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贸与文明:现代世界的诞生(八品)

引言 现代社会从何而来？
从“超级事实”开始的思考
本书是“文明三部曲”系列的第二部。在**部《技术与文明》1的结尾，我们讨论了新冠疫情问题。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很多讨论在当时的时间点只能戛然而止，然而其中许多来不及详述的道理，更显意味深长。这些意味深长之事恰巧与本书的主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说明这种联系，请让我更精准地定义疫情这件大事于我们每个人认知的意义。
我们往往以为自己活在真实的现实中，然而，真相却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认知来建构对这个世界的想象，再经由这套想象与他者和世界相连。譬如，甲认为工作本质上是一场僧多粥少、弱肉强食的竞争，乙认为工作是改变自己穷苦出身与命运的唯一上升渠道，丙则把工作当成是认识美丽异性的场所……这些活在不同认知中的人可能就职于同一家公司，每天表面上维持着融洽的同事关系的幻象，内心深处却对同一件事物怀有根深蒂固的歧见。这本是人与人之间的惯常交流模式，人类社会也是以这样的机制长期存在着的。
但是，人类历史上还有一类事件则与上述“我们以为的真实事件”不同，我称其为“超级事实”。什么是“超级事实”呢？就是能够打破所有人共存其中的幻象，击溃每个人基于自身认知所构建出的想象空间，将所有人强拉到一个巨大的、紧迫的、咄咄逼人的现实面前的事件。譬如，对我们前面举的例子而言，所有人前一天还在一间办公室里其乐融融，但倘若后一天老板突然就宣布公司倒闭破产了，那么，后者就是“超级事实”。好不容易升职成部门小领导的甲、盘算着依靠这个月提成还房贷的乙和刚刚跟某位同事确定恋爱关系的丙，他们的认知与幻想都被这一事实击得粉碎，不得不抓紧时间修正自己的认知，以便适应新的变化。
小到一家公司，大到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都难免遇上某种程度的“超级事实”。比如，公元410年阿拉里克攻克罗马，就是一件“超级事实”，而据说在长达800年的时间里，罗马人都相信罗马这座城市不会陷落，因而是一座“永恒之城”。同样，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是“超级事实”，1649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斩首是“超级事实”，1789年巴黎市民攻陷巴士底狱是“超级事实”，1895年大清在甲午海战中败给日本是“超级事实”，1949年蒋介石政权丢掉大陆败退台湾也是“超级事实”。
我认为，2020年初爆发的这场疫情，很可能就是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的一件“超级事实”。这一 “超级事实”或许没有历史上许多“超级事实”那样激烈，但它却可能同样震撼我们的旧认知，把我们从想象的世界中拉到巨大而紧迫的事实面前。
这场疫情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到目前为止，相较于许多国家，中国对疫情的处理和控制，有效减少了患者数量和死亡人数。尽管可能有一些朋友对此还有异议，认为一些强硬的管制措施伤害了现代人在情感上应当被满足的某种幸福体验，然而，相对于这种主观感受而言，客观数字更有说服力。截至2021年8月16日，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信息，中国新冠病毒确诊数是94,430人，死亡4,636人。相比之下，美国确诊37,183,257人，死亡631,821人，印度确诊32,077,706人，死亡429,669人，差距百倍有余。疫情控制得力的结果，是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达到2.3%，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反超美国，成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大流入国；全年出口同比增长3.6%，对外贸易顺差创70年来第二高纪录。
如果说我们中有很多朋友在疫情前关于中美政治与社会的很多争论，其实是发生在信息茧房与幻象空间中的话，那么疫情的发生，恐怕就要把这些朋友拉回到事实层面。不管他们是否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是否能够接受与自己过去不同的意见，世卫组织公布的数字，以及这些数字背后那巨大而紧迫的事实，迫使他们不得不以此为出发点讨论所有问题。不管他们对这个问题还可能产生怎样的分歧，他们首先都不得不面对的是，太平洋对岸的国家怎么就成了这个样子？喜马拉雅山隔壁的国家怎么就成了那个样子？
