近一次获胜的比赛录像。
　　Aurasma其实是一款“现实增强”软件。它让我们了解到在今后几十年里，人类将如何同身边的世界进行互动：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正在缩短。有时候，两个世界会融合在一起。
　　脑电波控制设备已经让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汇聚在一起了。尽管如今的脑电波控制还没有达到电影《黑客帝国》里描述得那样高明（电影里，人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被机器奴役），这些设备现在也已经被广泛运用到了医疗卫生、市场调查和娱乐等各种领域。
　　科研人员的研究更进一步，他们计划把脑电波感应器直接植入人的大脑。英特尔的科学家们正在研发一种让用户利用意念来操纵电脑的芯片。以后我们就不需要鼠标和键盘了。还有一些技术专家在探讨将一部微型移动电话植入人大脑的可行性。也许，几十年之后，新生儿一出生就会被直接植入芯片，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带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电信号码（可以作为第二个身份识别码）。无论将来被集成入其他设备还是单独使用，智能电话未来都有可能接受人体内的传感器发射信号，也向它们发射信号（*明显的好处就是医疗保健的跟踪服务）。而到2050年，得益于动能的开发利用，电话的电池永远都不会没有电。
　　未来，隐形眼镜会变成显示器，这样人们就可以通过叠加在人们眼镜上的数据来看世界了，就好像阿诺德?施瓦辛格在《终结者》系列影片中那样。在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里，有一些科学家已经制造出了一副安装了可发光二极管的隐形眼镜，并可以对这副眼镜实施远程无线控制。无疑，这样的眼镜数量还会增加。
　　因此，我们可以期待全方位、即时的、超宽带的交流。今天与现实世界分离的虚拟世界，只能通过便携式电脑或者智能电话的屏幕才能看到，将来虚拟世界则会与现实世界并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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