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已经执行:罗马纳粹大屠杀的记忆之争(八品)

导 言
1. 不曾有过要求
1944年3月25日，罗马的报纸刊登了一则来自国家通讯社的公报，由驻罗马的德军司令部于前一天晚上10点55分发布。内容如下：
1944年3月23日下午，犯罪分子发动袭击，往沿拉塞拉路行进的德国警察队伍投掷炸弹。三十二名德国警察罹难，另有数人受伤。这次卑怯的伏击由巴多利奥-共产主义分子实施。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以弄清这一犯罪行为在多大程度受到英美煽动。
德军司令部决心粉碎这些残忍的匪徒行径。没有人可以破坏德意两国的重新合作而不受惩罚。鉴于此，德军司令部已下令，凡一名德国人被杀，就会有十名巴多利奥-共产主义罪犯遭枪决。命令已经执行。
万达万达·佩雷塔佩雷塔 那一幕记忆犹新。我们三个人，那时我们还很小，和我母亲一起，面对着一堵墙。母亲用半高的声音念着张贴在墙上的布告，*后一句话是：“命令—已经—执行。”“命令已经执行”这句简短的话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它与阿尔帖亭洞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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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3月23日，在纳粹占领罗马期间，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地下抵抗团体“爱国行动组”（GAP），袭击了一支德国警察分队，造成三十三名德国人伤亡。不出二十四小时，德国人便展开报复，在阿尔帖亭路的一个废弃采石场—即后来的阿尔帖亭洞窟，杀害了三百三十五名囚犯。翌日，梵蒂冈官方报纸《罗马观察报》刊登了德国通讯社的公报，连同一则社论：“面对这样的事件，任何诚实的灵魂，出于人性和基督徒的情感，都会深感痛苦。一边是三十二名受害者，一边是三百二十人为逃脱逮捕的罪犯而牺牲……我们并不想加入争端，而是想超越其上……恳请不负责任的各方尊重他们无权牺牲的人的生命，尊重注定会被殃及的无辜者，也敦请需要负责的人明白他们对自己、对他们应去守护的生命、对历史和文明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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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事件以及对其记忆和意义的争夺，揭示了罗马的历史和身份、意大利民主制的矛盾和冲突，以及武装抵抗的伦理问题。本书将通过涵盖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和记忆，来探讨这两个发生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的事件。
行动与反应、攻击与报复、罪与罚—这种可怕的对称性将主导人们对事件的记忆，仿佛事情从开始到结束只有两段文字，此前和此后什么都没有发生，仿佛从拉塞拉路袭击到阿尔帖亭洞窟大屠杀的一连串事件是一个自成一体、无可避免的循环。一旦“命令已经执行”，秩序得到恢复，就再没什么可说的—我们不妨将整个事情埋葬，正如纳粹把尸体埋在行将崩塌的山洞里，埋在成堆的黑土和垃圾之下，以掩盖气味。
民众的信念，加上记忆因受大众报刊、媒体、教会和保守势力操弄而发生政治性歪曲，催生了一种被广泛采信的叙事，即德国人本来要求游击队员自首，只是后者并未照做，他们才进行的报复。这种叙事反过来又滋生了大量针对相关游击队员以及整个反法西斯斗争的诋毁。然而，上文援引的德军新闻稿表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并在战后的审判中得到那些纳粹指挥官不情愿的确认：报复是在袭击发生后不到二十四小时内进行的，而且是在完成之后才宣布的。并没有要求游击队员自首，也没有给予他们这么做的机会，更不必说真的花力气去搜查所谓的“罪犯”。
半个世纪以来，所有这些在档案和出版物中都已是公开记录。然而，事件的真相却被流行的信念，以及充斥着无知与误传的叙事遮蔽，这些叙事把责任颠倒过来，并不指责德国人实施了大屠杀，反倒指责游击队员造成了大屠杀：如果不是他们“不负责任”的行为，如果不是他们没有去自首以防止报复，大屠杀本不会发生。这种叙事之所以很难抗拒，是因为它具有一种反主流叙事的吸引力，让人们在抵抗运动作为共和国建国运动这一官方故事之外有了可替代的选择，同时它却利用了在国家公共生活中远非边缘或次要的制度性力量，包括政府机构、政党和媒体。所有这一切被一个常识性的信念焊接在一起：一个人不会连肇事者都没有试图去找，就对三百三十五名无辜者实施报复。
在此意义上，《罗马观察报》的社论是个典型。它用“受害者”（德国人）和“罪犯”（游击队员）这类字眼，把袭击描述为犯罪行为，而在阿尔帖亭洞窟被杀的人只是“被牺牲”。这样一个富有宗教意味的词，天主教派报纸不大可能以中立的、顺带的方式使用。“牺牲”，作为成圣的行为，是对罪过的补偿，是犯罪后必要的净化和救赎。也许是不经意地，但意味深长的是，教会的机构似乎暗示在阿尔帖亭洞窟发生的，是某种礼仪性的事件。