如果要说中国疫情防控的成绩单是因为中国的医疗技术领先世界，恐怕很多专业人士都不会接受。毕竟，医疗技术上的成功似乎很好排除，在全球关于大学研究实力的排名中，医疗和公共卫生学院的世界**，往往在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这几所高校中轮转，中国高校的名字基本不会在前20内出现。如果医疗技术是关键，为何排名更高的英美高校没有发挥技术优势应有的力量？
那么，中国疫情防控的成功是政治治理上的成功吗？承认这一点，恐怕会让很多知识分子感到尴尬。因为一直以来，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活在这样一种自我建构的认知世界中：评判政治制度是否进步，应当以西方精英集团提出的许多标准为圭臬，例如，自由、民主与法治水平，等等。然而，政治的基础是提供秩序。如果一套制度标准在危机面前难以稳定和维持基本秩序，我们凭什么就说，它是评判政治制度进步与否的唯一标准呢？
我们来从一个很小的点切入吧。在此次疫情中，欧美的一系列“反疫苗运动”十分夺人耳目。其实，反疫苗运动在欧美社会中由来已久。一些人认为，政府强制性规定的疫苗接种计划侵犯了个人选择医疗方式的自由，另一些人则认为，疫苗是公权力与私营企业之间利益勾结的产物；宗教也是许多人不愿接种疫苗的重要原因：2019年，美国有45个州允许因为宗教理由而不注射疫苗。
吊诡的是，如果按照西方政治进步的标准来判断，我们会发现，“反疫苗运动”完全符合民主或公民社会的要求。这些运动不是自发出现的么？他们所秉持的原则不是自由主义与对公权力的质疑么？他们不是用结社、游行和公开辩论的方式来讨论疫苗接种的有效性么？他们不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倒逼公权力允许人们有不接种疫苗的自由吗？
然而，结果却是这样：在瑞典，1979—1996年间，由于暂停接种百日咳疫苗，有60%的儿童在10岁之前感染了该病；在美国，由于大量入学儿童因宗教理由没有注射所需疫苗，2019年爆发了25年来*严重的麻疹疫情；在英国，受麻疹疫苗谣言的影响，2000年前后爆发了极为严重的麻疹疫情，被英国媒体称为“英国人的耻辱”。
2020年底，多款新冠疫苗被各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批准使用，“反疫苗运动”也开始蔓延到了新冠领域。2021年2月，澳大利亚多地爆发反疫苗游行示威；5月底，伦敦爆发大规模反疫苗游行，示威者打着“我的身体我选择”“对疫苗护照说不”等标语走上街头。一份网络报告指出，新冠疫情期间，Facebook上有3,100万人关注反疫苗团体，1,700万人订阅了YouTube上的类似账户。2
我们是否能说这些现象是进步的表现？
作为政治学专业出身的写作者，我本人倒是认为，这些现象本身不难解释。民主不是万能的，其自身同时伴有难以避免的负面因素，这是许多政治学学者都非常清楚的事实。古雅典的公民审判庭判处苏格拉底死刑，随后的公民大会又缺席审判在外领兵的主将亚西比德，直接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失利。在中世纪，萨佛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领导下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曾短暂实施过直接民主制，其结果是基于宗教极端信仰的民粹分子主导了整个共和国的政治，大批个人财产被没收，许多艺术品和珍宝被毁于一旦。在近代，荷兰共和国议会过分讲求民主原则，导致行政效率低下，从而在战争中失利，以至于美国国父在立宪大讨论中专门提到，不可重蹈荷兰之覆辙。
民主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基本诉求，一个人应当能够通过政治参与的方式来保证自己的生活和权利不被其他人随意地决定或者侵犯。但是，这种基本诉求本身是有危险性的，如不加限制，它将影响良好的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例如，求偶是一种基本诉求，但不加限制的交配欲望则会扰乱社会。现代政治学专业中的大量讨论、研究与制度设计，就是为了规训民主这一“暴乱巨兽”的蛮荒力量。这些本来是学界内部的基本共识之一。
然而，专业研究者内部的这种基本共识，却长期被另外一种话语体系压制了。这种话语体系，就是流行于舆论界与大众认知中的简单二分法：任何政治制度都可以被放在独裁/民主、暴政/自由、专制/立宪的简单光谱上，所谓政治进步就是由光谱的一端滑向另一端。这种简单二分法反过来又“诱惑”一些学者成为民主理论的高级传教士。例如，多伦多大学的某位学者曾认真讨论过民主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并坚定地相信答案应当是后者，即人类应当为民主而民主—“你想要从民主中得什么好处呢？民主本身就是对你*大的回报。”
这不禁使人想起《罗马书》里那句经典的断言：
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作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惟有不作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
这位学者似乎是在说，信民主就是你的义。
新冠疫情是一件“超级事实”，它把我们拉到一个巨大的真相面前，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这套简单二分法的话语体系，重新思考我们过去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知。民主当然是有很多负面因素的，政治学者早知道这点。然而，由于简单二分法话语体系的存在，专业研究者与意识形态分子之间的对话就很难展开。而“超级事实”在当下对思想交流的好处是：它通过打破许多人的认知幻象，打开了一个对话空间，原先“鸡同鸭讲”的交流，在新的对话空间里有可能创造出新的意义。
当然，恰恰因为“超级事实”所代表的东西太过重要，所以即便是在新打开的对话空间里，不同的意见和理念也依然会存在。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达不成共识的原因，恰恰是某些事实的意义太过重要。今天*高气温31摄氏度，这个事实不会引发什么分歧，因为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但是全球变暖是持续不可逆的吗？这表面上看来是个事实层面的问题，但它会引发跨国企业、NGO和政府之间的大量分歧，以至于很多人必须得站在自己衣食所系的立场上来筛选和过滤事实。
新冠疫情这样的“超级事实”会打开怎样的对话空间？这个对话空间能够让我们怎样去思考历史与当下？这个问题也许比如何认识事实更为重要，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如何创造我们这一代人的未来。毕竟，新冠疫情这件“超级事实”毕竟只是诸多“超级事实”之一，它并没有取消诸如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五四运动以及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曾经震撼过我们的“超级事实”，也没有完全颠倒我们过去基于这一系列“超级事实”得出的结论。
对于中国人来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系列“超级事实”告诉我们，在某个历史节点上，欧洲文明内部发生了某种质变，这种质变塑造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并且将我们卷入其中。我们可以从价值上对欧洲现代社会的规范取向提出异议，但它所催生的那种强悍的、表现为强大物质实力的现代社会，迫使我们不得不向它开放和学习，进而吸收它的先进因素，唯有如此才能在这个世界中求得生存与发展。
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就新冠疫情这一“超级事实”，不断深化对这个思考模型的理解，而不是将其彻底推翻。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我们过去的简单二分法有哪些问题，我们过去对政治价值和政治现实之间的理解是不是太过单调，我们过去对历史的认识是不是太过狭隘。但是，我们不应该过快颠倒以前的简单二分法，不是说过去认为独裁是倒退而民主是进步的，现在就认为民主是倒退而独裁是进步，不是说过去认为暴政应消灭而自由应保障的，现在就认为自由应消灭而暴政应保障。我们应该把这一“超级事实”看作一个重新审视过去历史的契机，是一个扩展我们的视野，从诸多历史事实中梳理出新的评判人类社会与政治制度进步与否的话语体系与逻辑例证。