《罗马观察报》的社论还给人一种印象，即德国人在决定实施大屠杀之行前曾试图逮捕罪犯。他们并没有—但我不知道教会方面是否对此有过任何更正或修改。罪责从纳粹刽子手向“卑怯”和“不负责任”的游击队员身上转嫁，由此滥觞。而那些同教会和天主教界关系密切的媒体和消息源，将同政治右翼一道扮演主要角色，多年来不断固化这种印象，使其渗入公众想象的血脉，毒化人们对这一事件，以及对抵抗运动、对共和国的身份与起源的记忆。而这正是纳粹报复行动真正的、长期的成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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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萌志写作本书的那天，我向一位朋友提到阿尔帖亭洞窟。这位非常聪明、受过高等教育、毕生都在从事左翼活动的女性的反应是：“我只是在私底下问你，换别的地方都不会说：他们为什么不去自首？”我的朋友不知道，袭击和报复的消息是在大屠杀实施后才发布的，因此德国人并没有提出自首的要求，而游击队员也没有自首的机会。她也不知道，在1950年代的一桩案件中，法庭曾宣布参加袭击的游击队员无需对德国的报复行为负责（*高法院于1999年春作出了类似判决；这种指责一直在流传）。
事实上，我本来也不知道，如果不是前党卫军上尉埃里希·普里布克这位纳粹刽子手在阿根廷被指认，随后于1994年引渡到意大利，并于1998年被判处终身拘禁，使得争议再次爆发。我从未赞同游击队有罪的理论，不过本书的缘起，部分在于我很好奇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也受制于这种深深扎根于常识的错误信念。
1997年11月的一个星期六上午，在阿尔帖亭洞窟安放受害者遗体的地下墓室，我无意中听到一群老太太的对话。她们先是参观了附近的热门圣地神爱殿（Divino Amore），慰藉了自己的虔诚，然后来到洞窟，为眼前所见深受触动。然而她们坚信纳粹只是“奉命行事”，对游击队员则愤恨不已：“然后他们把金质奖章颁给了在拉塞拉路安放炸弹的人，可对我来说这个人该枪毙。因为倘若他真的是英雄，他会挺身而出说，‘放过这些人，冲我来，我才是你们要的人’。”
一位叫萨拉·莱奥尼的学生曾到我在罗马大学的办公室找我，告诉我一件奇妙的事：“那些在拉塞拉路扔炸弹的人里，有一个叫卡拉·卡波尼的，借宿在我祖母家。于是他们不停地告诉她，你得去告发，否则会有两百人被杀。她却决定不这么做。”这个故事纯属子虚乌有，就如同其他许多故事一样，旨在增强叙述者对历史上某一重要事件的亲身参与；而且在讲到游击队在离开拉塞拉路之后的行动时，它远远不是唯一犯错的（顺便提一句，炸弹不是“扔的”）。后来，萨拉·莱奥尼的姑妈解释道，那个在拉塞拉路事件前后同她父母待在一起的人，其实是卡拉·卡波尼的母亲。不过她也说自己还记得，当时就游击队员是否需要自首有过激烈的讨论。
贝卢斯科尼政府副总理詹弗兰科·菲尼是后法西斯的民族联盟党书记，并作为发起人推动意大利右翼正式脱离其法西斯起源和身份，他解释道：“哪怕那些曾在社会共和国［1943—1945年墨索里尼在纳粹扶植下建立的政权］里战斗过的，直至*后仍是法西斯主义者的老家伙，也认为这样的袭击行动是合法的。被视为卑怯的是他们没有去自首这一事实，尽管每个人都知道后果，因为大家都知道报复法则。”地下游击队“爱国行动组”成员、拉塞拉路袭击事件的组织者之一马里奥·菲奥伦蒂尼则评论道：“在罗马，你要是向十个人问起拉塞拉路的事情，大概会有三个人理解和支持爱国行动组，两个人不知该说什么，还有五个人反对。”这种民意状况是基于几项广泛传播的假定：报复是自动的，因此游击队员应该能预料到；如果游击队员自首，这一切本可以避免；行刑者对屠杀没有责任，因为他们只是在执行命令。如此一来，在拉塞拉路被杀的德国士兵和在阿尔帖亭洞窟遇害的人们，似乎同为游击队的受害者—正如朱塞佩·法布里尼雄辩地指出的，他们都是“养家糊口之人”。
也许可以说，在拉塞拉路和阿尔帖亭洞窟的故事中，*极端的右翼话语同中庸的常识实现了无缝对接，这样的融合使得关于阿尔帖亭洞窟的流行但错误的叙述令人深感不安。我记得1994年在一次关于欧洲纳粹大屠杀的会议上，许多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非常震惊地发现基亚纳河谷奇维泰拉和其他社区存在“分裂的记忆”。其实他们只要读过保守派和温和派媒体多年来写的文章，或者在酒吧、理发店和火车上听过普通人的聊天，就会让自己有更多的心理准备。遗憾的是，政治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尊严让他们显然认为这些东西都上不了台面。确实，从专业的角度看，反游击队的文献经常是可鄙的；而由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培养的错觉，即在反法西斯上达成了普遍的共识，导致人们相信，在诞生于抵抗运动的、实行民主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已经名声扫地。鉴于此，知识分子和政治左翼并不觉得有必要注意这些叙述和流行的信念—直到发现自己突然面对它们，而经过多年历史修正主义和否定主义的洗礼，它们已变得傲慢而具侵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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