我这样讲，是因为历史和现实经验告诉我们，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历史的转向从来不会是急转弯，每一个戏剧性转折的背后都潜伏着巨大暗流，如同地壳下的软流圈推动板块运动一样，裹挟着历史中的人前进。新冠疫情既不会是21世纪**个“超级事实”，当然也不会是*后一个“超级事实”。甚至，考虑到国际秩序的巨大变化、地缘政治的潜在冲突，以及技术与文明安全之间越来越扯不断理还乱的纠葛，我认为完全有可能，这次疫情也许只是一次或一系列更大的“超级事实”的准备与前奏。我们不妨继续追问一系列事实层面的问题：它有改变美国追求全球军事霸权的野心与能力吗？它有消弭东北亚、东海、南海周边、南亚以及中亚的大量地缘政治风险吗？它有敉平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公带来的巨大裂痕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谁能保证疫情不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断裂，从而引爆更大的“超级事实”呢？
对此，我个人认为，我们有必要从眼下这起“超级事实”中暂时抽身出来，向前多看一步。因为疫情终将过去，之后的博弈，是文明之间更深刻、更底层的博弈，而博弈结果很可能取决于不同文明对历史和命运的深刻理解，具体到近五百年来的历史，也就是对“现代社会”何以诞生、力量何在的理解。向前看一步之后，我们也许还要向后看一步，因为我们对所有重大命题的理解都不能脱离历史。如果说独裁/民主、暴政/自由、专制/立宪这些理解现代社会起源的二分法，已经被“超级事实”打碎了，那么，那个真正赋予“现代社会”力量和生命力的本质源泉，到底是什么呢？
阿尔萨斯的小城
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其实是受到一次私人经验的启发。
2018年的9月，我与新婚妻子正在法国科尔马（Colmar）度蜜月。知道科尔马这座城的中国人并不是很多。但是，说起科尔马所在的阿尔萨斯地区，那名气可就大多了。
从1920年开始，有一篇文章在中国语文课本里雷打不动地存在了100年，这就是法国作家阿尔丰斯·都德的《*后一课》。中国人对这篇课文的*后一段可谓耳熟能详：
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了两个大字：
“法兰西万岁！”
然后他呆在那儿，头靠着墙壁，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散学了，──你们走吧。”
《*后一课》的场景就发生在阿尔萨斯。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利后，阿尔萨斯的大部分地区和洛林的摩泽尔省被划归德国，德国人禁止当地学校教授法语，这是史实。50年后，日本入侵中国，在占领区禁止当地学校教中文，恰好应了小说的场景。中国人的爱国热情被激发起来，这篇小说也因此奠定了其在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地位。
然而，我们来到科尔马，眼前的景象却有点让人吃惊。
不熟悉这个地方的朋友也许不了解，科尔马虽是一座人口只有7万的小城，老城区非常狭小，走一圈只需半天多时间，但是在这老城里，遍布有着六七百年历史的老房子，繁花似锦，甚是美丽。我后来专门查阅了资料，科尔马的主座教堂圣马丁合议会堂（St. Martin Collegiate Church）建于1234—1365年间，它对面的阿道夫之家（Adolf House）建于1350年，右手边的老护卫之屋（Building of Old Body Guard）建于1575年，老海关楼（Kofihus）建于1480年，商人之路上的许多私宅，也都有三四百年的历史。若你傍晚走到此间，灯火璀璨，游人徜徉，孩童嬉戏，真是一片安静祥和。
阿尔萨斯在历史上可是法德之间的兵家必争之地呀，这座小城是如何在战火侵扰之下完好地保存至今的？
要说阿尔萨斯没有兵荒马乱的战乱年代，那完全不符合我们掌握的近代史；可要说阿尔萨斯在法德两三百年恩怨史里受祸匪浅，眼下所见的一切又挑战了我们的认知。
恰好，我们在科尔马住的爱彼迎（Airbnb）公寓主人是一位法国老太太，我专门向她请教了这个问题。她睁大双眼，想了想，答道：“是呀，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点奇怪。想一想，大概是因为我们足够聪明吧。我们这个地方历史上比较有钱，不管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无论哪边的军队过来，我们交钱给他们买平安就好了。他们拿了我们的钱，自然可以壮大实力，又为什么一定要把我们毁掉呢？”
老太太这句话说来随意，我听来却如平地惊雷，电光火石之间想明白了一连串事情。
一些地区为什么会比其他地区富裕？除了自然资源好、地理位置重要、抓住了关键产业崛起的时机，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财富的稳定传承。这一点既是我们运用常识和社会经验很容易想到的，也是可以得到计量历史学佐证的。一项关于佛罗伦萨社会财富分布的研究证明，历经700年的岁月，祖辈收入和财富，与后辈收入和财富之间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3在不同社会之间，哪个社会能够更稳定地实现财富传递，当然也会显著影响不同社会间的财富差异。普林斯顿大学的斯考特和卡勒斯通过一项研究表明，在1200年城市化和经济水平越高的地区，在1800年的城市化和经济水平也越高。4
这真是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因为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太剧烈的社会动荡，很多人过去意识不到这一点。而且，这种剧烈动荡不只发生在20世纪，而是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朝代每更迭一次，就出现一次。
更进一步说，甚至中国人对社会动荡的“底层理解”，跟这位老太太代表的“底层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对战争的理解是“伏尸百万，流血漂橹”，是“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是“忆惜荒城破，白刃散如雨。杀人十昼夜，尸积不可数”。我们习惯于认为战争必然导致千里荒野，十室九空，自然也会中断财富传承。然而，如果像科尔马这种地方的人在战争444爆发期间同样也能维护甚至传承财富，那此地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底层算法”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经过千百年的积累，一点点量变也能引发巨大的质变。
老太太说的是事实吗？根据我读到的历史资料，像两次世界大战这样激烈的战争，对人口和财富的破坏之强是史所罕见的，“花钱买平安”这种事，应该很难实现。但是，20世纪的人类已经掌握了发达的知识和技术，战争可以消灭士兵，却未必能够大范围消灭产业工人的经验与知识专利，所以战争结束后的重建过程可以很快。
那么，如果我们讨论古代战争，尤其是中世纪欧洲，“花钱买平安”的逻辑是否成立呢？为此，我先是专门查阅了科尔马的历史。
1226年，科尔马被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1194—1250）赋予“帝国自由城市”（Freie und Reichsst.dte）头衔。这个头衔是什么概念呢？意思就是，在神圣罗马帝国体系内，科尔马直属皇帝管辖，而且在帝国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换句话说，这个城市有着法定的、能够跟皇帝谈判的能力。
为什么一个城市可以跟皇帝讨价还价，并且这种地位还能得到法律保障呢？这是因为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名义上是个帝国，实际只不过是一个由各邦国和领主构成的松散的庞大政治实体，各地对皇帝的效忠多半只是名义上的，只要不背叛皇帝，几乎做什么都可以。
具体到腓特烈二世本人，他出生在西西里，*早的王位头衔是西西里国王，西西里是他统治的基本盘，他的主要政治对手是位于意大利的罗马教宗和意大利南方的反皇帝城市联盟。科尔马位于德意志地区，一来他鞭长莫及，二来与其强硬地对待这些城市以展示他的君威，不如谈一笔交易，赋予当地一定的地位，从而换取一笔政治献金。所以这笔交易，还真的代表了科尔马花钱买到了“平安”的地位。
类似的例子不仅发生在科尔马，在欧洲其他城市也很常见。我们熟悉的“永恒之城”罗马，在410年被阿拉里克攻陷之前，就已经数次支付赎金给蛮族来确保安全，只是*后一次，它未能在蛮族面前保卫自己的荣耀。罗马毕竟太有名，容易成为众矢之的，那些比不上罗马的城市则有更多机会不为盛名所累。1494年，法王查理八世带兵进入意大利。意大利城市无力阻挡强大王国的入侵，只好“花钱买平安”，代价是12万金盾一年。只是，随后查理八世被威尼斯与阿拉贡的联军打败，佛罗伦萨的赎金也就不了了之。在意大利战争中，关于城市在战败后支付赎金的记载数不胜数。像切萨雷·波吉亚这样的雇佣兵头目在战胜对手后，甚至会要求对方支付自己高额年薪作为赎金的一部分，也就是逼迫对手花大价钱把敌人变成自己的佣兵队长。5事实上，游览许多城市的博物馆或研究当地地方史，我们会发现这种记载非常常见。被史学家大书特书的往往是那些城市被摧毁和劫掠的重大事件，但其实，这种事发生的频率远比“花钱买平安”的频率要低得多。
所以，法国老太太所说的“花钱买平安”，在西欧历史上的确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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